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punishes those who come too late
——Gorbachev
（1989 年 10 月 7 日，各国代表团出席东徳建国四十周年庆典大阅兵，到场的外国领导人包括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罗马尼亚领袖齐奥塞斯库、保加利亚领袖日夫科夫、波兰领袖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捷克斯洛伐克领袖杰克斯）
1989年10月7日，东德成立40周年。卡尔·马克思大道上举行着盛大的国庆仪式和大阅兵，各地的代表团纷纷前来祝贺。谁能想到，仅仅1个月后，柏林墙轰然倒塌。
东德是铁幕以东最能体现制度优势性的强国，它的政权最为稳固，是世界前十的工业国，它的人民享受着远超其他东方阵营国家的生活水平，位列世界前二十左右，与中下游西方发达国家接近，电视、汽车等产品早已走进多数家庭。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对此志得意满。当其他同一战壕里的兄弟国家，波兰、匈牙利、中国，甚至老大哥苏联都认为改革的重任迫在眉睫之时，他看不到任何改革的必要。
这是他掌权的第十八年。他曾是乌布利希的心腹，并于1961年遵从后者的命令修建了柏林墙。乌布利希的经济改革招致了勃列日涅夫的不满，这位苏联领袖于1964年作为“稳健的改革派头目”取代了“浪漫主义的改革派头目”赫鲁晓夫。然而，勃列日涅夫看到，随着改革的进行，人们似乎越来越不服从管教，总是提出新的令人不悦的要求；又因为中东战争促成国际油价的上升，似乎除了出口石油以外什么都不需要做就可以恢复经济增长，甚至足以挑战陷入滞涨的美国。
那为什么还要改革？柯西金改革随之流产，一起化为云烟的还有其他兄弟国家的改革。1968年，他暗度陈仓，天降神兵扑灭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1971年，他狸猫换天子，授意昂纳克发动政变，将蒙在鼓里的乌布利希赶下了台。有一定独立性的波兰民族主义领袖哥穆尔卡、匈牙利的温和改革派卡达尔也相继在政策上臣服于他的路线。
因此，我们可以猜测，东德建国三十周年庆典上，昂纳克亲吻勃列日涅夫的时候付出了真心。
（勃列日涅夫与昂纳克的兄弟之吻）
“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又一个十年过去，东德建国四十周年庆典上，昂纳克睁开眼睛，他正在接吻的不是老迈的勃列日涅夫，而是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他不喜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让东德的最后一场生日宴会变得扫兴。
（1989 年 10 月 7 日，戈尔巴乔夫与昂纳克的兄弟之吻）
当戈尔巴乔夫沿着柏林最为壮丽的菩提树下大道向东德政府所在地“共和国宫”走去，东德民众在街道两旁高呼“戈比！戈比！”，“我们是人民！”有些人甚至大声喊到“戈比，救救我们！”
（1989 年 10 月 7 日，共和国宫外面，人群聚集起来呼吁改革）
昂纳克志得意满的背后，是依靠向西方国家（尤其是西德）大量借债来苦苦维系的、随时破产的经济体系，是成千上万的公民通过匈牙利所开放的通往奥地利的边境逃离东德，是莱比锡地方选举舞弊案所引起的全国范围大规模街头抗议。
这些留下来的人，或者说还没来得及出逃的人，在建国庆典这一天聚集在菩提树下大道两旁和亚历山大广场，约有3000人，向戈尔巴乔夫大声求救。这些参与者认为，在建国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不会发生暴力镇压。
（1989 年 10 月 7 日，亚历山大广场，人群聚集起来呼吁改革）
参加庆祝队伍的戈尔巴乔夫似乎对这些呼声无动于衷。但在场外与记者交谈时，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迟到的人将会受到生活的惩罚。”
下午，在与东德高层进行会谈时，戈尔巴乔夫提到苏联面临的困境，并旗帜鲜明地呼吁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不要试图阻碍东德的更新。“我认为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不要浪费机会，”戈尔巴乔夫说。苏联、波兰、匈牙利的经验表明，如果我们无所作为，就会遭到唾弃。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果断前进。”他敦促昂纳克必须“愿意与社会所有力量合作”。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警告，昂纳克并未回应。相反，他再次赞颂了东德的伟大成就，并声称会用符合意识形态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周年纪念日当晚，戈尔巴乔夫离开市中心的宴会前往舍讷费尔德机场之后，军队和史塔西不再克制，他们出动了高压水枪、狼牙棒和胡椒喷雾，共和国宫外的青年活动遭到了他们的殴打与逮捕。这些冲突暴露在西德电视台的镜头前，由此世人皆知。接下来的两天，史塔西共进行了1071次“清除行动”，这是他们的行话，也就是逮捕。
（1989 年 10 月 7 日，普劳恩，史塔西调用消防车来作为高压水枪驱散人群）
两天后，10月9日，莱比锡有7万人走上了街头，尽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场，却并没有发生暴力事件。至关重要的是，昂纳克无法依靠驻扎在东德的近40万苏联军队来应对动乱。戈尔巴乔夫明确命令苏联军队在周年庆典期间留在军营里。在此时的东德，铁血方案似乎已经没有可行性。
认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东德高层的改革派认识到，国家已经风雨飘摇；只要昂纳克还在台上，改革就无法进行，国家就会坠入深渊。仅仅在周年庆典10天之后，他们联手向昂纳克发难。这些人中还包括统领了史塔西32年的米尔克，他曾经协助昂纳克推翻乌布利希，如今又参与推翻昂纳克。在这次会议上米尔克宣称，昂纳克必须对大部分民主德国的弊端的形成负责，他甚至威胁说：“如果昂纳克不辞职，他将公布他所掌握的足以让昂纳克名誉扫地的消息。”次日，昂纳克因“健康原因”辞职，改革派领袖克伦茨开始掌权。
（新闻报道昂纳克因为健康原因辞职，克伦茨上台）
克伦茨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改革派政治家”，他因为卷入一系列反改革的臭名昭著的事件（包括莱比锡选举的造假、周年国庆的镇压、支持其他国家的铁血方案）而一身腥。许多人因此并不相信克伦茨在街头压力下进行对话的意愿，他们反而要求刚刚上任的克伦茨立即辞职。
（昂纳克走了，克伦茨来了）
他确实在放宽新闻限制等方面实施了一些改革，但最急迫的现实问题仍然是人口出逃。克伦茨政府为缓解这一问题的方案是：放宽边境限制。他的改革团队相信，不少出逃的东德民众其实只是想去西边讨生活，如果可以自由流动，他们并不想抛妻弃子、永远离开自己的家。因此，开放边境反而能够迅速缓解人口流失问题，并且表明政府实施根本性改革的决心。历史证明这是一次严重的误判。
11月9日，东柏林市委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旅游条例”政策。当记者询问政策何时开始生效，沙博夫斯基发现这一政策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在沉默片刻之后，他说“即刻生效”。东柏林瞬间陷入狂欢。人们蜂拥走到柏林墙，冲破了原来的关隘。
（11月9日，勃兰登堡门，人们站上柏林墙）
开放柏林墙原本只是克伦茨政府所计划实施的改革中的一环。但是，改革来得太晚了。人们已经对克伦茨所代表的集团和他们推崇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不抱有任何兴趣了，也不再关心他们所展现的改革决心（其中包括将昂纳克开除党籍）。民众所期待的，是他们能否体面地退场，以及体制将会如何终结。
如果肯尼迪在西柏林舍讷贝格市政厅发表的“我是一个甜甜圈”演讲（也称“我是柏林人”演讲）能够和戈尔巴乔夫在东柏林共和国宫所说的“如果我们落后了，生活就会立即惩罚我们”产生呼应，那或许这样一个历史教训就呼之欲出了：
自由有许多问题，民主亦并非完美，然而，太晚进行改革的国家将会受到生活的惩罚。
（11月10日，勃兰登堡门，人们站上柏林墙）
（指挥家伯恩斯坦正在凿柏林墙。1989年12月，柏林音乐厅，伯恩斯坦在音乐会上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改成了席勒的另一篇著名诗歌《自由颂》，并说：“我肯定，贝多芬会同意咱们这么干的”）
(2007年，戈尔巴乔夫与柏林墙。即便在柏林墙倒塌 25 年后，戈尔巴乔夫在 2014 年参加柏林统一纪念仪式时，仍然受到人们“戈比！戈比！”的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