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某个陌生之处找到家之所在，是一种无以言表的幸运——因为这综合了我们双重的向往：对漂泊的渴望和对家的渴望——这是生成（Werden）和存在（Sein）的合题（Synthese）。
——格奥尔格·齐美尔
（作者Prof. Dr. Hans-Peter Müller的柏林洪堡大学官网页面）
摘要
格奥尔格·齐美尔是这座城市的社会学家。他几乎一生都在柏林度过，他试图在家乡的大学（柏林大学，如今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前身）中发展学术事业。他很早便取得了非凡成就，出版了许多经典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货币哲学》。但智识上的成就并没有转化为事业上的成功。在柏林，他一直担任“编外讲师”——即没有薪水的教师——和“荣誉副教授”——即没有报酬的教授。作为全球闻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美尔却没有正式的教授职称——此般悖论展现了一种有趣的择优公式：成功导致了失败。齐美尔只有戴上一个能够以陌生为家的面具，才能忍受这种复杂的命运。本论文分三步展开：首先，介绍年轻的齐美尔，他将智识上的成就与自己被评论家所接受的程度结合在一起，简而言之，他是被咒骂的哲学家（philosophe maudit）。其次，尽可能地重建他的私生活和生活方式，因为齐美尔把所有私人事情都化作了秘密。第三，讨论他的主要研究课题（城市、卖淫、交际、秘密和陌生人），我们试图展示齐美尔是如何从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使他的个人存在成为可能的。
导论
说实话：谁能想象格奥尔格·齐美尔会去柏林以外的任何地方呢（Lindner，2011；Müller，2011；Sigmund，1993）？除了 1914 年至 1917 年在斯特拉斯堡的短暂插曲决定了他的命运之外，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首都度过的。用斯特拉斯堡岁月来理解他的生命历程会产生严重的误解，因为齐美尔是为了毕生苦苦等待的哲学和教育学教席，才告别了他挚爱的家乡和他生产力的思想土壤。用斯特拉斯堡岁月来理解他的生命历程实在是错得太离谱了，因为齐美尔在柏林生活是为了研究现代性的兴起。他是这座城市的、地地道道的（katexochen）社会学家。事实上，他成为了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他的《大城市与精神生活》（Simmel, 1971e , 1995 [1903]）为这一专业学科奠定了基础（Hoerning and Weidenhaus, 2018 ; Mieg et al., 2011）。齐美尔于 1858 年出生于柏林市中心，他在城市空间中如鱼得水，与社会各个阶层都保持联系，敏锐而深刻地描写了卖淫现象，对女性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并在青年阶段对社会主义表示同情。然而，他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框架下这样做的，因为他在自己的家中扮演了一个陌生人的角色。这是什么意思呢？如何理解这样的隐喻：Fremdheit als Heimat 或“以陌生为家”？齐美尔戴上面具，这使他能够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在前台，齐美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哲学家，他的演讲吸引了整个柏林的男男女女，但随之他便消失在幕后，我们对他的私人生活几近一无所知。然而，正是此般神秘莫测和他的隐匿性让他能够过上自己的生活，他喜欢称之为“对生活的审美塑造（ästhetische Lebensgestaltung）”。齐美尔在事业上碌碌无为，但偏偏又在智识上才华卓越，无论是他，还是大学和学术界，都无法接受这种悖论。这位“编外讲师”——即通过了成为教授所必需的第二篇博士论文（德国特有的“habilitation”）但没有获得带薪学术职称的学者——在德国内外比他的同事和教授更加的引人注目、更加的知名，这种身份地位的失调是如此不合理。我的论点是，这种以陌生为家的面具让齐美尔得以过上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并对他的学生和德国内外的广大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因而能够超越他不得不面对的灰色学术现实。他的世界使其可以自由地从事独一无二的研究计划来理解现代性（Dahme and Rammstedt，1984；Frisby，1986；Lichtblau，1996 、2019；Müller 和 Reitz，2018；Thouard，2020）。
齐美尔身份地位的失调早已被他的同代人（见Gassen and Landmann, 1958）和大量二手文献所认识到。作为受洗的新教徒，他那犹太人的外表和社会上的反犹主义，成为齐美尔晋升为正教授的关键障碍。Dietrich Schäfer，是著名历史学家海因里希·特赖奇克的高徒（Landmann, 1958 : 26f ），和老师一样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但却是为了确保海德堡大学不会授予齐美尔教授职位。就此而言，用科塞（1965、1970）的说法，他仍然是“学术界的陌生人” 。
本论文将分四个步骤进行。首先，介绍年轻的齐美尔，他获得了巨大的公众成功，但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他名声显赫，却又遭到排斥：一个被人咒骂的哲学家。但齐美尔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并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现代哲学、社会学和美学（Böhringer and Gründer，1976 ）。其次，我们将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了解齐美尔的生活方式。对生活的审美塑造，令人吃惊的媒体能见度，以及与此同时对社会所强加的某种封闭性的实践，构成了他个人生活方式的要素。第三，我们将用他最喜欢的社会、交际、时尚和冒险主题来展示他是如何成功地以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式展现其个人存在的。第四，我们将讨论他的城市研究的奠基性文本《大城市与精神生活》，并展示他如何将城市的结构构成与城市居民的文化心态联系起来。这项经典研究表明，他非常了解大都市的特点，并利用城市的土壤，以一种只有城市才允许的非常奇特的方式过着自己的生活：以陌生为家。尽管齐美尔反对将个人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但他自己的人生历程则是生活艺术的成功实践。
狂飙突进时期：因成功导致失败
齐美尔出生于一个经济层面并不成功的商人家庭，是这个家庭的第八个孩子（Müller，2018：11–90）。然而，他很幸运地得到了古典乐谱富商、叔叔Julius Friedlaender的支持。这使齐美尔得以求学并对在学院里的发展有所追求。但由于博士论文和“任教资格”方面遇到很大挫折，他只获得了“编外讲师”的职称，他等待的时间异常漫长，直到最终在柏林被任命为“荣誉副教授”。这个头衔意味着他有义务授课，但没有薪水。实际上，他是唯一一位被迫签署协议的“荣誉副教授”，协议规定他永远不会试图向大学收取收入。这种对青年学者的歧视行为清楚地表明，他的母校柏林大学不希望他成为正教授。1910 年，柏林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但齐美尔却没有受到邀请。此时，他已成为德国内外最知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作为知识界的名流，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学生，使柏林成为研究现代性的重镇，但他本人却被排除在这场盛会之外。这实在令人尴尬。诸多年轻人来到柏林，就是为了跟随齐美尔学习。
像齐美尔这样没有固定工资的“荣誉副教授”要靠他所吸引的学生数量谋生，因为当时学生必须支付所谓的“Hörergeld”，即听教授讲座的费用。齐美尔的名声越响，来听课的学生就越多。第二个收入来源是他的出版物，其中包括书籍、文章和《柏林市报（Zeitungsstadt Berlin）》（Mendelssohn，1982）副刊中的论文，这是因为齐美尔是一位高产的作家，而柏林则是一个繁荣的报纸和期刊之城。但是，作为一名无薪教授，要想过上体面的生活，就必须握有一笔财富。齐美尔很幸运，在叔叔Julius Friedländer死后，他继承了后者最大一部分遗产。尽管有这三项收入来源，齐美尔还是不得不在柏林多次搬家，以在这个繁荣的城市寻找负担得起的公寓。
由于身处学术界的边缘，被排斥在外，齐美尔的反应是极端的工作狂热和激进的批评。他发明了一种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择优原则：因成功导致失败。成功怎么可能意味着失败？这并不难实现，但需要绝望的勇气，加上过人的胆识（如果不是胆大妄为的话），以及由对能力的绝对意识所滋养的坚定自信。用美国人的话来说，这被称为“无所不能（can do all）”的心态。齐美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毫不妥协的偶像破坏者（iconoclast），他怀揣着少年的激情，一心想要颠覆大学及其学科的世界。在此过程中，他取得了几乎闻所未闻的成功。然而，正是这种“编外讲师”过早的、因此也是不恰当的成功决定了齐美尔的命运，并导致他在德国学术界的终生失败。齐美尔震动了学术名流的世界（Ringer, 1969），但这位青年学者、受洗的犹太人非但没能尽快晋升为正教授，反而在母校被人为地安排了一个低级职位。这本不应该发生：根据德国大学等级制度的传统，一名“编外讲师”不能（也不应该！）胜过当之无愧的资深教授。他竟然轻而易举地超越了自诩为文化科学指导精神的威廉·狄尔泰，这真是一桩丑闻。此外，狄尔泰本人对奥古斯特·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有着强烈的心理芥蒂，并将“年轻的齐美尔”（Köhnke, 1996 : 380–396）视为斯宾塞的嫡系弟子。尽管老式的柏林大学急需社会学这一新兴的时髦学科，而齐美尔则是这门学科最合适的先驱者，但一群人，狄尔泰便是那些人之一，致使齐美尔从 1885 年到 1900 年等待 15 年才晋升为“荣誉副教授”（Köhnke，1996）。简而言之：狄尔泰和齐美尔之间的竞争性冲突，以及后者过早的成名和思想声誉，打断了齐美尔的学术攀升之路。
为了对齐美尔的偶像破坏狂热有个印象，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他的早期著作。《道德科学引论》直言不讳地详细论证了，在大学里用哲学的方式研究伦理学永远无法创造出新的道德，只能得到一个“空壳”（“blosse Worthülle”，Simmel，1991a+b [1892 /3]: 9）。这一根本性批判使得齐美尔在谋求哲学教席时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更不用说伦理学了，因为伦理学占据了该学术领域所有职位的 50%（Köhnke，1986）。齐美尔本人希望放弃“伦理学”，转而采用“道德科学”，并表示希望不久的将来不会再有一本书以“伦理学”为名出版，就像没有一本书以“物理学”为名出版一样（Simmel，1991a+b [1892 /3]: 11）。从那时起，他就背上了“消极”和“批判”的致命名声，他的才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被恶评为是“有腐蚀性的”，正如Dietrich Schäfer对齐美尔的评论所表明的那样（Landmann，1958：11）。“对道德科学的浅薄探索显然永远不会引导齐美尔积极对待作为新道德体系基础的'伦理学'。”当齐美尔因这项批判性工程的首卷而受到这些褒贬不一的评论的冲击时（见Köhnke，1996：176–180），他在第二卷的第五章一开始就加大了赌注并祛魅了康德的“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也许，这在迷恋“新康德主义”的德国建制派道德哲学家眼中太过火了，因为康德当时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旨在想象主权个体的现代道德哲学中的至高权威。
《历史哲学问题》（Simmel, 1991c+1997 [1892/1905/1907]）令人信服地表明，历史哲学和历史主义都不能作为史学的基础。历史写作是一种以特定视角为指导的社会建构，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开始。在在对自己作品的反思中，即所谓的“自述”中，他强调了其著作的主要见解，即“‘历史’意味着根据科学精神的先验性形成直接的、只能经历的事件”（Simmel, 1959 : 9）。齐美尔运用康德的“先验”概念来表明，所有科学学科都遵循它们自己的、真正的视角，形成它们的知识种类和类型。
最终，在解构哲学和历史学之后，社会学成为了齐美尔（1989a[1890]，1989b[1900]）在《社会分化论（Über soziale Differenzierung）》中首次涉足的新学术领域。
无论是谁，胆敢以如此激进的方式挑战帝国大学的传统学术界，他都不能、也不应该在政治或奢侈的私人生活方式上得罪别人。以齐美尔的例子而言，作为一名受洗的犹太人（即使像齐美尔一样已经是第二代受洗，在基督徒眼中也永远是“犹太人”），从事社会学这一不受欢迎的贱民学科，以及女性学生（主要来自东欧）占很大比例的讲堂，这些都足以让他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讨厌鬼。Dietrich Schäfer（Landmann，1958：11）的上述推荐信正是提出了这些观点，以摧毁他在海德堡获得哲学教席的机会。甚至更多的丑闻或政治骚乱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大学的地位可能会随时倾倒，并有可能被视为政治上或文化上不可靠的危险人物而被剥夺任教的权利。他的母校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开除这位渴望在家乡获得教职的“荣誉副教授”。然而，齐美尔并没有给他充满敌意的学术环境提供这样的契机。
尽管如此，年轻的齐美尔 ( Köhnke, 1996 ) 同情社会主义 ( Simmel, 1992 [1900])，对“社会问题”( Simmel, 2010 [1902]) 以及“妇女问题”感兴趣，撰写了有关卖淫的文章 ( Simmel, 1985 )，但态度是冷静和公正的，就像韦伯 (1973a)所说的“价值中立”。齐美尔采用了一种知识社会学的方法，以比较的方式研究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 Simmel, 1999a )，因为他看到他的时代以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为特征，就像涂尔干在法国观察到的 (1902)一样。古典现代性 ( Dahme and Rammstedt, 1984 ; Fitzi, 2019 ) 必须通过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元论来理解。
社会主义主要代表平等，个人主义主张自由。与涂尔干 (1928)和韦伯 (1924)相比，齐美尔 (1999a、1999b、1999c ) 对社会主义的描述 ( Rammstedt, 1988 ) 在立场和定位上要抽象得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越低，社会主义制度对他或她就越有用。社会主义将弱者提升到与社会中所有其他成员相当的地位。社会主义通过拉平（level out）来实现平等。然而，对于企业家、学者和艺术家等所有其他地位的人来说，他们的地位必然会下降，因为平均主义的集体主义会削弱自我发展和创造的自由。齐美尔并没有与卡尔·马克思正面交锋，但他潜意识中的批评主旨仍然清晰可见。马克思（2004）曾声称，解放和个人自由只有在共产主义下才能实现。因此，共产主义意味着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和谐结合。作为“个人的共同体”的共产主义如何不仅作为一种想象，而且照进社会现实，这是马克思从未想过的事情。唯一的一点想法可以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找到，他在书中反映了一个个人主义者的欢乐共同体，他们随心所欲地打猎、捕鱼和从事文学批评（Marx and Engels，1969 [1845/46]：33）。
尽管齐美尔对社会和性别问题深表同情，但他却成为了个人主义的拥护者（Moebius，2023）。因此，伴随而来的问题“社会如何可能？”（Simmel，1971a、1992a [1908]）可以理解为“个体性如何可能？”（Müller，2015）。齐美尔潜在的关键问题涉及现代性与个体性的关系（Cavalli，2012；Monchatre 等人，2022；Thouard 和 Zimmermann，2017）。现代社会使人类的自由和个体性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这与涂尔干（1986 ）在其道德个人主义中的阐述，和韦伯（1972 ）在其对自主生活行为的要求中的阐述，是同一个核心问题（Müller, 2021）。但齐美尔通过结合哲学、社会学和美学（ Meyer, 2017）的跨学科方法，在分析上更加突出和详细。
因此，齐美尔从社会学、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早在《社会分化论（Über soziale Differenzierung）》中，他就发现了一种实现自由的结构性机制：社会圈子的交叉“the crosscutting of social circles”（Simmel, 1989a [1890] : 237–257）。如果一个人必须扮演多重且可能互不相容的角色，那么这种角色组合的协调模式就会为自由创造回旋余地。他的《货币哲学》（Simmel, 1989b [1900]）表明，现代社会大大增加了“免于（freedom from）”社会约束的机会，但并没有同时提供“去过（freedom to）”自主性生活的替代方案。为了回答这个根本问题，齐美尔分析了他的家神康德和歌德（Simmel, 1995a [1906/1912]）以及危险的恶魔叔本华和尼采（Simmel, 1995b [1907]），以找出如何将自由和个体性概念化，以及如何使它们真正成为可能。但直到他的最后一本书《生活直观》（Simmel, 1999c）——他的精神遗产——阐明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人生哲学，同时成为了哲学人类学的先驱——他才接近解决现代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可持续关系。齐美尔所发展的“个人法则”是借用康德道德哲学的术语来表述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绝对律令”。齐美尔的解决方案要温和得多，他没有寻求一种新的伦理，而是给出了后来被称为“生存美学”（Foucault，2007）的东西，以建立一种生活的审美塑造（“ästhetische Lebensgestaltung”）。为自己的生活行为制定个人法则，是少数能够自主性生活的杰出人士的特权。然而，普罗大众不得不接受消费和时尚风格（Schrage，2009；Schulze，1992），以使自己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是“独特的”。齐美尔预见了关于“独异性社会（society of singularities）”（Reckwitz，2017）的论述，这种论述作为21世纪的主要社会类型而受到欢迎。
从他早年的思想历程可以看出，齐美尔通过“追寻新时代”来改变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即从哲学、社会学和美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性关于建立自由和个体性的承诺。他尝试了很多条道路，在他所处的时代是超前的（Susman, 1959）。滕尼斯（2010）通过对共同体与社会的分析比较，概念化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韦伯（1972）观察到了普遍的理性化过程，这些过程导致了世俗化和对世界的祛魅。两位社会学家都触及了现代生活方式这个关键问题。但正是齐美尔对城市现代化的体验促使他去寻找新的生活方式。他的思想如此前卫，提高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公众曝光度，但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他在学术界的机会。因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宁愿过着平静的研究者、作家和评论家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