“本文将威权新自由主义分为三类——技术官僚主义（technocracy）、民粹主义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和传统威权主义。每种类型都有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特征，既有过程特征，也有机构特征。在对这些类型的概述之后列出了对三个国家的案例研究（意大利、匈牙利、哈萨克斯坦）。本文的目的不是评估在每个国家出现每种类型的可能性，而是强调这三种类型如何经常共存和结合。”
（BBC纪录片: Thatcher & Reagan: A Very Special Relationship）
新自由主义经济和威权政治是紧密相连的。
“威权新自由主义”体制并非新现象。芝加哥经济学最早在皮诺切特领导的智利采用，这种政治模式在 1990 年代的表征已被大卫·哈维以俄罗斯、东亚、非洲、墨西哥为例揭示。然而，特别是自“2008年后大衰退（post-2008 Great Recession）”以来，这种政治模式已经实质性地渗透到资本主义的“核心区域”，包括英国、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的欧盟。加上东亚大国、普京领导的俄罗斯、莫迪领导的印度、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等国家，它们都体现了威权政治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结合。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了什么？
威权政治的兴起通常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衰落或“危机”。根据葛兰西的说法，当“社会群体脱离传统政党”时，危机将变得更为广泛和“有机”。政党和传统统治阶级衰落，“当前的局势变得微妙而危险，因为活动空间已然为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方案敞开了，也为以具有超凡魅力的‘天选之人’为代表的未知力量敞开了”。这为一党制、超凡领袖或保守官僚机构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个被福柯学派、新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所识别和定义的项目，也是一个过程；它不仅由国家主导，而且跨越（并源于）多个场所和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化”的概念更能把握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复数的）“过程兼项目”的动态和多面现实。我们无法将新自由主义定位在华盛顿、华尔街或布鲁塞尔等特定地点。“多种新自由主义”，不能被简化为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空间性；既存在着“大 N 新自由主义”，但也存在着“小 n”类型，它多种、多样、多面、多地点，在日常社会中随处可见。
如何才能将这种多样性与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项目的观点相协调呢？
本文认为，国家是一股核心的、至关重要的力量，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国家不是、也从来不是容器：新自由主义化的力量（neoliberalizing forces）既源自“外部”，也源自“内部”；它们由公司、城市、地区（例如伦敦金融城或中国各省）以及跨国或政府间机构释放。国家是多孔的（porous），不断与内部和外部压力相互作用。
话虽如此，国家被理解为众多行动者中的一个，但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它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力量的催化剂。在中观层面上，它是促进、塑造和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关键参与者，它本身也正在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作为一个日益遵循市场原则运行的装置。
最近几十年，全球不确定性和经济危机加速了已经潜伏的威权化趋势。在某些情况下，改革由未经选举的专家以他们所谓的超然中立（super partes）知识的名义进行。在其他情况下，政治家们利用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来团结国家，抵御分裂倾向。还有一些情况是，铁腕领袖以秩序和稳定的名义夺取了政权。虽然这些情况有共同的根源，而且经常重叠，但重要的是要分析性地将其分开，并比较相关案例。
由于跨国全球化进程的出现，人们对比较方法论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在本文中，国家被视为行动者而进行比较，它们与它们之上、之下和之间的各种力量和过程相互作用。要理解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全部性质，还必须“纳入”这些力量。然而，虽然 McMichael 所指的纳入是一种“历史单一过程”，与“世界体系”的概念有着广泛的联系，但这里强调的是多种过程，这些过程以各种方式相互渗透并与国家相结合，从全球到地方，从资本到“社会斗争”，因此必须纳入其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方法有助于更好地关注国家这一关键行动者。例如，1980 年代的英国和美国在核心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支持下，通过塑造相当古典的市场经济，实施了新自由主义变革。德国利用其自身的“秩序自由主义”遗产建立了一个具有更强国家成分的体系，并影响了欧洲一体化。在意大利，一部分统治阶级利用欧洲一体化推动针对国家机器各个部门和地方抵抗力量的改革。换句话说，不同的国家对新自由主义有不同的解读，这一事实不仅证实了新自由主义的多样性，也证实了国家机构本身的中心地位。
本文将威权新自由主义分为三类——技术官僚主义（technocracy）、民粹主义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和传统威权主义。每种类型都有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特征，既有过程特征，也有机构特征。在对这些类型的概述之后列出了对三个国家的案例研究（意大利、匈牙利、哈萨克斯坦）。本文的目的不是评估在每个国家出现每种类型的可能性，而是强调这三种类型如何经常共存和结合。
技术官僚主义
它起源于新政、早期的欧洲共同体以及自 197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然而，由独立“专家”领导的全面技术官僚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变得更加普遍，特别是在欧盟。事实上，McDonnell和Valbruzzi研究的24个欧盟技术官僚政府中，有21个出现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并与经济/金融重组案例有关。如果我们考虑“混合”政府(由党派部长和非党派部长组成)，而不仅限于完全由非民选官员组成的“技术官僚”政府，那么数字会更高；更不用说在国家以下、市和地方一级涌现的技术官僚。
技术官僚往往是跨国代理人，在认为有必要稳定和开放新市场或支持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在欧洲)的地方采取行动。他们充当新自由主义资本及其国际机构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从“外部”渗透到国家。欧元区已经形成了一种“跨国专制国家主义”。相比之下，波兰的紧缩政策——巴尔采罗维奇计划( 1989-1991 )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一个委员会制定的。阿根廷在 19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由当时的经济部长、哈佛大学毕业生多明戈·卡瓦洛提出的，并得到了美国的认可。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 2011-2013 )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前欧盟专员，在没有对颇具争议的前任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进行不信任投票的情况下,“被推举”担任这一职务。然而，评估国际行动者和资本在技术官僚任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很困难，可以说技术官僚及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并非是被“引进”的，并在多地方化新自由主义化进程的框架内充当了全球、国家和地方力量之间的连接者。
(Domingo Cavallo的维基词条)
（Mario Monti的维基词条）
总的来说，技术官僚利用其学术和专业声誉来实施成熟的新自由主义计划。专业知识被用作“去政治化”的工具，即是对政党和民主进程的拒绝：这种选择显然仍然是政治性的。政党被边缘化，民主让位于新的、难以被问责的（unaccountable）机构和部门。专家和官员们推行政治议程，通常包括削减开支、自由化、私有化和其他亲市场措施。非政治化是以其他方式延续(新自由主义)政治。
那么技术官僚的目标是什么？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专业背景和经历,但大多数技术官僚都支持财政紧缩、宏观经济稳定和支持私有化的理念。这些选择以适应欧洲严苛标准、加入欧盟或欧元区、为全球竞争做准备或仅仅是现代化的名义做出；总体而言，主要目的是扩大和深化市场空间。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全球竞争力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议题，甚至超出了传统经济领域(教育、卫生、媒体、交通等)。
新自由主义的技术官僚形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这证明了其扎根于当地的特点。例如“嵌入式新自由主义”的西班牙与“脱嵌式新自由主义”的罗马尼亚之间的差异，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 1990 年代强硬的技术官僚政府的产物。在其他情况下(例如意大利)，技术官僚政府没有意愿或能力完全挑战公共部门的既得利益。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
尽管有时他们的修辞相互龃龉，但技术官僚主义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本质上是相互交织的。两者都声称洞悉并努力实施对国家“有益”的政策，其中一方将“精英”定义为国家，另一方则将“人民”定义为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会联起手来。“技术官僚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有例可循，在欧洲同样也有，例如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政府和 2018 -2019 年五星运动联盟内阁。“专家“可以帮助”人民"找到方向——迄今为止，这种妥协从未偏离新自由主义的方向。
（贝卢斯科尼的维基词条）
（五星运动联盟的维基词条）
但是,“人民”(或“国家”)与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右翼民粹主义是如何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民族主义是右翼民粹主义者的鲜明特征，有证据表明西欧“新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何与强烈的民族忠诚相结合，成为第二种类型?
事实上，两者往往相互扶持。自 1970 年代以来，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核心国家(英、美)，也适用于那些努力追赶核心国家的“半边缘”国家(中欧、土耳其、巴西等)。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及其内在矛盾尤其植根于美国和英国保守派“新右翼”的思想和实践。撒切尔主义是右翼全面“应对危机”的典范。霍尔的“威权民粹主义”概念是指一种定义明确的撒切尔主义话语，它颂扬“人民”和“国家”，反对 1945 年后社会民主政府的“精英”国家主义，并以个人主义、法律、秩序和反移民情绪的叙事为基础。自 2007-2008 年危机以来，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民族主义转向。
（撒切尔主义的维基词条）
民族主义也是东亚国家的一个特征，这些国家虽然保留了民主制度，但几乎没有克服全球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危机，而是朝着普兰查斯所说的“威权国家主义”发展，即在形式民主的限度内，强化威权主义（特别是通过行政部门）的做法。普兰查斯很早就观察到了“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危机，这种危机后来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典型特征。经济全球化正在侵蚀传统政党及其政治整合模式，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也在利用民族主义牌(例如篡改历史教科书)来为新自由主义背景下采取强制性社会政策提供合法性。传统(“老”)美国右翼所倡导的“旧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ve）”思想也表明了类似的方向，这种思想通常与特朗普的政治崛起有关。数十年来，帕特·布坎南等知名评论员和罗克福德研究所一直倡导自由企业、减税、小政府以及经济保护主义和反移民政策（！）。在这种观点中，国内的亲市场政策与一种强大且具有强制性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符合公民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竞争伦理。保守主义传统也进入了茶党和罗斯·佩罗等孤立主义者的政治中，后者在 1992 年的选举中获得了近2000万张选票，创下第三党的普选票记录。
（paleoconservative的维基词条）
（Pat Buchanan的维基词条）
（Rockford Institute的维基词条）
（罗斯·佩罗的维基词条）
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和解也是战略性的：自 1990 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力量虽然以某种温和的方式接受了国际主义和全球化，但新自由主义者却变得更加民族主义，甚至在欧盟内部也是如此。
（普兰查斯的维基词条）
此外，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回应性的”的思想根源。新自由主义思想诞生于 1930 年代，是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回应，并于 1947 年随着朝圣山学社的成立而得到巩固。从一开始，它就具有“否定”的性质，反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或社会导向的政策和思想(“我是我的敌人所不是的那种东西”）。当新自由主义与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一起进入政治舞台时，这种纪律严明、崇尚秩序的本质就完全显现出来了。里根和撒切尔的民族主义表达了一种竞争、等级、保守的社会愿景，这个愿景是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所共享的；它表达了建设更为强大的国家、在国际上更具自信(在冷战和欧洲共同体的背景下)以及在国内更具竞争力的愿望。在全球经济中，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之间的联系日益明显，而“大衰退”的成本却转移到了移民劳工、国际组织、边缘化群体或任何形式的多样性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反全球化”言论并不意味着对新自由主义的拒绝：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移民和边缘化群体身上,这是一种“福利沙文主义”。
传统威权主义
虽然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经验往往具有威权特征(例如在社会权利和移民方面),但在某些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直接与传统的威权体制相结合，形成了第三种更为铁腕的类型，其中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就是典型代表。
总的来说，威权主义崛起的主要原因是民主制度无法解决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结构性不安全为政治企业家崛起铺平了道路，他们承诺保护国家免受世界市场风险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根基深厚的核心国家，民主形式得以维持，而威权主义主要体现在一些做法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高度的职业不安全感、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都加剧了人们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反弹”，并助长了保护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对国际机构的敌视，但没有挑战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特朗普的霸权地位代表了一种“一国新自由主义”，即上层资产阶级(以特朗普本人为代表)在中下层阶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中寻找盟友，这些人“觉得自己成了‘故土的异乡人’”。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些因素在核心国家并未导致完全威权化的转变，但在其他地区，结果却有所不同。
（截自豆瓣）
例如，前苏联集团受到 1990 年代休克疗法的沉重打击。民主和资本主义根基较深的国家(例如捷克、匈牙利和波兰)设法更好地应对了新自由主义，即使后来面临民族主义(部分是威权主义)的强烈反弹。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冲击较大的边缘国家，几乎立即回归了威权形式。同样依赖于苏联遗产(特别是在安全部门中)的威权体制，成为应对社会崩溃的最可行对策。
最近，其他新兴经济体与俄罗斯一道，开始向威权方向发展。莫迪的印度和博索纳罗的巴西至少采取了一些威权做法。在这两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之前是以更协商一致的方式采用的，而自全球危机以来，它已被强行推行。持续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有利于资本与极右势力结盟，从而获得穷人和被剥夺者支持。莫迪的自由化和限制工会政策无疑表明了其右翼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核心。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与完全威权主义相结合，主要出现在前苏联集团的边缘国家；然而，在新兴经济体中，威权行径(有时甚至是完全威权的体制)的出现主要是资本主义对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的一种回应。
新自由主义和威权政治在理论上联系紧密，这一点从新自由主义关于强大国家必要性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国家能够按照市场导向重塑社会。新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者)无法完全调和民主的不确定性和激情与市场理性之间的关系。市场的纯粹性需要守护者，而守护者并非总是能够通过民主方式选出；这种情况在欧洲技术官僚国家中已经出现，而在发展中国家也初露端倪（从 1970 年代的拉美和亚洲经验开始）。2008 年大衰退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分水岭，但它引发了威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关系的强化。守护者变得更加庞大，他们经常在“本民族国民”(被认为更“适合”全球竞争)和“外国人”(通常是移民)之间划清界限。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限制在国家边界内。即使在具有深厚民主传统的国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生存也需要民族主义和威权政治，后者以更保守、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方式重塑了资本主义。
本文阐述了三种新自由主义专制主义的出现。第一种是技术官僚主义，自 1990 年代以来，这种政治体制已经深深植根于更发达的经济体和欧盟的架构中。第二种是民族主义形式，其内容往往带有“种族化”色彩，语气也带有民粹主义色彩，这种政治体制已经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扎根，但在中欧和东欧的半边缘地区更为明显。第三种类型是前苏联加盟国的传统威权主义，这些国家非发达的市场经济加上全球性的依赖地位，在 1990 年代迅速引发了向非民主政治的转变。
（本文作者，截自伦敦摄政大学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