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成都（上）

母亲在成都（上）

沈宁

要论起来，母亲在成都居住的时间相当短暂，不过半年而已，但她给我们讲述的成都故事，却并不少于她居住过多年的上海、北京或者重庆、香港。

已经无法记得还在多小的时候，我就已经记住了摆龙门阵，盖碗茶，回锅肉，丁丁糖等词语，可以相信那都是母亲给我讲成都故事时，留在我脑子里的记忆，父亲是从来没有到过成都的。也是因为听母亲讲成都故事，我还没进小学，就熟知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浪漫故事。母亲羡慕司马相如的才华，更佩服卓文君的真挚和勇气。她为了爱慕司马相如的才华，以豪族大户小姐之尊，下嫁布衣之士。后来我懂得，或许就是文君当垆卖酒、鼓琴相夫的故事，赋予母亲坚强的意志，走上同一的爱情和牺牲之路。

记得我小时候，北京城的饭馆里食物还很丰富，不过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母亲从来不点回锅肉。我原没觉得有什么可奇怪，回锅肉是太平凡的一道菜，几乎家家餐厅的菜单上都有。可是后来又发觉，如果有客人到家里来，母亲却经常要做一碟回锅肉。我就问母亲，既然回锅肉那么平凡，怎么又可以待客？母亲笑了，说：回锅肉可不是一道平凡的菜，在成都叫做“天下第一香”。那成都人可是全中国少有的会吃，让成都人夸说好的菜，肯定就不平凡。于是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之所以不在北京的饭馆里点回锅肉，是因为没有一家做得够好。听说西城绒线胡同里有个四川饭店，应该有成都厨师做回锅肉，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去那里吃过饭。

那么你做得比北京饭馆里的好么？我当时不懂事，接着问。

母亲又笑了，回答：我们这是在北京呀，我做的回锅肉，骗骗北京客人，那是足够了。我虽然没有在成都的烹调学校学过手艺，但我至少是吃过成都饭馆里的正宗回锅肉，晓得那该是什么滋味，总要比北京饭馆里做的更有味道吧。母亲讲完，又对我说，当然如果有成都来的客人，我绝对不敢做回锅肉了。别的不说，在北京根本就买不到那种薄皮的川猪肉，还怎么能够做得好回锅肉。

听母亲讲这么一套，我自然似懂非懂。在我吃起来，母亲做的回锅肉，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实在无法想象，成都人做的和吃的回锅肉会有多么杰出和伟大。此外，母亲也讲过成都人怎么吃火锅，怎么吃鲜鱼和磁粑。这我就更不懂了，母亲是湖北人，湖北的武昌鱼和磁粑是全国有名的，每次湖北家乡来人，都会给母亲带，我们也都跟着尝鲜，吃过不少，确实很好，但是难道成都的鲜鱼和磁粑，竟会比湖北的更好么？

母亲说，成都的磁粑跟湖北的不一样，叫做三大炮，因为做的时候会发出几声响，很有意思的。这一说，我就觉得馋了，很想听听成都磁粑怎么响，吃起来怎么的滋味。至于成都鲜鱼，母亲讲，成都很多饭馆就建在河边桥下，店后外面走下台阶就是河，是真的流水的河，不是死水池塘。那饭馆卖的鱼，都装在鱼篓里，放在河水中间养着，食客走来看清楚了，选定一条，堂倌从河里捉出，活蹦乱跳，当面杀好下锅，还能有比那更鲜的鱼么。记得母亲这么说的时候，眼睛里放着亮亮的光，充满神往。

不过记得母亲最多提及成都的，还是成都人喝茶和成都的茶馆。刚到北京的头几年，母亲经常想买两张竹椅。她常说，天下没有比在成都的茶馆里坐竹椅更舒服的了，就是上海的沙发也赶不上。成都茶馆里的竹椅就像量着人身做的，半躺半坐，全身放松，连那叽哩嘎啦的声音，听着都特别舒服，好像人坐下去就松骨活筋。我从来没有坐过成都的竹椅，连别的地方的竹椅也没有坐过，所以体会不到母亲说的那种神仙享受般的感觉。后来北京局势迅速恶化，基本生活难以维持，母亲终日要为一家大小填饱肚子而奔忙，也就没有兴致再提竹椅的事情了。

但每次看见父亲有空坐着喝杯茶，母亲还是忍不住要讲几句成都盖碗茶的见闻。记得小时候，母亲还曾拿出一套盖碗茶的茶具，招待客人。那是她从上海带到北京的，但我想不会是从成都带到上海的，她在成都时只有十六岁，恐怕还是到做了家庭主妇，才会想得到这些事情。那套盖碗茶具，很精致很秀气。母亲说，成都茶馆里，老虎灶台上，一溜摆出十几个细嘴铜茶壶，茶桌上摆的都是盖碗茶。喝茶的人，端着茶托，扶着茶碗，按着茶盖，从茶碗与茶盖之间的缝隙，慢慢饮一口，闭起两眼，摇头晃脑，那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实在犹如到了仙境。父亲听了，总是摇摇头，说他喝茶并非专业，哪里学得来那样子。

我曾经不解，为什么成都人喝茶那么了不得。我原以为，茶是浙江的特产，龙井和虎跑泉不是都在浙江么？父亲是浙江人，才应该比较更会喝茶。后来母亲告诉我，还在秦朝时候，四川人就已经喝茶了，公元前就已经有了蜀人饮茶的文字纪录，西汉时四川茶是进贡皇上的珍品。从母亲那里，我又学到一些关于成都的历史和饮茶的学问。

自从母亲被打成右派，家里既少来客，我也再没有见过那套盖碗茶具。文革期间，父亲被关牛棚，机关不发工资，母亲单位撤销，无处可去，所有银行账户全部冻结，全家人生活发生危机。有一天，母亲命我从床底拖出几个大网篮，从里面拿出她从上海带进北京的西餐具，非常厚重漂亮的盘子和银质刀叉，还有那套精美的盖碗茶具。母亲让我分几批包好，每两星期放在书包里，背在背上，骑车到旧货店去卖。每次我背着那个书包，就感觉仿佛有千斤之重，那不仅仅是些餐具或茶具，那是母亲对生活的一片精心的爱。我永远忘不了那种心头的伤痛，永远忘不了成都的茶，和那套茶具。

说到成都人喝茶和成都茶馆，就自然而然要讲到成都人摆龙门阵。我父母两家曾祖辈都是进士出身，祖辈也都家学渊博，饱读诗书，父亲母亲则在大学专攻英美文学。他们的师长朋友，也都是书香门第出身，一样的古今中外好学问。所以不管是家里来人，或是跟随父母外出访客，我们小孩子坐在一边，听大人们聊天，总是很有趣又长见识的事情。我从小就有个愿望，长大之后能够像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那么有学问，那么会谈天说地。

母亲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说他们那样子，怎么可以算是会聊天。到成都去看看，她说，间间茶馆里都坐满人，那才叫做会聊天。在成都人眼里，聊天这个词都显得太简短，他们把在茶馆里的谈天说地，叫做摆龙门阵，就是说那是无穷无尽的。成都人摆龙门阵，方言迅急，妙语连珠，上天入地，古今中外，天南海北，东拉西扯，巧舌如簧，雅俗兼备，红脸雄辩，咬牙切齿，说笑调侃，漫无边际，滔滔不绝，高声低声的交互之间，爆发一两阵哄堂大笑，让人得胜不能傲，受辱不能气，想走走不得，想忍忍不住。母亲那些精彩如神的描述，简直让我目瞪口呆。

我难以想象，世上还有比父亲母亲更能聊天的人，更无法想象，成都茶馆里的茶客，人人都会摆龙门阵。这个发现，曾经让我很丧气一番，也曾经觉得很不服气，立志哪一天非去成都看看，仗着自己这点家学底子，到成都茶馆里去买碗茶，跟成都人摆摆龙门阵，倒要见识一下，我就不信成都茶馆里的茶客，个个都是神仙下凡。母亲劝我，用不着跟成都人呕气，我在北方度过太多年头，无论如何是没法跟成都人去斗嘴的。中国北方气候干燥寒冷，生活艰难，北方人一天到晚必须为衣食住行操心忙碌，使得头脑和五官都迟钝了。而成都两河环绕，再加都江堰水利工程，终年风调雨顺，物产丰富，不愁吃喝，生活松散，所以那里的人有足够的闲情逸致，培养心灵和五官，那嘴皮子上面的功夫，恐怕是天下无敌。

说到成都有两条河，自然就会说到成都有很多桥。一般地方的石拱桥，不过三孔，多则五孔，母亲在成都见过九孔的石拱桥，那就已经非常的宏伟壮观。她说成都青羊宫一带有几座带仙字的桥，都漂亮极了。我去过浙江嘉兴老家，那里的秀城河上，就跨着许多古色古香小巧玲珑的石拱桥。所以虽没去过成都，但母亲说到成都的石桥，我却很能够想象那情景。

1957年母亲被打成右派，父亲也被单位下放到江苏高邮劳动。为了在苦痛中寻求一些精神安慰，母亲找到一个私人画师，重新学习画画。有一次她很得意地拿了一幅她画的油画给我们看，说是老师很赞赏。那是一条河上有一串大大小小的石拱桥，母亲说那是成都金河上的石拱桥，她在成都的时候很喜欢到那里去，在那些桥上穿行。那一天母亲甚至还背出卧龙桥、余庆桥等好几个名字。母亲笑着说，成都的石拱桥，是最标致的拱桥，不用太高的技巧，就画得出来，再在桥边画上些树木花草，河里描几只白帆木船，就一定美不胜收了。

不过母亲虽然那么迷恋成都的石拱桥，她在成都时却并不住在桥边。母亲曾很仔细地给我们讲过她在成都住的房子，说那房子的位置，在成都城里的城中城，我小时候听不明白什么叫做城中城，问是否就像北京城的故宫。母亲说，也可以那么说吧，但成都的城中城原先不住皇上，而是住满清八旗的官兵，叫做少城，民国之后少城的城墙拆掉了，许多达官贵人就到里面去盖房子居住。因为外婆他们到成都，是投奔当时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先生，所以能够住在少城宽巷子的一所房子里。

听母亲讲，那房子有很高的门楼，还有一圈花墙，青色的砖，灰色的墙，红色的门，门口甚至还有一块拴马石，可见早年是住大户人家的。屋脊上雕有麒麟，门楣上也有浮雕，虽然都已经老旧，但仍能引起人许多联想。屋檐上爬满青藤，院内的角落长满青苔，母亲给我讲述这些时，说是仍记得走在小院子的青砖地上的那种感觉，似乎听得到脚步声的回响。

后来长大一些，自己也经历了许多磨难，才慢慢懂得，为什么成都在母亲的生活里，会那么重要。

母亲到成都，不是旅游，不是搬家，而是逃难去的。那是1937年，当时外公在北京大学做教授，家里生活非常稳定和富足。母亲16岁，名教授的千金小姐读中学，很惬意很快乐。七七事变发生，日寇进占北京。外公到庐山牯岭，参加抗战策略会议，只身南下。外婆带了母亲和舅舅们，大的16岁，小的1岁，从北京逃难。那一路可谓千辛万苦，数度生死系于间发。好不容易到了南京，眼见上海失陷，华东已然不保。外婆又带了子女，逃到武汉。紧接着南京失守，武汉面临危机，日机天天空袭轰炸。外婆只好带了五个儿女，继续西逃入川。

从武汉登船，沿长江逆流而上到宜昌，轮船停在江中，旅客们下到小划子上。外婆让母亲先自己下到划子里，然后把几个年纪小的舅舅，一个个从船窗送出，母亲站在划子里，一个个接过，放到划子里坐好。小船摆动，稍不留意，马上落水，那种紧张和危险，母亲二十多年后向我讲，还会感到气喘不匀。连我听着，都握紧了拳头。

在宜昌过了一夜，第二天搭乘小轮船到万县，再一次下小划子，渡到江岸上坡，稍停之后，改乘木船，上溯重庆。自古说三峡乃天下美景之一，但母亲却从来没有赞美过三峡。因为她头一次经过三峡，就在那场逃难之中，心慌意乱，疲惫不堪，只记得水流甚急，船行极险，好像到了鬼门关。当时的四川，没有成渝和宝成及成昆任何一条铁路，交通十分不便，外婆和母亲一家，在患难之中，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只要走得通，入得了川，他们就得去走。母亲讲这段入川经历，让我永远记住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句子。

水路不好走，陆路也同样艰难。我听舅舅细致讲过坐长途汽车入川的经历，真叫惊心动魄。那是他们第二次入川，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外婆一家再次逃难。经过千难万险，到达桂林，然后设法入川。他们先搭火车到柳州，再到金城江，那就走了两天。然后一家人分乘两部大卡车，走了七天，才到贵阳。接着换乘木炭车，走川黔公路。当时汽油供应不够，只能用木炭生气发动汽车，所以叫做木炭车。川黔公路一直在大山里上下，木炭车爬坡无力，走得很慢。许多时候，车实在走不动，就要乘客们下来，跟着车走路，减轻车的载重。如此走了三天三夜，才算到了重庆。

 作者/ 沈宁

沈宁，美籍华裔作家，蒋介石文胆陶希圣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堂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77级毕业，毕业后任职陕西省电视台电视剧部。1983年赴美留学，获衣阿华大学硕士、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历任大学助教、中学老师、小学校长等。业余写作，著述甚丰，出版书籍17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