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anthropology.berkeley.edu/alexei-yurchak)
人类学家阿列克谢·尤尔恰克的研究始于一个看似悖论的问题：虽然苏联体制看似是不可改变的，但它的崩溃并没有让苏联公民感到惊讶。尤尔恰克试图解释这一悖论，他将其归因于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权威意识形态话语的日益静态化。尤尔恰克将这一发展称为“超规范化”（hypernormalization），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强调复制这种话语的表面形式，而个别术语的内在含义却越来越模糊，从而使新的解释得以渗透进来。通过将这一趋势公开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perestroika）破坏了这一话语体系，进而极大地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尤尔恰克认为，在苏联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这样一对矛盾：一方面相信人类解放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通过苏共的政治指导和控制才能实现这种解放。苏联的意识形态要求"新苏联男人/女人"将自己交给苏共和集体，同时培养一种开明、好奇和自主的心态，这是一种内在的矛盾。斯大林的威望使他能够置身于权威话语之外，并对其进行编辑评论，他将控制者和创新者的角色结合在一起，暂时掩盖了这一矛盾。
1953年的斯大林之死，以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摧毁了超然于权威话语之外的独特位置。因此，任何新的意识形态偏离都可能是越轨的，因为不再有外部编辑的声音来确认其有效性。这就需要一种新的话语风格，而这种风格依靠过去的知识和权威。演讲稿的作者越来越多地相互借鉴，将个人责任和个人风格降到最低。意识形态文本的语言 "变得越来越规范、繁琐、引证和循环往复。这种语言变成了所谓的超规范化语言。”(第75页)
尤尔恰克的理论是，在社会主义晚期，苏联经历了越来越强调权威话语中的述行性方面，而同时又不太强调述事性方面，这就是其所谓的“述行性转变”。他从言语理论中借用了“述行性”和“述事性”这两个术语，该理论将语言划分为两类语句：述事性语句旨在表达事实或描绘现实，而述行性语句的功能则是完成某些事情，对现实产生某种影响。随着话语的超规范化，苏共也相应地更加重视保护其形式。然而，在强调“述行性”的同时，权威话语的“述事性”维度却日益模糊不清。尤尔恰克认为，权威话语的术语逐渐脱离了其最初的定义，使“人们能够参与新的、非预期的意义”（第27页），根据自己的需要塑造意义。这种述行性转变削弱了权威话语的合法性，尽管苏联公民并非致力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结果。
（节选本书第一章，译者：陈荣钢）
苏联共青团的书记们认识到，为了组织“有意义的工作”，比如解决社会问题和组织有趣的活动，他们需要做“形式上的”（pro forma）意识形态和官僚工作，这便是这种转变的例子之一。尤尔恰克指出，这些干部认为这种结合是“相互构成的”，代表着“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目标”。(第95页）尽管如此，这种思维方式还是在权威话语中引入了新的含义，比如 Svoi（自己人）的概念。Svoi 是指那些理解参与权威话语必要性的人，他们认识到权威话语在促进正常生活方面的作用。Svoi 囊括了绝大多数共青团员。
其他一些人与政权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联系较少，他们选择在体制的“局外”（vnye）生活，尤尔恰克将其定义为“在体制内外同时‘悬浮’（suspended）”。(第127页）他们的生活方式围绕着代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好奇心和独立性的机构，如文学俱乐部、咖啡馆和青年音乐舞台。这些生活方式虽然与权威话语相一致，但又与之不同，他们注重个体的兴趣，创造私人的意义。然而，许多生活在“局外”的人将自己视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这种方式产生的新意义使许多人得以保持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viet Underground Culture, P.159)
苏联公民创造了一种西方形象，尤尔恰克称之为“想象中的西方”。苏联政府与西方的关系模棱两可，一方面认可一些知识是有文化的公民所必需的，另一方面又谴责西方的意识形态，并试图限制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限制的宣传形式是谴责对“西方”的过度迷恋。然而，那些对西方仅表现出温和兴趣的青年并不觉得当局的批评话语是在针对他们，因此也没有形成反体制的身份认同。国家与西方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模棱两可、瞬息万变，述行性转变所开辟的空间重新诠释了权威话语的述事性，从而使专注于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个人同时被西方所吸引。
尤尔恰克指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种特殊的讽刺形式——荒诞戏仿（stiob），这种讽刺进一步加剧了权威话语中意义的错位。然而，它也通过笑声缓解了悖论的压力，从而对制度产生了稳定的影响。
尤尔恰克的背景是属于苏联最后一代的俄罗斯移民学者，这有助于提高他的分析质量。他的分析方法微妙，拒绝任何简单的二元解释，表明他对苏联社会复杂性的理解。他的主要资料来源包括从个体收集而来的材料，如日记、回忆录和口述历史访谈，以及官方话语，包括演讲、报纸和视觉艺术。这些材料非常符合作者所采用的语言学话语方法。
本书具有独创性和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一些缺点。虽然书名和正文都明确提到了最后一代人，而且尤尔恰克询问的绝大多数受访者都出生于1950年代后期，但该书却声称其论述适用于1950年代中期。此外，赫鲁晓夫以偏离书面演说、创新的意识形态背离以及对权威话语的个人编辑评论而著称，因此并不适合尤尔恰克的模式。尤尔恰克拒绝接受任何对立动机的 “svoi”似乎过于绝对：一种更微妙的方法可能会认识到“忠诚”和“不忠诚”的程度，以及政治笑话的笑声对合法性构成的威胁。他作为人类学家的背景可能会导致他未能建立某些重要的联系，例如将苏联共青团书记的官僚造假与工厂经理的类似欺骗行为进行比较。
尽管存在这些批评，尤尔恰克仍值得称赞。尤尔恰克的这部著作在设计上雄心勃勃，经过深入研究，具有创新性，是历史学和人类学最佳结合的典范，运用了两者的理论和方法来阐明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在相对稀缺的斯大林后苏联历史领域，该研究是跨学科研究的杰出范例，是所有研究 1953年后苏联历史和社会的学生的必读书。
陈荣钢译 |《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第一章）
（本书评作者，现在担任咨询公司CEO，同时为畅销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