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节点：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理论、叙事和反事实
文摘
2024-10-21 05:19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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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宫历史磨坊，波茨坦）
作者｜乔瓦尼·卡波奇（Giovanni Capoccia），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丹尼尔·科勒曼（Daniel Kelemen），罗格斯大学政治系教授 “关键节点”这一概念是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制度主义文献中的很多因果论证都假定了一个有关制度演化的二元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制度演化具有以下特点，即：制度的稳定和复制会经历各种相对较长的路径依赖时期，这些相对较长的时期偶尔会因为短期的制度波动（它们被称为制度节点）而出现中断，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发生更加剧烈的制度变化。这些论证背后的因果逻辑强调在历史关键节点处作出的选择所产生的持久影响。这些选择排除了其他替代方案，导致了各种制度的建立，这些制度会产生自我强化的、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各种进程。用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的话说，节点是“关键的”，这是因为它们使制度安排步入正轨，而制度步入正轨后是很难被改变的。对历史制度主义者而言，路径依赖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因果机制，而关键节点构成了许多路径依赖过程的起点。 尽管作为制度平衡的起源时刻的关键节点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有关路径依赖的分析很少涉及它们，而是专注于在路径依赖过程开始后发起的制度“复制”阶段。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对整个政治发展的宏观历史分析。遵循这一研究传统的学者引用了“分枝树”（branching tree）的隐喻来描述如下观念，即制度发展的轨道在关键节点处会发生分叉。这些学者将制度形成的各种时刻置于他们分析的中心。虽然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宏观历史分析对关键节点分析框架的发展至关重要，但这些分析在潜在地引导其他子领域中的学者基于关键节点展开论证方面存在不足。尽管它们明确引用了一种借鉴制度经济学的更普遍的制度发展模型，但宏观历史分析所形成的理论框架适合它们自己领域的研究主题，而不适合其他许多制度分析领域中有关关键节点的研究。事实上，宏观历史分析通常将发生在关键节点中的偏离现象解释为是由结构上的先行条件造成的，而不是源自关键节点自身发生过程中的行动和决定。 除宏观历史传统下所进行的研究外，其他研究对关键节点概念的引用很随意，在方法上或概念上缺乏足够的严谨性。正如我们下面所讨论的，大量研究都从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研究方法获得了启发，这些研究或含蓄或明确地将制度形成的时刻视为这样一个时刻，即在该时刻，各种具有高度偶然性的小事件能够在选择一种具有弹性的、可以自我复制的制度平衡方面产生巨大影响。但是，这些文献很少能为那些想要运用关键节点这一概念的研究者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显而易见，与用于分析路径依赖过程本身的丰富的概念工具（如收益递增、锁定、时序）相比，定义、研究和比较关键节点缺少可供利用的概念工具。关键节点及其同义词通常被当作谨慎建构起来的制度发展过程的异常中断点，或一个“特殊契机”。本文试图纠正这种不平衡。 我们要解决与历史制度主义解释中关键节点的使用有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概念上的，一个是经验上的。首先，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关键节点？虽然在原则上，关键节点可以被用来解释各种发展过程——从进化生物学、宏观历史学、组织决策过程到个人生活史等，但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制度分析。在制度分析中，关键节点通常体现为这样一种情境，即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意识形态结构、组织结构等）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显著减弱，这会导致两个主要的结果：第一，对强势政治行为者而言，可选择的范围会大大扩展；第二，他们为了最终结果作出的决定具有的影响力可能变得更加重要。换句话说，偶然性变得极为重要。我们给出了关键节点的定义，旨在促使研究者在制度分析中更加严谨地使用这个概念，我们也希望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能够更加富有成果。其次，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关键节点？在政治行为者的自由度及其决策的影响力获得提高时，什么是分析这些时刻的最佳路径？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又应该使用哪种推理方式？这些方法具有哪些优点和缺点？我们认为，因为高度偶然性是关键节点的一个核心特征，所以反事实分析和叙事性过程追踪尤为重要，并且必须明确用来研究关键节点。在此背景下，我们也会解决与关键节点的横向和纵向比较相关的具体问题。我们还为与关键节点的因果性影响有关的各种竞争性理论主张之间的评判提供了标准。政治和制度发展的二元化概念在社会科学和政治史中有着古老的渊源，这一二元化概念建立在如下两种情况相互交替的基础之上：一边是变动的和快速变化的时刻，另一边是相对稳定的和进行制度复制的较长时期。一个早期的例子可以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有关现代市场经济兴起的经典研究中找到，他对“关键时期”（critical periods）和“连接起延伸的时期”（connecting stretches of time）进行了描述。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斯坦·罗坎（Stein Rokkan）也是这方面的先驱，他们将西欧政党制度的起源追溯至每个国家历史中的“三个关键节点”。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政治发展研究强调了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所谓的“分枝树模型”（branching tree model）的重要性。在这一模型中，在关键节点时刻作出的选择摆脱了制度发展的长期束缚。 最近，遵循这一传统（二元化概念）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借鉴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理论中的观念，丰富了他们的模型和概念词汇。在经济学中，保罗·大卫（Paul David）关于标准打字机键盘发展史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后来其他人有关技术发展的后续研究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整套数目可观的、新的分析工具，可以用来分析早期的选择和历史环境如何对技术发展产生持久的和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影响。同时，在进化论研究中，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尼尔斯·埃尔德雷奇（Niels Eldredge）的“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模型对更具渐进主义色彩的进化模型提出了挑战，在他们所提出的模型中，短期突变后将会是长期的平衡。虽然比起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模型，间断平衡模型提供的分析工具所具有的直接适用性要低一些，但它提出的隐喻吸引了众多社会科学家。 围绕关键节点、间断平衡和路径依赖这些借鉴来的概念构建起来的制度发展模型为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和美国政治发展这些子领域中的众多研究提供了概念框架。关键节点概念已经被运用到数量惊人的各种不同研究主题中，例如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美国宪法、欧盟的法律和预算政策、工会、政策制定中的议程设置、英国的权力下放、产品市场和银行业中的竞争规制、东亚的地区主义、外交政策、比较政治经济学、现代国家、战争的原因、冷战的结束，最为突出的是，这一概念被运用到对体制或整个地区的发展的宏观历史分析中。然而，大多数文献强调的是支撑着路径依赖模型的制度复制机制，而不是关键节点自身的起源阶段。大多数学者对关键节点的引用都很随意，他们只是将关键节点作为一种变化的模式提及，而没有探究其意义，也没有发展出与之相关的方法。 显著的例外出现在有关整个体制或地区发展的宏观历史分析的文献中，在这些文献中，关键节点得到了最持久的关注。在科列尔夫妇（Ruth Berins Collier & David Collier）有关8个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中，关键节点是核心概念。根据他们的定义，关键节点是“一个显著变化的时期”，它通常会在不同的国家（或其他分析单元）中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它被假设为会产生独特的（制度）遗产。詹姆斯·马霍尼（James Mahoney）在有关中美洲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中采用了类似的研究方法，将关键节点定义为“在两个或更多选项中采纳某一特定选项时的选择点（choice point）”，这个选择点是由前期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马霍尼强调了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过程之间的关联，其解释认为，“一旦特定选项（在关键节点）被选定，即使还存在多种其他选择，但要回到原点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相比于科列尔夫妇，马霍尼更明确地强调了行为者和有意义的选择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关键节点都是社会结构相对不确定的时刻，在这些时刻，有意识的行为者以比正常情况下所允许的更加能动的方式决定着结果……这些选择通过揭示长期发展模式如何取决于遥远过去的行为者的决策，而展现了当前行为者的力量。” 科列尔夫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学者对关键节点的关注，而马霍尼最近的理论贡献在于阐明了关键节点的概念，并且强调了关键节点中的行为者所具有的力量。然而，虽然这些贡献很重要，但没有解决多少关键问题。总体而言，使用或提及过关键节点概念的研究缺乏概念上的一致性，同时也不能为想引用这一概念框架的研究者在方法上提供足够的指导。在概念的阐明和操作化应用方面所做的尝试都没能成功消除概念上的混乱。 概念上的缺陷在以下四个关键方面尤其突出：权力不对称、时间跨度、分析单元、微小偏差。首先，一些引用了关键节点的论证没能具体指明分析单元，即没有指明这一节点对于何者是关键的。其次，在涉及关键节点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中，已有文献对于如何处理时间跨度问题缺少指导。再次，关键节点经常被等同于变化的时刻。然而，变化并不是关键节点的一个必要元素，尽管这看起来违反直觉。最后，现有的许多文献都借鉴了制度经济学中的类比，从而掩盖了关键节点中权力不对称的影响。 在研究路径依赖现象的背景下，我们将关键节点定义为时间轴中“相对”较短的时期，在该时期内，行为者的选择影响最终结果的可能性得到大幅提高。所谓的“相对较短的时期”指的是节点持续的时间比它所触发的路径依赖过程（该过程导致了最终的结果）持续的时间要短。所谓的“可能性得到大幅提高”是指行为者在关键节点处的选择影响最终结果的可能性比在节点之前和节点之后的可能性都要高。这一定义抓住了如下两层含义：首先，这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在此时期内）行为者面临着一个比原有的可选范围更广的选择范围；其次，他们从这些可选项中作出的选择可能会对后续的结果产生显著影响。此外，这一定义通过强调行为者的选择影响结果的可能性在关键节点之后会下降，表明他们在关键节点处所作的选择能触发路径依赖过程，这一过程会限制未来的选择。正因如此，关键节点构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即与制度安排的“正常的”历史发展有着质的不同。最后，我们的定义为解决已有文献中存在的、与分析单元、时间跨度、微小偏差和权力不对称有关的问题做好了准备。 当面对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是否构成一个关键节点的问题时，我们必须把研究固定在一个分析单元之内。二元化发展模型——即关键节点与制度的稳定和复制阶段相互交替——已经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下被使用，从个体的生命历程，到基于“间断平衡”模型的生物进化分析，再到物理学的多个分支学科，还包括以上讨论的政治学中各种不同的分析单元。具体来讲，在历史制度主义中，分析单元通常是某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行为者的决定在平衡阶段是受到约束的，在变化阶段则被赋予更大的自由度。这样的制度可以是一个单一的组织（如，一个政党、一个工会或一个企业），或组织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如，一个政党体系或政府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或公共政策，或整个政治体制。 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构成某种制度的关键节点的历史时刻可能并不会构成另一种制度的关键节点。有时，学者们会将政治上、社会上或者经济上发生重大剧变的相对短暂的时期确定为一般意义上的关键节点。然而，即使是整个政治体系面临“不确定时期”（unsettled times），许多制度可能仍然不受影响。正如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和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k）指出的那样，“即使在出现历史间断点的过程中，通常也存在相当大的连续性”。同样，在“确定时期”（settled times），某些特别的制度也可能会面临关键节点。即使很多制度都是相互联系的，但一个制度的关键节点的出现并不构成其他相关制度的关键节点。例如，一个时段被确定为一个国家的政党体系的关键节点，但它可能并不是其国家整体的制度类型或利益协调体系的一个关键节点。事实上，如果你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同意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的观点——“以历史的或制度的观点来看，政治是制度安排中持久的不协调和摩擦所构成的”，那么这并不会令人惊讶。正如安德鲁·科列尔（Andrew Cortell）和苏珊·彼得森（Susan Peterson）在讨论制度变迁时强调的那样，不同的外部冲击可能会对一些决策领域产生影响，而对别的领域则不会产生影响。虽然发生在某一分析层次上的相关事件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分析层次，但从分析角度讲，如下做法具有重要意义，即将这些分析层次区分开来并且明确指出所讲的关键节点是相对于哪个具体的分析单位的发展而言的。 大多数历史制度主义者不是将关键节点看作稍纵即逝的事件，而是将其看作一个事实上可能会持续多年的短暂时期。如果一个关键节点不是一个离散事件，而是在一个相对压缩的时期内相关事件的累积，那么在哪个时间点将其称为渐进的进化而非快速变化是更加准确的说法？关于制度变迁的渐进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低估了关键节点和间断平衡的影响）认为，选择点的出现具有很强的规律性，而选择的积累导致了最终的结果。首先，我们认为，关键节点的持续时间一定比它触发的路径依赖过程所持续的时间要相对短暂。把整整10年时间视为一个世纪后所看到的某个结果的关键节点是合理的。但是，将一个历时10年的时期视为仅仅一年后所看到的结果的关键节点显然就是不合理的。其次，关键节点的真正持续时间对行为者自由行动的可能性有着重要影响，因为其行动的结果比在正常时期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节点持续的时间越长，行为者的政治决定被重新出现的结构性制约因素限制的可能性就会越大。皮尔森对社会科学中有关时间跨度的阐述所作的分类有助于厘清使用那些涉及关键节点的解释在什么时候是合适的以及在什么时候是不合适的。正如皮尔森解释的那样，社会科学中的阐释所涉及的原因要么是短时间跨度的，要么是长时间跨度的，并且提出这些原因的目的是为了解释要么有着短时间跨度，要么有着长时间跨度的各种结果。 如下文更详细的讨论所示，关键节点的持续时间应该比它所触发的路径依赖过程相对更短。因此，如果因果解释依赖于一个时间跨度相对较长的原因，那么关键节点框架就很有可能不适用于该解释。在涉及长期的累积性原因的解释中，可能存在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这些累积的原因最终冲破了这一临界值并导致了快速的变化，但这个临界点不是关键节点。事实可能是，在接近临界点时所采取的行动有可能会阻碍变化的发生。然而，涉及累积性原因的因果解释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某个特定结果的可能性会稳步增加，因此，这一结果不会出现在行为者的决策对结果的影响力格外大的压缩时刻（关键节点）。相反，关键节点框架更适用于涉及短期原因的因果解释。在关键节点引发路径依赖过程的情况中，我们会观察到，（在关键节点期间）在短期原因出现后会发生一种皮尔森所说的该原因与最终结果之间的“时间分离”（temporal separation）。 许多学者依据关键节点所引发的结果（也就是引发的变化）来给其下定义。即使这种定义试图将关键节点与变化等同起来，但这个观点并不等同于强调结构的流动性和高度的偶然性，而这两点是关键节点的核心特征。偶然性意味着广泛的变化是可能的，甚至可能性很高，但也不排除制度实现再平衡的可能性。如果某个制度进入其关键节点（此时，存在着多个选项），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恢复到关键节点之前的情形。因此，变化并不是关键节点的一个必要因素。如果变化是可能的和合理的，并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最终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被拒绝，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这些情形作为“不关键的节点”（non-critical juncture）而将其抛弃。 遵循皮尔森“回头看”的建议，大多数研究者都将制度变迁的根源追溯到了一种“路径”（path）的起源。我们当然不是不同意这种研究方法，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被单独使用，那么这种方法会忽略掉一些关键节点可能会带来制度的再平衡这一事实。此外，忽视历史中的微小偏差实际上会使学者错过那些与他们试图解释的结果有关的、重要而有趣的反例：换句话说，这将会把选择性偏差带进他们的比较分析中，从而得出的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并且有可能是有缺陷的）。同时，另外一些比较分析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例如，在乔凡尼·卡波西亚（Giovanni Cappoccia）分析的几个案例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欧洲民主国家的统治精英所作出的关键决策对避免民主政治的崩溃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将分析都限制在体制崩溃的情况中相比，卡波西亚将其分析扩展到导致体制崩溃的危机和导致民主再平衡的危机中，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识别关键行为者、事件、决策和它们之间联系的方法。他也避免了选择性偏差，从而得出了关于政治危机中关键决策的重要性的可靠结论。 比较政治学中大多数关于路径依赖的文献都从制度经济学中获得了启发。例如，科列尔夫妇和马霍尼把他们的研究看作分析制度发展的更普遍方法的一个案例，并且明确把他们的研究与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研究联系起来。然而，制度经济学中对路径依赖的典型描述没有诉诸政治学和社会学中通常所使用的有关制度发展的二元化概念框架。相反，他们提及了如下情况，即“一系列小事件”开启了一个以收益递增为特征的过程。例如，布莱恩·阿瑟（W．Brian Arthur）解释道： 假定在一个岛上，所有的汽车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引进的。司机可以在靠右行驶与靠左行驶之间进行选择。选择任意一边行驶都可能带来收益递增：随着选择某一边行驶的司机所占比重增加，选择这一边行驶获得的收益就会快速上升。偶然性思想揭示出，我们会看到最初会有多大比重的司机选择靠左或靠右行驶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是，如果选择某一边的司机所占比重偶然地获得了足够的领先优势，那么其他司机也会“选择”这一边，以致最终所有的汽车都会选择在道路的同一边行驶……实际结果可能是由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小事件”决定的——司机的反应、在路上跑的狗、交通灯设置的时间或位置。 虽然这段话是以生动的语言来描述“锁定”（lock-in）和“非遍历性”（non-ergodicity）（或路径依赖）的性质，但显而易见，对这种不可逆过程的“起源”时刻的概念化与历史制度主义中通常使用的关键节点是不同的。“变动性阶段”（phase of fluidity）（例如，在靠道路哪边行驶这一点不确定的时候）被概念化为行为者作出的一系列微观选择——这些选择主要因为随机的原最终指向了某个方向，然后导致“系统进入一个圈闭区域”。 政治分析中关键节点的典型含义不可能对应于该模型。理论上，我们当然可以将政治变化概念化为一系列随机的、指向某个方向的小事件导致的结果，但是这会掩盖政治的一个关键方面：权力。与从制度经济学中引进的其他概念一样，关键节点这一概念也需要加以改造以适用于政治学。政治学对关键节点及其同义词的分析通常关注的不是随机的小事件，而是由有影响力的行为者——政治领袖、政策制定者、官僚、法官——作出的决定，并且考察他们在制度发生变动的阶段如何将结果导向一种新的平衡。所以，正如西伦所述：“当条件的变化使他们在权力的政治平衡中处于有利或不利的地位时，群体和个人不仅仅是旁观者，更是具有策略的行为者，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能够在背景条件转换所提供的‘机遇期’采取行动。”事实上，即使在有关行车方向的案例中，通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际上是政治精英的决策，而非司机所作出的一系列微观决定带来的结果。甚至，关于欧洲行车方向历史的粗略调查显示，标准的确立往往与司机的决定关系不大，更多是与政治决策有关。举例来说，在法国，关于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应该靠路的哪边行驶的问题经过了几年的变动和不确定后，1794年巴黎官方制定了靠右行驶的规则。后来，拿破仑的征战将法国这一新的靠右行驶的标准传播到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瑞士、德国、波兰、俄国以及葡萄牙与意大利的许多地方。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有关关键节点的分析视为对不确定情境下的决策制定的分析。因此，我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应当以一种系统的、严谨的方式来重构决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要确定哪些决策是最具影响力的，以及对行为者来说什么选择是有效的和可行的，并阐明这些决策对其他重要决策的影响及其联系。有多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完成上述这些任务：“过程追踪”，“系统化的过程分析”，“分析性叙事”，以及一般而言的各种形式的结构化的、理论引导的叙事。关键节点分析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对偶然性的分析：在关键节点阶段，由于放松了对行为的“通常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约束，所以决策是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的情况下作出的。对偶然性的考虑要求研究者分析“在原本可能发生什么的背景下实际发生了什么”，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以一种预见性视角来补充我们的事后视角（这对确定变化时刻是有用的），这不仅使我们能够重构实际决策带来了什么结果，而且能够重构其他可行的选择原本可能导致的合理结果。这一做法就把我们带入了反事实分析的领域。下面，我们将详细阐述这两个方法论工具：反事实分析和理论引导的叙事。 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直拒绝接受基于反事实的分析，将其视为“虚拟历史”。然而，近年来反事实分析在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中重新获得了它们应有的地位，同时，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一些研究突出了结构完善的反事实分析在评估特定因素对历史结果的因果性影响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本文阐述了用以评估反事实论证的合理性的逻辑规则和方法论规则，并区分了具有高度启发价值的反事实与那些属于引人思考但不够严谨的“虚拟历史”领域的反事实。 虽然提出了一整套标准（包括明确性和逻辑一致性），但本文认为，反事实分析要具有合理性，它们首先必须遵守理论一致性这一标准。马霍尼解释说，分析者应该集中关注“在关键节点时期确实存在的、并且在理论上原本应该被采用的反事实前提”。另外，历史一致性也很关键。历史一致性也被称为“最小重写规则”（minimal-rewrite rule），这一标准用若干方式约束了反事实推断，例如，只考虑那些实际存在过的、被加以考虑的、被相关行为者以微弱差距否定的政策选择，或者排除掉如下这种反事实，即其前提与结果之间相隔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至于其他所有事情不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保持不变。 多位研究者强调了分析关键节点期间的偶然性与反事实思想实验之间的联系。集中关注关键节点阶段政治行为者的作用及其决策这一方法适用于那些能够得到历史记录支持的、合理的反事实思维实验。就可利用的历史资源而言，事实论证与反事实论证之间的区别不应该被夸大：那些最终被采用的决定与那些被考虑过、讨论过、但最终被放弃的决定有着一样多的历史证据。同样，我们至少拥有足够的证据对其他那些原本真有可能被采用的决定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作出明智的推断。 叙事的运用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历史性描述中无处不在。虽然在历史叙事的运用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可能集中关注的是各种长期的过程，但叙事的运用在分析关键节点这样的更短期的阶段时甚至更重要。按照波兰尼的说法，在有关“关键时期”和“拓展期”的分析中也必须运用这种方法。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新的理论文献和方法论文献体现出这样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叙事”并不一定等同于散漫的或特意构造的故事。在政治学、特别是在比较分析中，叙事通常被清晰的理论模型充分地结构化了。 理论模型简化了事实并推动了叙事的构建，其重点是理论自身认为重要的方面；就关键节点而言，这些方面包括主要行为者及其目标、偏好、决策以及对他们产生直接影响的事件。不过，无论是采用形式化的方法还是非形式化的方法，关于关键节点的分析都需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叙事不仅要详细说明实际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而且要说明那些曾被考虑过，但最终被否决了的决定和行动，从而让那些使得关键节点成为“关键的”、险些实现的反事实清楚地显现出来。第二，叙事不仅应该重建那些被采纳了的决定导致的结果，同样要在尽可能多的可用数据的支持下，重建那些有理由被采纳、但最终并没有被采纳的决定可能导致的结果。以下我们将简要讨论每种方法的优缺点。 应用博弈论工具来分析关键节点具有以下几个优点。对行为者的收益及其可以采取的行动和策略的严格规范化和形式化有可能使行为者面临的可替代选择及其结果明确化。此外，形式化方法至少可以阐明一些险些实现的反事实，这些反事实原本可以导致另外一种平衡。对“路径外行为”（off-the-path-behavior）和子博弈（sub-game）完美均衡的分析在这方面尤其有力。形式化方法的一个潜在缺点是，它需要采用一种可控的博弈论模型，而这可能导致对复杂情况进行过于简化的描述。在对不同分析单元的关键节点进行横向比较时，这一问题将变得更加棘手，通常情况下把单个模型应用于多个案例会存在更多困难。另一个潜在缺点是，如果不能从经验层面证明所假定的因果机制的确在发挥作用，那么对正在发生的博弈进行的规范化就可能不会令人满意。 有关制度危机的非形式化叙事有着悠久的传统。在这些研究中明确提及过程追踪也变得越来越普遍。“过程追踪”是一个足够灵活的方法，它开始于多个选项都对新平衡状态开放的情形，这一新平衡状态的形成建立在选择其中某个选项的基础之上。这种过程追踪方法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不同分析单元，能对“未采取的路径”作出解释，并能对那些导致了最终结果的关键决策和选择进行程式化的、但令人信服的重建。非形式化方法的潜在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就折射出了形式化方法的优点：虽然叙事能更加尊重历史事实，但它有可能包括了太多细节，因而牺牲掉了简约或优雅性。 像其他概念一样，关键节点可以在多个不同的维度中作比较，也可以是不同比较研究设计的一部分。最常见的涉及关键节点的比较研究设计建立在如下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该理论框架在涉及关键节点的不同分析单元（例如，国家、政党、利益集团）中识别出相似的历史过程，在这些关键节点处，相同类型的行为者在相似的战略环境中采取行动，并且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变化通常源自关键节点阶段的决策和策略互动导致的偶然结果。 在此背景下，比较涉及关键节点（或产生了“多重叙事”）的发展过程具有以下几个优势。第一，一个分析单元中的反事实论证可能是另一个单元中的事实论证。换句话说，如果关键节点在相似的条件下发生于相似的分析单元中，那么同一行为者的不同决策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使得变化成为可能，并增加了分析的整体影响力。第二，这有助于识别反面案例，即那些同样呈现出了结构易变性特征和行为者的影响力、但实际上并未产生彻底变化的节点。第三，比较相似的节点（它们有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有助于集中关注重要行为者、重要时刻和重要选择，同时忽略那些不太相关的背景细节。 这种研究设计中的典型是上面提及的有关关键节点的经典的宏观历史研究和最近的比较研究。然而，早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对整个时期的分析而不是依据特定的决策展开的。相反，最近斯塔希斯·卡里瓦斯（Stathis Kalyvas）关于欧洲基督教民主出现的比较研究和卡波西亚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民主危机的比较研究都将决策过程置于其分析的中心。两者的研究——前者采用了形式化的方法，后者采用了非形式化的方法——比较了相似环境下的不同例子，专注于每个案例中一些相同类型的行为者及其决策，并且通过将类似的变动性时刻导致发生了变化的案例和没有发生变化的案例涵括进来，发现了因变量的变化。 当比较研究涉及发生于不同空间单元和不同时间点的“相似的”节点时，这种研究设计可能存在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学习（political learning）会对被比较的案例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如果这些节点在某些重要的特征方面（例如，法西斯政党的崛起导致的民主政权危机）是相似的，但发生于不同的时间点，那么后发案例中的行为者就会知道先前案例的结果，从而相应地调整他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必须考虑先前的节点对后来的节点的影响。 纵向比较——即对被用来解释相同分析单元中的结果的两个或更多关键节点进行比较——提出了不同的问题。相互竞争的解释所识别出的、被其宣称是某一结果的关键节点的历史时刻可能会不同。支持不同观点的两位学者都会提出有说服力的因果论证、反事实推断以及证据，最终，学界可能会相信每个节点在各自的历史轨迹上都是关键的。我们如何来评估这些相互竞争的论证呢？ 评估一个关键节点“有多关键”需要对“关键性”进行操作化处理。在我们看来，关键性由两个要素来衡量，我们称之为概率激增（probability jump）和时间杠杆（temporal leverage）。概率激增衡量的是与节点相关的最终结果出现的概率发生的变化，它由两个组成部分：第一，最终结果的发生概率出现的变化（增加），对照的是该结果在关键节点期间或紧挨着关键节点之前处于最低点的发生概率；第二，在关键节点之后，最终结果发生的概率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1。相对于在关键节点期间或者紧挨着关键节点之前处于最低点的概率，在关键节点结束时某个结果的发生概率增加得越多，则节点越关键；关键节点之后某个结果的发生概率越接近于1，则节点越关键。时间杠杆衡量的是关键节点的影响持续的时间，它是相对于节点本身持续的时间而言的。这个测量值越高，则节点越关键。 通过公式化，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组合、加权和折合，从而形成衡量关键性的单一指标。我们在公式1中提出了一种对关键性进行操作化处理的可能策略。Py = 关键节点期间或紧挨着关键节点之前的时间点上结果y的最低发生概率；Tx’ = 关键节点的结束与结果y之间的持续时间。 只要CJy > 0，随着CJy的增加，关键节点对于y的关键性也会增加。我们对时间杠杆的测量突出了如下观点，即关键节点持续的时间相对于它所引发的路径依赖的因果过程的持续时间越短，则该节点就越关键（即Tx’的值很高）。我们对概率激增Tx的测量结合了以下两点：第一，由于关键节点的作用，结果发生的概率增加了多少，即（Py' –Py）；第二，关键节点过后，最终结果的发生概率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1，即{1-[1-ln(Py')]} 。这一测量是用来衡量关键节点期间所作出的选择对被研究的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整体影响。 这里的关键之处并不是要建议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应该为他们的论证计算出关键性值。更确切地说，该模型只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工具，它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在相互竞争的历史叙事之间发生的言语之争中，我们已经做了什么。例如，该模型清楚地表明，关键节点的持续时间比它所触发的路径依赖过程更短暂。该模型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结果发生数年前所作出的决策（它极大地提高了该结果发生的概率，例如，从0.1上升到0.6）被认为比在结果发生数小时前所作出的决策（它使该结果发生的概率从0.9上升到0.95）更关键。 除了作为对相互竞争的观点进行比较的工具之外，对关键性进行的这种操作化处理还有助于更加严谨地使用关键节点概念。首先，它使学者更专注于那些“最关键”的节点。公式1大致概括了这个模型下的关键性值的变化，图1表达了与公式1相同的意思。分析制度发展的长期过程的研究者应集中关注那些具有很强的时间杠杆和很大的概率激增的关键节点（图1中的第4象限）。 对关键性的操作化处理通过对时间杠杆的强调，促使学者重点分析强势行为者在严格受限的时期内采取的具体决策，而不仅仅是在一种隐喻的意义上来谈论（这往往产生误导）选择的“时刻”（这些时刻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持续好几年）。事实上，与关键节点相关的高度的结构易变性和行为者的高度自由是不可能在Tx 的值很大（即关键节点持续时间很长）的情况下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者的选择可能会受到先前存在的或新出现的结构性约束的实质性影响，所以，此时采用一种不同的制度变迁分析模式可能会更好一些。下一节我们将举两个应用关键节点框架的实例：一个是单一案例研究，即对长期争论的魏玛共和国垮台问题的一个新的史学研究；另一个是对欧盟宪法化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变化时刻（两者都被认为是潜在的“关键节点”）的比较，并最终确定哪一个是关键节点。 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历史中可以发现几个关键节点的例子。例如，若将政体作为分析单元，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情况下民主的崩溃取决于关键政治行为者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和行动，这些决策明显地增加或减少了某个政体在未来几年走上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亨利·特纳（Henry Turner）以魏玛德国为例作了雄辩的阐释。在《希特勒通往权力的30天》（Hitler's Thirty Days to Power）一书中，他分析了1933年1月期间德国政治体制建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以及关键政治行为者的政治选择，此后，希特勒就被任命为总理，纳粹时代也随之开始。他认为在那一个月里，德国返回到一个完全的民主政体已经不可能了，但除建立一个纳粹政权外，其他的选择还是有可能的，最重大的一个选择是在德国建立起军政权。 虽然特纳没有使用关键节点这一术语，但他的整本书就是对关键节点的一个详细分析，他所描述的这些决定性的时刻引导着德国的政治体系趋向一个新的平衡。关键节点的所有特征均表明：与“正常”时期相比，偶然性（体现为关键行为者的决策和影响这些决策的纯粹的偶然事件）显得更加重要。在陷入困境的几周时间里，关键行为者的重要性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纳识别出这些关键行为者（他们总共也不过十来个人），并证明他们的决策和选择是十分重要的，甚至通常是决定性的。考虑到当时德国处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状况中，因此这些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比那些处在相似位置的行为者在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状况中所作出的决定要重大得多。 特纳针对性地提出了如下重要问题：假定，第一，这些行为者作出的不同决定都是可行的；第二，这些决定都可以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那么节点本身是否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特纳坦率地探究了如下问题，即决定性的行为者是否真的可以作出一系列不同的决定，还是说，与此相反，他们被“强有力的幕后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会对更具“结构性的”条件作出回应，因而更加缺乏“偶然性”。最终，这成为了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历史文献和其他历史证据可以告诉我们，关键行为者在关键节点能否以极大的自由采取行动。在研究的最后，特纳在一些以往未被利用的文献的基础上总结道：“所有这些行为者都是自由地根据他们自己的偏好作出政治决定的。”至于第二个问题，即不同的决定是否都会对结果产生重大的影响，特纳同样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军队有力量控制公共秩序，并且可以将纳粹运动降格为一种边缘性角色，大部分军队势力对希特勒抱有敌意，以及纳粹党在选举中式微，这些都表明不同的政治决定原本是有可能导致德国在1933年建立一个可靠的军政权的。 特纳对在一个非常明确和有限的时段里（大约四周时间）作出的关键性微观决策（micro-decision）的关注可被视为对我们的关键节点研究方法的典型应用：节点的时间杠杆非常强大（1个月的时间段影响了一个持续了12年的政权）。概率激增的幅度也很大：如果把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总理作为关键节点的终点，那么在这一阶段建立一个完全巩固的纳粹政权的概率要显著高于一个月前。 在过去50年里，欧盟已实现了宪法化。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已经从一个建立在条约基础上的国际组织转变为一个建立在一整套条约基础上的准联邦政体，这一整套条约就是一部宪法，只是不这么叫而已。大批学者已经研究过这个过程，如下结论得到了其中绝大多数研究的支持：欧盟法律的宪法化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自我强化的过程。 回顾这个路径依赖的过程，当身处其位的行为者作出的选择让欧盟法律体系走上了导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结果的轨道时，我们能否识别出某个或某些关键节点？欧盟法律体系的发展历史提供了关键节点的众多备选项：嵌入在《罗马条约》中的制度规定、欧洲法院作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各项裁决、多数表决制的引入以及一些令人扫兴的事件，例如，强势成员国的政府选择对欧洲法院的行动不予理会的时刻。除了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步骤，微观层面的累积过程——如由成员国国内法院向欧洲法院移送的案件持续增加——也推动了欧盟宪法化向前发展。考虑到这样的重大步骤和微观变化大量存在，也许把宪法化构想为一系列演化性的和累积性的原因的结果，比把它视为由关键节点所驱动产生的结果更好？ 虽然大多数关于欧盟法律一体化的文献都将这个过程看作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几乎没有学者会反对如下观点，即在某些时刻，关键决策会影响欧盟条约走向宪法化的可能性。接下来，我们将对这样两个时刻的重要性作出评估。第一个就是《罗马条约》的谈判代表选择建立初步裁决程序（preliminary ruling procedure）的时刻；第二个是欧洲法院里程碑式地确立了自身具有至高性的原则和具有直接效力的原则的时刻。第一个时刻作为欧盟法律宪法化过程中的重要的关键节点显得尤为重要；而第二个时刻的关键性就低得多了，因而可能没有资格成为关键节点。 1958年的《罗马条约》在第177条确立了初步裁决程序。该程序规定，只要成员国的法院所审理的案件涉及欧盟法律问题，该法院就可以将案件移送到欧洲法院以寻求对相关法律进行正确解释。决定将第177条纳入《罗马条约》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并且其最终导致的影响并不是同意这一举动的成员国政府所能预期的。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和安尼－玛丽·斯劳特 （Anne-Marie Slaughter）所说的那样：“毫无疑问，欧盟成员国并没有预见到它的影响；第177条是一项附带条款，是由参与《罗马条约》谈判的一名低级别的德国海关官员提出的。” 很显然，第177条很有可能不被纳入到《罗马条约》中，但核心问题是第177条的引入在何种程度上开启了一个使得实现宪法化的可能性急剧增加的路径依赖过程。全面探讨这个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大量的关于初步裁决程序的文献以及与其他法院的经验的比较都表明，由第177条所开启的这一路径依赖过程非常有弹性。这个过程建立在欧洲法院与成员国法院之间的司法对话的基础之上，这种对话持续增强了欧洲法院和欧盟法律的影响力。初步裁决程序使得大量的案件被移送至欧洲法院，这又使得它建立了大量的判例法，这些判例法可以被用于后续增加的案件的审理。此外，因为移送案件的权力掌握在成员国的法官手中，所以他们将欧洲法院看作其在国内斗争中的一个潜在盟友。最后，许多诉讼当事人都希望利用这一程序使欧盟法律服务于国内的政策争论。因此，初步裁决程序允许欧洲法院、成员国法院以及私人诉讼当事人采取自利行为，以便强化彼此的力量并推动欧盟法律的宪法化。 第177条被纳入《罗马条约》这一时刻明显成为了一个关键节点，相比而言，至高性原则和直接效力原则的确立在关键性上要低得多。当然，欧洲法院1963年和1964年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策中宣布的这两个原则对欧盟法律体系的后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些原则虽是欧盟建立其准联邦式的法律秩序所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事实上是其基石），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1963年到1964年期间，即欧洲法院第一次确认这些原则的时刻，是一个关键节点。 首先，欧洲法院拥有的至高性和直接效力并不只是依靠欧洲法院在这些案件中作出的判决建立起来的。相反，在这些先例中得到确认的原则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因为它们在随后的判例法中被重申，并逐步被各成员国的司法机关和政府所接受。直到1979年，这些原则才在整个欧盟最终建立起来。如果我们将至高性和直接效力原则的建立所经历的这一较长的时间段作为潜在的关键节点，那么我们面对的会是一个为期16年的时间段（1963-1979）。 其次，因为欧洲法院在扩大欧盟法律的适用范围和权力时是为了其制度自身的利益，所以它就有着持续的动机来建立这些原则；并且，鉴于不断有案件移送到欧洲法院，它也就有足够的机会这样做。因此，与1963-1964年这段时间的前几年或后几年比起来，欧洲法院在1963年和1964年的选择影响欧盟法律走向的概率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欧洲法院没有在1963年和1964年建立直接效力原则和至高性原则，那么它在以后也会这么做。这些判决是欧盟法律宪法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但与将第177条纳入《罗马条约》比起来，其重要性又没那么大。 关键节点是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罕见事件：一项制度的正常状态要么是稳定的，要么是发生着有限的、调适性的变化。不过，（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不一定是关键节点导致的结果，它也可能是一个渐进过程带来的结果。谨慎和清晰地使用这一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考虑到关键节点这一术语及其同义词在历史制度主义文献中随处可见这一情况。但到目前为止，一些依托这一概念的研究在使用该概念时很随意，对这一概念采用了不同的定义，并且没有考虑到所选择的定义和概念的全部含义。在本文中，我们试图通过给出关键节点的精确定义来澄清这些概念上的模糊之处，我们强调了哪些分析方法可以用来研究关键节点，评估了不同的理论方法和比较研究设计的利弊，并用一系列简短的案例来说明我们的分析方法的效用。
我们将偶然性作为关键节点的关键要素。在关键节点时期，（制度）变革受到的限制远远少于在关键节点之前或之后的路径依赖阶段受到的限制。在关键节点期间，偶然性得以增加，因为在路径依赖阶段施加给行为者的结构性限制大幅放松了。只有通过严谨的反事实分析，我们才能对偶然性展开研究。因此，在这种分析中，合理的反事实情境的重构是关键性的，这种重构的基础是依据充分的理论作出的预期以及对得到经验证据支持的决策过程的重述。由理论引导的并牢固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叙事与各种不同的理论方法（从非形式化方法到博弈论）是兼容的。因此，我们的概念化与不同的制度分析（从历史分析到理性选择分析）是兼容的。 当试图解释由自我复制的和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过程导致的制度结果时，“回顾”引发这一过程的起源时刻当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方法强调研究者不能止于识别出关键节点，而必须深化对史实的调查，以便识别出那些将制度引导到这一个或那一个方向的关键决策（以及影响这些决策的关键事件），这一关键决策和关键事件偏向于某一制度平衡而不是其他原本有可能被选择的制度平衡。我们应该特别关注那些对决策制定者而言是可行的其他选择项，因为这些选择也能够从可查找到的历史记录中重建起来。对关键决策及其即时情境的深入理解对历史比较分析至少有着两方面的积极影响。第一，它能够使具有比较意义的反例（即未导致变化的关键节点）被识别出来。第二，关于不同节点对于特定的制度平衡的出现具有的重要性存在着各种对立性的观点，对关键决策及其即时情境的深入理解有利于对那些观点进行评估。我们对“关键性”的操作化应用当然不会终止学者之间对各种关键节点的因果重要性进行的争论，但它至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分歧所在，因而引导着研究进一步展开。 应用这种精心构思的横向和纵向比较极大提高了历史制度主义分析结果的可信度。更一般地来说，遵循制度分析中的这一原则可能有助于纠正我们所看到的这类研究中的不平衡之处（即强调制度复制与路径依赖阶段，而相对忽视制度平衡的起源时刻），并对两者都给予应有的重视。本文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2期），注释从略。来源于“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英文题目为“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Theory, Narrative, 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无忧宫历史磨坊，波茨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