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含照片除非特殊说明，均由本人拍摄）
来自由大学之前，几位从柏林观光回来的朋友都曾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东柏林与西柏林很不一样”。“很不一样”这四个字构成了我对柏林、乃至冷战时代的最初遐想。柏林墙的两侧，是天然的社会科学实验室，同根同源同文化的德国人，在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之后，走向了迥异的现实。
抵达柏林之后，每次和朋友走街串巷，都会问彼此，“这里曾属于东柏林还是西柏林？”。一个格外生动的案例是，前一阵儿与朋友去勃兰登堡门看欧洲杯，她一下地铁就跟我说，她觉得她坐的这条线路大概是位于东柏林，因为一路上车轮与铁轨摩擦的噪音非常大。
然而，我们的判断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因此，这样一个问题时常浮现：假如我们被随机抛到柏林的某条街道，这条街我们从未涉足，不知方向，也没有地标，我们能不能够仅凭建筑风格、基础设施来判断自己身处“东还是西”？
这样的假设可以帮助我们杜绝以下两种由成见而致使的常见情况：1.在已知某处街区位于西柏林或东柏林的情况下而理所当然地对它加以评判；2.因为某处街区的贫穷或富足而倒推它位于东柏林或西柏林。
昨天我心血来潮去实践了一下，与其说是心血来潮，不如说是天赐良机。本来是在去学期最后一课的路上，却赶上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漫长的红灯，和一辆提前出发的巴士，于是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对岸抵达、停息、渐行渐远。所有需要我匆忙追逐而注定会迟到的东西我都不想要了。
于是我搭上S42路环线，在Frankfurter Allee站下车，上一次去史塔西博物馆时也在此下车。
（前史塔西总部的一隅）
（另一视角）
（史塔西总部马路对面的住宅楼）
从建筑风格来看，Frankfurter Allee上的这些住宅楼大概属于典型的“勃列日涅夫楼”，而非“赫鲁晓夫楼”。关于二者的区别，读者可前往一下两篇推文：祖波维奇 | 《共产主义者的财产：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城市住房计划》(书评）和西蒙·赫克斯特布尔 | 明日街头的共产主义：斯大林时代之后的大众住房和日常生活（书评）
这里可简要描述一下：二战之后，苏联（乃至东方阵营的多数成员国）面临着严峻的住房短缺和基础设施破落的问题。斯大林时期不均衡的发展政策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赫鲁晓夫更具平均主义色彩的福利政策。在住房方面，赫鲁晓夫主持兴建了大量的三至五层的预制板公寓楼，搭建这一类建筑一般只需要很少的成本和时间。苏联居民在战后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居有定所的朴素愿望。虽然有着建筑质量很差、厨房和卫生间相当狭小、隔音不好等问题，相比于斯大林时代和战争时代，赫鲁晓夫楼在极短时间内在极大范围内的普及无疑是巨大的社会进步。这样的建筑在整个苏东集团风靡一时，在中国，我们称之为“单元楼”。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部分是由于民众对住房质量的大量投诉，当局修改了住房标准。勃列日涅夫楼实际上是对赫鲁晓夫楼的升级改造。
（利希滕贝格大街的住宅楼）
勃列日涅夫楼有几个典型特征：
该建筑比赫鲁晓夫楼要更高（5、9、14-17）；
它们主要由面板构筑，很少由砖块；
屋顶平坦，覆盖着沥青；
这些房子都配备了电梯和垃圾槽；
屋顶安装了排水沟；
楼梯比赫鲁晓夫或斯大林时代的更宽敞。
对号入座，我们大概可以说这些住宅楼是“勃列日涅夫楼”。
（卡尔·马克思大道临街公寓的背面，靠近韦伯草坪）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条Frankfurter Allee（法兰克福大道）不是一条寻常的路，而是东德时期东柏林的第一主干道。它在不同的路段有不同的名字：在勃兰登堡门前，它叫菩提树下大道；在亚历山大广场前，它叫亚历山大街；在莫斯科咖啡馆前，它叫卡尔·马克思大道；在法兰克福门前，它叫法兰克福大道。
这样一条大道，称得上是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和东德的心脏轴线。十分可惜的是，似乎并没有公交车沿此线路从头到尾行驶。地铁U5倒是基本上与此线路贴合，但坐在车厢里看不见窗外风景。于是，我便每坐到一站，就攀至地面浏览观光，然后再下去搭地铁去下一站。
（截自谷歌地图，红线为U5线路）
（卡尔·马克思大道，远处是电视塔）
现在的卡尔·马克思大道，在1949年斯大林70岁生日之际，被赐名“斯大林大道”。在赫鲁晓夫主政时期，曾在此威严矗立的斯大林铜像被丢进熊熊熔炉，斯大林大道也于1961年改为了现名。
这条马路历史悠久，往来交通，以前是老柏林刑场的所在地。二战几乎将此夷为平地，为东德政府实践其全新的规划提供了苦涩的条件。
（卡尔·马克思大道）
无论是以谁的名义，这条大街，尤其是法兰克福门到施特劳斯伯格广场的那一段，是东德政府最为看重、悉心打造的“社会主义天堂的橱窗”。与西柏林“资本主义世界的橱窗”——选帝侯大街——针锋相对，这里自然不会遍布着无数国际顶级奢侈品店，也不是什么购物扫货的长廊；在社会主义古典主义风格（Sozialistischer Klassizismus）的塑造下(西方建筑师将此风格嘲笑为“糖果店风格”Zuckerbäckerstil/斯大林巴洛克风格），这里街道十分宽阔，以便承担交通、游行和阅兵的功能，是真正的国宾大道；两边则是近观远望颇有气势、外墙装饰富丽堂皇的住宅楼，下面一二层是咖啡馆、餐馆和商店。
漫步其中，仿佛置身莫斯科。
（卡尔·马克思的雕像）
东德政府将此大道宣传为“工人的宫殿”，然而，成本却是异常高昂的：每间公寓的建筑成本比平均水平高出九倍，房屋的质量也往往很差。竣工几年后，第一块瓷砖便已脱落。
（施特劳斯伯格广场的住宅楼，设有铁网拦截瓷砖）
东德的首席御用建筑师赫尔曼·亨塞尔曼，曾在魏玛包豪斯大学担任校长，作为斯大林大道的主要设计者（他还设计了柏林电视塔），他推翻了自己所推崇并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古典主义风格，转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更为强调节约成本和建筑的功能。1959年之后，“不再有石匠将石头垒在石头上”，而是通过机器组装工业预制混凝土部件，形成预制建筑。正是这样的建筑，构成了上文所提到的法兰克福大道住宅楼。
（卡尔·马克思大道临街公寓的背面，靠近施特劳斯伯格广场）
（亚历山大大街）
（从韦伯草坪地铁站眺望电视塔，卡尔·马克思大道）
漫步其间，不时有意外之喜。例如，街上有一家卡尔·马克思书店，靠近韦伯草坪地铁站，于1953年开业，该书店曾是全国模范机构、东德的知识心脏，在柏林墙倒塌后仍然主要出售红色经典书籍，然而业务日渐陷入困境，2008年2月不得不申请破产。经过漫长的空置，似乎一批新的设计师与艺术家将入主。这里是两部经典电影——《再见列宁》和《窃听风暴》——的拍摄地。
（莫斯科咖啡馆）
（谢林大街地铁站）
（谢林大街地铁站）
在卡尔·马克思大道的辐射下，那些与它交错分布的街巷（例如华沙街、利希滕贝格街）都呈现社会主义古典主义风格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混杂的情形，工人宫殿与勃列日涅夫楼并立，但整体而言，赫鲁晓夫楼和勃列日涅夫楼为主。
（法兰克福门，塔顶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御林广场的法国大教堂）
（法兰克福门，卡尔·马克思大道）
整个街区颇有气势，身处其中能感受到，却很难拍出来。如果得以可以鸟瞰，一定十分震撼。
我一边走，一边反复体会苏联史授课老师曾说过的一些内容。在最后一堂课，她让我们轮流用几句话来概括二战后苏联的经济模式。
我是这样总结的：苏联的经济模式曾一度尝试区分人们的需求（needs）与欲望（wants），并基于人们的需求来构建一个可以由高层掌控的理性系统，却由此引发了难以计数的非预期后果。每当因此遇到困难，领袖们便思考是否应该回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为经济系统引入一定的市场机制。围绕着日常生活的经济政策大体可以被区分为两个方向的努力：一是扩大福利制度的范围和提高福利制度的水平（例如斯大林晚期的年度降价；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住房工程）；二是在生产领域创造差异化的激励机制，付更多的报酬给那些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工人，以及赋更多的自主权给那些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管理者。前者具有平均主义色彩，后者则具有绩效主义/精英主义色彩。
（Golden Hour的卡尔·马克思大道）
老师是这么总结的：在二战前，苏联的经济体制非常失衡，你能得到什么东西，取决于你住在什么地区、干什么工作、拥有什么人脉；二战后，这种经济系统为每个苏联居民提供了一个相对有保障的生活，你没办法得到所有东西，但能够得到一些东西了。大概在1956年后，苏联居民便都以摆脱绝对贫困的境遇。人们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吃肉，但是不再挨饿。这个经济系统有无数的问题，但是这不是其中的一个。
二战后的苏联历史，与同一时间段我们所遭遇的种种相对比，无疑令人大跌眼镜。而东德，据说当时是整个东方阵营中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却成为了，或者说，因此成为了，苏东剧变的桥头堡之一。
（Golden Hour的卡尔·马克思大道）
说到这里，其实该结尾了。
那一天我不止仔仔细细地走了卡尔·马克思大道，还搭乘巴士在东柏林的蝇头小巷迂回婉转。实际上，我的感觉是，除了像卡尔·马克思大道（也包括选帝侯大街）这样极具重建风格、多少带有面子工程性质的主干道以外，位于东柏林的大街小巷给我的印象与西边的大街小巷给我的印象没有什么区别。我和一位朋友曾说起，柏林的各个街区相对而言比较均质，哪儿跟哪儿也差不太多。
这似乎是一个反直觉的结论，如何解释呢？
一位美国博士曾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以下假设：
“东西柏林战后住房项目的城市设计和建筑之所以相似，是因为
1）两座城市以前是一个社会，即使在1949年分裂之后，两座城市也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
2）虽然分裂了，但两个社会都对相同的历史遗产（1933-1945年）以及相同的历史遗产（德国历史的其余部分）做出了反应；
3）1961年隔离墙建成后，两个社会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不再追求差异化；
4）两个社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经历了相似的经济周期（1960年代的增长和1970年代的相对衰退）；
5）两个社会在拆除廉租公寓以及随后的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相同的公众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