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阁楼

小阁楼

美国  沈宁

 我家被赶出西城的四合院，搬去东城小阁楼，出乎意料，也是必然。那时候，父亲在牛棚里关押着。

 北京东单马家庙的这座楼房，是一个大富豪在上世纪20年代建造的，英国样式，全木结构，已很陈旧。院门宽大，可走小轿车，楼门口有个门房。楼内一层有五大间，客厅可以开舞会。楼前阳台很大，院落里有两棵大树。楼下半地下室，有厨房、储藏室和两个小房间。窄小的楼梯上去是阁楼，东西各有一个房间，当中空间隔出两间住人。

 这座楼原本住一家人，连同佣人厨师门房等等，各得其所，宽大舒适，改为外文出版社的宿舍后，住进八户，每个房间住一家，门房里也住人，非常拥挤。

 仅就小楼而言，原本不过是钢筋水泥，木料砖头，修建而成的建筑，是屋顶地板，墙壁门窗，拼装起来的房屋。只是因为住进了人，才有生气和活力，也只因为父亲和母亲曾经生活于此，小阁楼上曾经是我们的家，所以才留存在记忆里，才不朽。

我家搬到小阁楼上，分配两间屋。西边房间，叫大屋，旁边一小间，叫小屋。大屋多功能，做客厅，家居室，餐厅，母亲和妹妹的卧室，小屋做书房和我的卧室。父亲和弟弟都不在家。屋里没地方做饭，在门外走道上安炉子，摆蜂窝煤，做饭烧水。

 楼下本有厨房和洗手间，都有自来水。阁楼上没有水管，我们用水，要到楼下去提。一楼洗手间，装着抽水马桶，院里也有个旱厕。可是政府禁止居民使用自家厕所，统一用公厕，楼里院里的厕所都停用，洗手间改做几家合用的厨房了。

搬来不久，我和妹妹都下乡插队了，小阁楼上只剩母亲一人。那时母亲患病多年，已经残废，需要拄拐走路。她每天洗脸做饭，上下楼提水几次，异常艰难。又不能用楼里的厕所，母亲只能在小阁楼上坐马桶，然后提到胡同里的公厕去倒。冬天走路，偶尔滑倒，半天爬不起来，周围邻居看着笑。

妹妹说，妈妈有三个梦想，一是小阁楼上有自来水，二是可以用楼里的厕所，三是屋里有个衣柜。

 我一次回京，拿两条香烟，换到房管局一张许可，把楼下的自来水管，接到小阁楼上，母亲不必再下楼提水，实现她的一个梦想。后来一个夏天，我自己动手，劈树锯木，刨板凿榫，鳔胶拼装，打磨刷漆，装穿衣镜，做成一个大衣柜，满足母亲又一梦想。可厕所问题，我实在没办法。

 母亲孤独地在小阁楼上艰难度日，终日陪伴她的，是我家的一只猫，叫大黄。养宠物被定罪之后，我们几次放生，都没有成功。不管我们跑多远，大黄总能找回家，所以母亲再舍不得丢掉，带到小阁楼上来。只要母亲在家，大黄从不外出，总是守在母亲身边。一段时间里，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在远郊沙河办学习班，母亲被要求带病参加。每次母亲回家，大黄总是蹲在楼梯口等候。听到母亲的脚步声，就冲下楼，围住母亲两脚，缠绕不停。当时整个北京城里，恐怕只有大黄一个，敢于公开向母亲表示亲热。所以不管走多少路，每周三，母亲一定回小阁楼，给大黄喂食，抱着大黄过一晚。

 父亲来小阁楼，是我到陕北插队一年以后的事。冬闲回京，我到外文出版局看父亲。碰巧那天牛棚解散，全体转去河南汲县外文局干校。关押的牛鬼蛇神，可以回家三天，准备行装。我把父亲接回家，第一次登上小阁楼。

 关了两年多牛棚，父亲身体十分虚弱，回家一天一夜，大睡不醒。母亲要我去前门同仁堂，买些中药，给父亲熬汤补养。第二天父亲睡够了，起了床，洗澡换衣服，总算有了人的模样。父亲很少讲话，整天在小阁楼两个屋里转圈，东摸摸西摸摸，好像家里每件东西都头一次见到，爱不释手，恋恋不舍。

 三天时间里，母亲一直忙着帮父亲收拾行装，尽量把能带的物品都装进箱子或行李袋，专门加厚了棉被和褥子。父亲此一去，不知要多久才能回家，或许永远回不来了。河南汲县离北京五百公里，坐火车要十个钟头。

按照规定日期，我在合作社借了一部平板车，跟父亲一起，把他的全部行李送到广安门火车站。回家路上，父亲问我会不会做油豆腐龛肉，要我今晚做一顿。我还了板车，买了两毛钱肉馅，一包油豆腐。父亲坐在小板凳上抽烟，不声不响，看着我做。我焖了一锅米饭，红烧油豆腐龛肉，炒青菜。晚饭时候，父亲，母亲，我，妹妹，围桌而坐。父亲说了几次：今晚我请客。母亲说是给父亲饯行，可惜没有酒。

 第二天，我和妹妹送父亲去广安门火车站。车站上都是外文局的干部，没一个人跟我们讲话，好像不认识父亲。父亲早早坐进车里，隔着车窗，朝我们招手。我和妹妹戴着口罩，眼泪流在口罩后面。父亲就这样离去，他在小阁楼家里，只住了三天。

回到家，母亲站在小阁楼的楼梯口，眼圈红红，还有泪光，对我们说：忙得忘记了，昨天十二月一号，是爸爸五十岁生日。

 我忍不住心酸，给弟弟写了一封长信，希望他能回家看看父亲和母亲。弟弟去内蒙插队三年，没回过一次家。

一个月后，弟弟回家了，第一次走进小阁楼。他浑身上下，冻得如同一块冰，从头到脚，遍体冻伤。母亲抱住他，哭得停不下来。

 内蒙的冬天寒冷漫长，感谢大雪封山前的最后一趟邮差，否则弟弟要过四个月，才能收到我的信。弟弟看了信，决定回家。他连夜收拾行装，次日一早骑马到旗里，找到便车，颠簸至盟里。还好封山前最后一趟长途车次日出发，弟弟算是赶上了。一路大雪，车停几次，提心吊胆，总算到达赤峰。弟弟终于坐上火车，回了家。

 摘下蒙古帽，脱下蒙古袍，拔下蒙古靴，弟弟身上的冰雪融化，水流满地。母亲叫他到外面去洗澡，换衣服。我带他去澡堂后回家，见母亲拿个拖把，一边流泪，一边擦地。我拿过母亲手里的拖把，把地板上的水全部擦干净。母亲一直没有作声，我也不讲一句话。我晓得，看见弟弟，母亲心里多么难过。不管离多么远，多么久，我们个个都是她的心头肉。

 父亲在河南干校，我在陕北山沟，弟弟在内蒙草原，妹妹在昌平农村，只有母亲一人在北京。好多年，我家四分五裂，难得见面，更少团聚。身在外地，人各一方，万般思念，时喜时忧，就写信。我们并不相互写信，而是都寄到东单的家里。

于是读信成了母亲的日常，也是她的最爱。而且母亲并不仅仅是读信而已，每接到我们一封信，读过之后，母亲就要用复写纸，把信抄写三份，然后拄着拐，走去邮局，分别寄给另外三个家庭成员。比如我写给母亲的一封信，母亲抄录三份，分别寄给父亲，弟弟，妹妹。她不愿意把一封信转来转去，让家人轮流读，太耽误时间，她要让全家人都能尽快了解到各人的情况。

母亲的手残废，握笔写字很不容易，但是抄写来信，她不觉得辛苦，总是很用心，一字不差，也很快乐，好像在跟父亲或者儿子或者女儿讲话。我们的家，靠了母亲的爱，在激烈动荡的岁月，紧密维系着，没有沉沦。有一次父亲从干校回家，对我感叹：妈妈在，就有家。

外文局干校从河南搬到河北固安，与北京一河之隔，每天几趟公共车往返，再不用坐火车。八年动乱，看不到终结，革命小将也开始厌倦，放松了对干校的管理，父亲和牛鬼蛇神们可以把星期天积攒起来，每月回京四天。于是每个月，父亲回家的这四天，就是小阁楼上我家的盛大节日。

 每次接到父亲的信，知道他哪天要回家，母亲便开始张罗，洗衣擦鞋，布置房间，买菜购物，准备饭菜。父亲每次回家，老农模样，粗布衣裤，弯腰曲背，手提布袋，内装土产，鸡蛋鸭梨，步履艰难，慢慢走上小阁楼。

 通常，父亲回家头两天，跟母亲两人欢欢喜喜，休息谈天。有一次，父亲推着自行车，母亲坐后架，走到中山公园，看牡丹花。还有一次，父亲凑我和妹妹都在家的时候回来，算是半团聚，缺弟弟一人。我们打桥牌，拉琴唱歌，小阁楼上充满欢乐。然后，往往在父亲回家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母亲心情变坏，常常为一点小事，对父亲嚷叫。她见不得父亲不再读书写字，整天琢磨做家务，琐琐碎碎，笨手笨脚。父亲不争执，由着母亲骂，他晓得母亲心情为什么不好。到第五天早晨，母亲完全沉默，不再发脾气，也不再讲话。她为父亲准备好早餐，吃过之后，站在小阁楼上的楼梯口，目送父亲走下去，回干校。父亲走后，母亲会一整天靠在床上，翻看相册，默默流泪。如此相聚离别，天上地下，欢喜伤心，每月一次。

 两年之间，日日夜夜，母亲到处奔波，不懈争取，终于成功。她先以家庭困难为由，把妹妹从远郊昌平调进城，分配到北京市公交公司做钢筋工。而后母亲又设法给弟弟办妥病退，从内蒙调回到北京，分配在东城汽车修配四厂做学徒。我因为进了延安剧团，算是国家正式职工，吃商品粮，领工资，不必再力争回京，母亲可以暂时松口气。

唐山地震，父亲赶回北京，家里四人都齐了，缺我一个。小阁楼两间屋，分成男生宿舍，女生宿舍。看见马路上到处搭防震棚，父亲建议，我们也在院里搭个防震棚，夏天住人应该没问题。弟弟妹妹马上同意，并且谋划不仅仅搭个防震棚，而要大兴土木，正经八百盖两间房。于是全家出动，各尽所能。弟弟在内蒙，从无到有，盖过两年房，砌墙铺地都很熟练。妹妹约来同事帮忙，用钢筋油毡搭好小房子的顶棚。父亲做小工，这里那里帮一把手。母亲做大厨，一日三餐，给大家做饭。我回家时，小房子基本成型。我做贡献，从小阁楼上拉电线，给小房子安了电灯。之后，我和弟弟晚上可以在小房子里读书睡觉，小阁楼上父亲母亲住大屋，妹妹睡小屋，稍微宽了一些。

 地震之后，人心涣散，父亲便一直赖在家里，干校也没人过问。所以只要我从陕北回京，我们就全家团聚，小阁楼上渐渐有了生机。不久乾坤颠倒，社会回归正常，七七年冬，恢复高考，我和弟弟终于进了大学，父亲母亲喜出望外，觉得生活展现出新希望。

 但是，受了三十年歧视，戴了二十年右派帽子，忍了十年病痛，在春天即将到来之际，母亲却支持不住了，住院半年后，含恨辞世，年仅57岁。

 我们在小阁楼上布置好灵堂，面对母亲遗像，烧了香，磕了头，撒了泪，道了别。母亲不在了，我们还有家吗？

妹妹翻动抽屉，找到的一个日记本，里面是母亲手抄的菜谱，一页一道菜，密密麻麻，整整齐齐，有的还贴着剪报图片。我们这才明白，十几年来，不管我们之中谁回家，母亲总会变幻花样，给我们做可口的饭菜。原来母亲独自一人在家，分分秒秒惦念着远方的儿女，担心着亲人们的健康，随时随地，只要听到或看到某种特别好的菜谱，便都精心地记录下来，时刻准备着，等待亲人归来能够吃得好，增加营养，感受家的温暖。

 父亲摆弄母亲手织的一件毛衣，用很粗的毛线，是准备父亲带去干校，天冷时穿，还没有完工，因为父亲回家居住，不再需要，母亲便停了工，放在衣柜里。母亲日夜为我们全家人操劳，稍有空闲，没有其他事情做的时候，就会打毛线。我们大人小孩身上的毛衣，都是母亲亲手编织。她的两手残废后，打毛线困难，不再多做。而给父亲织这件厚毛衣，不知母亲用了多少时间，多少心血。

 我和弟弟整理一大摞衣服纸样，是母亲把报纸一张一张粘起来，然后照着我们各人的衣裤尺寸剪出来的。每张上面标明是谁的上衣或裤子，什么年岁，什么尺寸。母亲对穿衣服从不马虎，从上海搬到北京，找不到象样的裁缝铺，商店买回来的成衣，母亲都要正衣领，修肩膀，改腰身，才穿得出去。我们三个孩子，长得快，轮流着每年都要改衣裤，母亲一年忙到头。甚至把缝纫机搬来小阁楼，母亲身体残废，依旧经常踩缝纫机，缝缝补补。

现在母亲走了，小阁楼上似乎有些空荡，但我们还是仿佛总能看到母亲转动的身影，听到母亲爽朗的笑声，母亲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仍然有家。

 丧事结束，我回西安继续读书，未婚妻留在北京，代我照顾父亲。放寒假，我回北京。未婚妻告诉我，深秋之后，父亲需要换季，坐在衣柜前，面对打开的柜门流泪。他不知道该换什么衣服，在哪里找。他叹气说：妈妈太会收东西，她收的东西谁也找不到。其实并不是母亲会收东西，全家大小，春夏秋冬，家里每个人换季穿什么衣服，一直都是母亲的职责，从帽子手套到袜子鞋子，都由母亲安排，我们习以为常，从没当回事。现在所有这些不起眼的家务，都要自己处理，才晓得有多么的不容易。

 拨乱反正，沧海桑田，突然间，父亲被任命为副总编辑，随即分配了新的高层公寓。东单马家庙的小阁楼完成历史使命，但一时尚未收走，我家可以继续使用。妹妹跟着搬去住新公寓，方便照顾父亲。弟弟仍旧住在小阁楼上，说是离学校近些，我想是他要继续感受母亲的气息。我每年寒暑假回京，更愿意住小阁楼，总觉得新公寓不是我们的家。我的妻子带着两岁的女儿，来美国与我团聚之前，从西安到北京，也在小阁楼住了一个星期，才去国赴美。

 改革大潮中，马家庙整个地段消失，小阁楼被拆除，划入协和医院的地盘。但是对于我，天涯海角，地久天荒，在小阁楼上度过的那些岁月，那些曾经的喜怒哀乐，那些与父亲和母亲一起的生活，时刻鲜活在记忆里，不会淡漠，不能磨灭。北京东单马家庙的小阁楼，永远存在着，永远是我的家。

 作者/ 沈宁

沈宁，美籍华裔作家，蒋介石文胆陶希圣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堂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77级毕业，毕业后任职陕西省电视台电视剧部。1983年赴美留学，获衣阿华大学硕士、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历任大学助教、中学老师、小学校长等。业余写作，著述甚丰，出版书籍17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