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本文是否虚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当真。
我的人生理想归根到底只有一件，就是写一本属于自己的《看不见的城市》。我们在路上不停地得到和失去，遇见与告别，这些固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理解它们，它们又怎么样构成了我们。在这浮光掠影的旅程中，我所看见的、听信的、作为的、遐想的、幻灭的、诽谤的、遗忘的，无非化为一个故事。
这算是我第一次尝试自力更生，简而言之，去工作赚钱。本科期间，跟着老师做了些事情，给的报酬都是那种“可以用买书的发票来报销”。后来我才知道很多同学在淘宝上花几块钱买假发票，由此把真金白银拿到了手里。谁不想知道，读的那些书，能多少钱一斤卖出去。
今天注定是难忘的，因为在这头一回工作的12小时内，我居然把这些年来经历的所有快乐事和伤心事回想了一遍。情节类似于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男主人公也不过是在一段平凡的日子里（有多么平凡呢？无非是他的好朋友被执行死刑、他去远方拿他好朋友的骨灰、在路上结识了一位性工作者、这位性工作者发现自己怀有不知道父亲是谁的身孕以及患有艾滋、最后性工作者把孩子留给了他而已），在开车行驶的途中，把他所见过的人和事从头到尾回忆了一遍而已。
这份工作从天而降，稀里糊涂。周五傍晚，一位陌生人在学校群里广发告示，招周日一天的有偿导游，因为他的朋友（一位国内的老总）第一次来柏林，不会英语，遑论德语，而自己没有时间陪玩。我心血来潮，想着历练一下自己，稀里糊涂地把事儿就说定了。毫不夸张地说，直到周日早上我到达老总住的酒店楼下，都不知道这次行程到底有几位客人。
我们完全陌生，直到工作已然结束的此刻，他们都不知道本人姓甚名谁。我跟他们说的个人信息也真真假假、虚实参半，我所讲的故事也不过随声附和、不动声色。这就是一笔交易。达成合作的前提是，一天150欧的报酬，结账时老总可随心酌情多付，旅途中产生的任何费用（餐饮、门票、交通）我均不承担。
见面了，老总气质不凡；五短身材，大腹便便，像胖头鱼，根本比不上凡人。跟我打招呼后，把一切都塞进了我的书包（包括他的护照、两张信用卡、第二个手机、房卡、充电宝）。当时没反应过来，这其实是个不祥的征兆。
至少在旅程开始，我有尝试认真讲解。我十分好奇，自己读过的这些书，自己想的这些事，到底能不能用简单且生动的话给外行解释清楚，因而将这次工作视为很好的历练机会。
然而，现实是，从我说的第一句最浅白的话开始，他既理解不了，也没有耐心。可能在说了四五句之后，他忽然接过话茬，问我对中国的局势怎么看。我说“今天的观光一定会涉及东德的历史，到时候我们可以聊聊，我更习惯夹叙夹议的方式。”当然，实际上今天的话题再也没提到东德。晚上他又问了一次，也被我把焦点移开了。想跟我绕弯子，大可以试一试。
照这情况，我看超过三句话的历史故事对他来说门槛都太高了，果断放弃“尽心讲解”这一既定方针，转变为“迎合拍照”的策略。扪心自问，关于社会启蒙的热情在这些年里已经快燃尽了。什么也别说了，给老板开拍吧。他一边说“我跟国内其他大款不一样，拍不拍照我无所谓”，一边把他的手机递给我、用行动要求我为他拍照。现在想来，他的行为模式是这样的：跟他说话，他会用默不作声、无动于衷来表示认同；他有需求，会用紧闭的嘴唇和果断的动作来下达不容质疑的命令。
有时兴致来了，他高谈阔论，跟我说要多学些知识，多看看抖音。他的高屋建瓴，我用一声声“是”来微笑着肯定，转脸过去就笑容消失，面无表情。我之前从未变脸过，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艺术家。我已经对高质量的对话不抱任何期待了。之后再与他对话时，实际上本人已经不在了。
在红色市政厅边上，一个电箱上面写着大大的中文：“*你”（请原谅这个用词，但原话如此），他看后大笑，然后对一部分中国游客的素质大加抨击。可实际上他自己怎么样呢：在咖啡厅，一位女服务员来点餐时，他夸嚓把鞋脱了，翘在另一个凳子上，本来就身宽体胖，这个姿势更是让裤子紧绷，然后他当着女服务员的面开始抓挠裆部。我有很多次想翻脸走人，但既然将这份工作视为历练，最终决定把戏份唱完。
幸好他不是那种非拉着我说话不可的人，我可以完全放空自己，任思绪飘荡。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的情景过于煎熬，我想起了所有快乐的时光。
我想起了想要每天和她见面的悸动。我总是希望在一个新的环境从头开始，似乎这样能把往日所有的不完美和过失通通抛掉，我又成为一个神秘的、全然未知的人物，由本人来决定观众们能看到我的哪副面孔。（可能是这种性格倾向使得我对“休克疗法”，这种“从头开始建设市场”的方案感兴趣。）这次我决定全然真诚，不加雕饰。我感觉真正地看见了她，同时也感觉她看到了最真实的我。后来转眼落空。冷静下来才发现彼此真正熟悉只不过才两周。我甚至怀疑，上头这么快，是不是实际上是因为知道关于未来规划的决断时刻即将到来，而自己选择沉溺于另一件事来逃避呢？可是那种期待能见面的快乐是如此真实啊。
在我回想的时候，老总不停地刷着短视频，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几条全部都是在讲“好的企业家有什么样的特质”。我忽然理解了（貌似是）许纪霖关于中国启蒙运动的一段话，大意是：198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呼吁用市场的叙事取代革命的叙事，然而，在1990年代，当市场真的降临，他们才发觉市场的运行如此冰冷，而他们寄予厚望的企业家阶层（基本逻辑是，市场自由化有助于中产阶层和市民阶级的出现，后者将捍卫自己的利益、提出自己的诉求，由此推动政治开放化），在亲自接触过才发现这一阶层的其中一些人如此粗鄙不堪，因此大失所望，从自由派转向了新左派。
老总一面说着德国人修的建筑好啊，设计合理啊，反观中国没有长远规划、重复建设铺张浪费啊，一面说着德国的制度好啊，是真正的平等啊开放啊。光听这些言论似乎天下没有比他更“西化”的人了，可是看他的举手投足，为什么又让我感觉这么“东方”呢？
老总还是给我开了眼界：我第一次亲眼见证购物毫不看用途、毫不看价格的顾客。在纪念品商店，他随看随拿，严格来说，是一言不发地让我抱着，一言不发地让我去结账（他的信用卡在我包里，没有密码）。很多东西他根本都不知道是什么，还问我呢。有好几次，都结完账了，他递过来新挑中的东西让我去继续结账。我结账的时候他根本不在场，去下一家商店逛去了。光在火车总站的乐高玩具店，就花了几百欧。其他游客看得目瞪口呆，前台收银员极力压抑着惊讶的五官，最后用中文跟我（毫无疑问是这出小丑戏剧里面最滑稽的角色）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句“谢谢”。
在老总逛第一家商店时，我便察觉了他的消费模式，一个问题浮现脑海：如果出资人根本不知道/不在乎自己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东西，结账的时候也不在场，那负责付钱的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些什么呢？这是课后题，留待各位思考。
说到这里，其实故事的谜底已经呼之欲出了。
老总需要的根本不是导游，而是一个打点鞍前马后的助理和翻译（他连餐厅点菜都做不到，在我去之前，他愣是啃了一天面包；而且，他尤其需要的是一个能帮他填退税单的翻译，因为上次在巴黎他自己填退税单填错了，以至于有1000欧没能拿回手里）。老总也根本不是看什么历史，而是在街上看外国美女。他用他那华为折叠屏幕手机对着路上的姑娘就拍，还不断聚焦拉近。他那硕大的屏幕路人能看得一清二楚。我试图与他拉开距离，可是黄色的面孔让别人一眼就认定我们是一路货色。事实证明，有些历练是有辱人格的。忽然，老总的一位合作伙伴打来电话，说“我给你找了个哈萨克族的姑娘，保证你一看就想*”（请原谅这个用词，但原话如此），他再次大笑，说“我还用你找？你照顾好自己吧”....中国的未来难道真的要靠他们么？
我人生中第一次因为一个人类生理性地想吐，是真的差点吐出来，不是比喻的修辞手法。而街上的人群是那么快乐，一位小哥带着厚厚的耳机和薄薄的墨镜在勃兰登堡门前唱着流行歌曲，五音不是很全，歌词也记不住，到了说唱部分更是跟不上趟，全用拟声词代替。但是年轻的男男女女们面朝阳光，都很喜欢他，和他一起唱，跟着节奏迈着舞步跳过去投硬币。这是柏林最为经典的天气，高空乌云密布，人间却亮堂堂的。
我望着他们出神，想到了所有令我心碎的事情。
在六月，我梦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中最好的朋友，我已经很久无法联系到他了，没有任何消息。我梦到，他跟我说他其实从来没有生病，一切都是不好玩的玩笑，他也想和我一起在学术这条路上走下去。那天我可能是哭醒的。
在另一个地方，在另一个人生阶段，和另一群人。我们三个曾经是最要好的朋友，后来我为了个人的发展独自离开了那里。之后听说他们两个因为一些事情闹得不相往来了。在别人看来，如此亲密的人因为这一点鸡毛蒜皮而决裂简直难以置信，我却可以理解。我们总是埋怨亲密的人不够贴心，不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自己着想，不是么？我不能回到老地方了，否则我对那里的一切美好记忆会被新的事情层层覆盖，无法辨认。
老总虽然在我的工资方面提倡勒紧裤腰带，在那种他和我一起参加的项目上倒是舍得花钱。他豪掷六十欧元买了两张双层敞篷观光大巴的车票，一路上兴奋得脱了鞋（实际上，只要他有地儿坐就都会脱鞋，无论是在公交上、地铁上、咖啡馆里，餐厅里）踩在座椅上向外观望。一位外国小哥见状有样学样，被他同行的妈妈和姐姐严厉训斥。
点餐方面也是这样。晚饭时（我居然能熬到晚饭，人性可伸可屈由此可见一斑），正餐已经上桌，每人一份烤猪肘和一杯饮品，他忽然说“去给我要份香肠”。因为都已经开饭了，我不得不去前台找人家要菜单来加菜，接待我的女服务员委婉地说，你们点的菜分量已经足够了。我都不知道以什么理由跟人家说要加菜。有必要为没有吃过德国烤猪肘的读者提供一些信息：德国烤猪肘分量十足，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一顿是吃不完的，我能吃完是因为我是魁梧粗犷的北方大汉。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胡说了个什么理由，点完香肠已经让我非常难受了，刚回到餐桌，还没落座，他又说“去给我要份酸黄瓜”。这种情况让我怎么再次面对人家服务员啊，我不得已假意去那儿晃了一圈，压根儿没跟前台搭话，直接跟他说餐厅没有这道菜。既然你不懂英语德语，我就阳奉阴违，不怕穿帮（这伎俩从早用到晚）。我刚坐下，嘿，您猜怎么着？他说“去给我要份德国大面包”。谢天谢地德国白香肠是配传统面包的。当服务员不停上菜的时候，老总从不抬头看人家一眼，没有基本素养，活脱脱像头猪在进食。
结账的时候，因为知道他的消费模式，但凡是那种让自愿选择小费比例的（即所给的小费是消费金额的百分之几），我全部都选到最高。虽然我估计无论小费给的多还是少，我们所代表的民族颜面应该是荡然无存了。
这出小丑戏码的最高潮即将到来。
在我拿了200美元薪酬离开之后，老总忽然在“柏林一日游”的群（包括那个招聘导游的陌生人、老总的两个助手、老总的合作伙伴和我）里面问到：“柏林哪里可以潇洒？”，并转发了一篇名为《德国红灯区的20年》的公众号推文，并表示合作伙伴没有一起来柏林非常遗憾，因为“没你没乐趣”。陌生人答复了一条包含着联系电话的相关网址，老总因为语言障碍望而却步了，声称下次要为了满足心愿再来柏林。
行文至此，诸位看官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呢？
我其实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作为主人公、作为第一视角的“我”在这个滑稽的故事里面扮演着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是有着职场中人的典型特征么？阿谀奉承、顺手牵羊、阳奉阴违、沉默帮凶。
我当时的逻辑是：这是第一次接触社会人士，并与此从事商业活动。如果无法忍耐，翻脸就走，既不能阻止一切的发生，对社会的认知也无法有所长进。我今天一边走，一边和最好的朋友大吐苦水，她跟我说“加油，坚持住....社会历练增加了....眼界开阔了。”
我想要先看到更多。
能不能说服别人暂且不提，能不能说服我自己呢？恐怕没法完全说服。
“吾欲为曲，为曲必屈，曲可为乎？”
“吾欲为直，为直必折，直可为乎？”
因此，本文既是一次自我复盘，也是一次自我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