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新自由主义是一系列源于经济、并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计算技术’，那么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 1494 年复式簿记的发明，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不是米塞斯、哈耶克或米尔顿· 弗里德曼，而是马克斯·韦伯，他认为工具理性的兴起使西方与其他地区区别开来——尤其是韦伯在其比较宗教社会学中非常重视Lebensführung(生活方式)这一相关概念。”
——来自本文的注释
新自由主义的人类学研究已经分化为两极：一是霸权经济模式，以市场规则的各种变体为基础；二是反叛的方法，以福柯治理术的衍生概念为推动力。这两种概念都掩盖了新自由主义的“新”的含义：国家并没有被取消或被掏空（hollowed out），而是被重新设计和重新部署，使其成为制定规则和塑造主体性、社会关系和集体代表的核心机构，以此来让市场的虚构部分变得真实且重要。
基于华康徳过去二十年对发达社会的城市边缘地区（美国黑人贫民窟、西欧大都市工人阶级郊区）的结构、经验和政治处理方式的实地调查，发现这些研究对象几乎都经历过牢狱之灾，由此注意到“刑事司法的爆炸性扩张”，即美国在 1990 年代一跃成为监禁率全球前列和积极控制犯罪政策的全球输出国，西欧左翼政府接连效仿美国的“先进经验”将打击街头犯罪提升为城市地区的国家优先事项。经济放松管制、监督性工作福利和惩罚性刑事司法政策往往一同四处传播和开花结果，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顺序扩散（sequential diffusion）和功能联动（functional interlock ）模式。对贫困的惩罚成为新自由主义项目在国内实施和跨境传播的核心要素，刑罚国家的“铁拳”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华康徳的研究由此从后工业化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微观民族志走向了世纪之初新自由主义利维坦的宏观社会学。
华康徳提出了上文提到的两种方法之间的中间道路，将新自由主义解释为国家、市场和公民身份的结合，利用国家将市场的印记强加给公民身份，Neoliberalism as market-conforming state crafting。
新自由主义从 1930 年代的危机中诞生，其目的不是恢复 19 世纪晚期的自由主义，而是克服后者对国家的错误认识。新自由主义源于一种双重对立，一方面反对以集体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后来是凯恩斯主义)解决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反对古典自由主义中“守夜人国家（watchman state）”的消极观点。它希望改革和重新界定国家的权力范围，以积极培育和支持市场作为一项持续的政治创造（ongoing political creation）。
华康徳将新自由主义描述为四种制度逻辑：
（一）经济
商品化是市场或类市场机制的延伸，其依据的概念是，此类机制是有效分配资源和奖赏的普遍最优手段。
（二）社会
纪律性社会政策，从作为一项权利而明确授予的保护性福利转向矫正性工作福利，在这种政策下，社会援助以接受灵活就业为条件，并包含具体的行为要求（培训、测试、求职，甚至以低于贫困线的工资工作，还包括限制生育、遵守法律等）。
（三）刑罚
扩张性的刑事政策旨在遏制被灵活就业而影响的城市地区社会不安全感扩散而产生的混乱，并在其声称控制的日常生活狭小窗口中彰显国家主权。
（四）文化
个人责任的修辞是一种激励话语和文化粘合剂，将国家活动的各个组成部分粘合在一起。
布迪厄的官僚场域概念为剖析国家的重塑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国家作为分层和分类机器，自上而下推动新自由主义革命。布迪厄认为，当代国家被两场内部斗争所贯穿，这两场斗争与社会空间中爆发的冲突同源：垂直斗争（主导者与被主导者之间的斗争）使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拥趸、希望推动市场化的决策者（“高级国家贵族”）与捍卫公共官僚机构保护使命的执行者（“低级国家贵族”）对立起来；水平斗争（两种资本，经济和文化，在内部争夺霸权）使国家的“右手”——经济翼（旨在实施财政约束和市场纪律）与国家的“左手”——社会翼（保护和支持被剥夺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范畴）纠缠在一起。华康徳将刑事司法部门，与财政部和经济部并列，作为国家右手的核心组成部分。
由此引申出三个论点：
(1)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经济制度，而是一个政治项目，旨在通过纪律性的“工作福利（workfare）”、中立的“监狱福利（prisonfare）”和个人责任的修辞来为商品化服务。纪律性的“工作福利”和惩罚性的“监狱福利”监督着那些因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契约/庇护主义社团主义（clientelist-corporatist）的解体而陷入动荡、被剥夺权利和蒙羞的民众；
(2)新自由主义导致界定和分配公共物品的官僚机构空间从左手向右手倾斜（资源从左手向右手转移，右手的全景、惩罚技术和修辞殖民了左手），催生出一个半人马国家，在阶级结构的两端呈现出相反的面貌：在顶层实行自由主义，扩大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持有者的生活选择；在底层实行惩罚性的家长制，管理因不平等加剧、工作不安全和种族焦虑蔓延而不稳定的人口；
(3)国家刑罚部门的扩张和美化是新自由主义利维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除了极少数例外（加拿大、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部分地区），西方所有后工业社会的监禁率都有所上升，拉美后专制国家的监禁率也呈膨胀趋势，前苏联国家的监禁率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这些国家监禁率成为经济“协调程度”的最佳预测指标，即新自由主义化的反向指标。因此有必要将警察、法院和监狱纳入新自由主义统治的政治人类学中心。这种统治人类学能够捕捉国家如何划分和管理问题领域和类别，以创造市场并塑造符合这些市场的公民，无论他们是否喜欢这些市场。
（勃兰登堡门，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