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门生（下）

天子门生（下）

沈宁

两次北伐战争之后﹐中国获得基本统一﹐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于1928年正式建起一座国立中央大学。第一任校长是张乃燕先生﹐第二任校长为朱家骅先生﹐那几年里我的外祖父在中央大学做过一学期教授。后来罗家伦先生任中央大学校长十年﹐包括抗战时期迁至陪都重庆。由于中央大学历史短暂﹐而且被认定是官办的学校﹐常为自视清高的中国学界所鄙视。所以抗战之前﹐中央大学在学界的地位﹐不如历史悠久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但抗战军兴﹐北大清华和南开搬到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大﹐中国已无几所正规大学能够象样的生存﹐而中央大学迁至陪都重庆，得以集中大批中国一流学者﹐在学术方面有飞速提高﹐可与西南联大平起平坐了。

仅父母就读的中央大学英文系而言﹐就聚集了范存忠、楼光来、俞大絪、俞大缜、初大告、徐仲年、许孟雄、杨宪益、叶君健、孙晋三、丁乃通等著名学者﹐教授阵容颇为强大。出于家教﹐我自小对有学问的人特别尊敬﹐也特别感兴趣。我曾请求父亲给我讲述他读大学时候﹐那些著名学者教授的情况。

比如中央大学外文系的系主任范存忠先生﹐是当时乃至以后数十年间全国公认的英语权威。他是牛津大学毕业﹐学问很好﹐当时在中大教授英语散文。父亲说﹐范先生本人生性并不幽默﹐但教课时会突然冒出一两句笑话﹐倒让学生忘不掉。因为是系主任﹐学生们背后不叫他教授或老师﹐而叫他范老板。当时学生中间还传说﹐范存忠教授与俞大缜教授很要好﹐两人经常一起出没﹐甚至还有学生曾经看到范老板晚上到俞大缜教授的住地去。但父亲说﹐那恐怕是说笑﹐不可当真。

作为第二外语的法文课﹐教授是徐仲年先生。解放以后﹐徐仲年先生到复旦大学做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惨遭迫害。父亲对我说﹐中大时的徐仲年教授﹐人胖胖的﹐很和气﹐但上他的法文课﹐却苦得不得了。父亲读了三年法文﹐到头来似乎只记得一两句。到了期末要考试﹐怎么过关呢﹖天子门生便想出办法﹐每遇考试﹐便派徐仲年教授最喜欢的几个亲信学生﹐到他那里去探听﹐拿到考试题目﹐回来传给大家﹐临时抱佛脚﹐背些答案﹐小抄应付。

徐仲年教授想必也是知道的﹐但似乎并不太在意﹐或许因为那只是英文系的第二外语而已。父亲说﹐徐仲年教授当时在中央大学﹐另有一件工作﹐是做中大消费合作社的主任。他倒是更热心那份工作﹐一方面帮助学生们的生活﹐一方面也有利他自己的家庭需要。

杨宪益先生1940年英国留学归来﹐在重庆中央大学英文系做教授﹐教一年级英文。当时中央大学一年级﹐不在沙坪坝中大校园里﹐而在一个叫做柏溪的地方。我的父亲和母亲转学到中央大学﹐都是直接入读二年级﹐所以没有在柏溪分校读过一年级﹐也就没有听过杨宪益先生的课﹐但既是中大学生﹐仍然要算是杨宪益先生的学生。后来父亲到外文出版局工作﹐杨宪益先生也在那里任职﹐两人师生之外﹐又成同事﹐还做了朋友。

顺便提一句﹐杨宪益先生的妹妹杨苡(静如)教授﹐也是重庆中大外文系的学生﹐比我的父母亲高两年级﹐但跟母亲是挚友闺蜜﹐她称我母亲陶陶﹐直到如今。静如阿姨告诉我﹐她已经毕业且结婚﹐母亲才读大三。静如阿姨在医院生孩子﹐有一天母亲突然匆匆跑来﹐找她密谈﹐原来是父亲向母亲求婚﹐母亲不知该怎么办﹐找她商量﹐结果显而易见，所以有我的出生。

父母亲告诉我﹐他们当时读中央大学﹐几乎没有一本象样的教科书﹐所有课程都是发油印讲义﹐而且用的是土纸﹐黄褐色﹐粗糙易破。父亲也不止一次得意地说﹐他们读大学的时候﹐那种用功﹐后来的学生想都想不到。比如英语动词时态，尤其不规则动词，都要背得滚瓜烂熟。几十年后我在家里自学英文，父亲还当场示范，不假思索，哗哗哗背下一串。抗战时期中大学生之间﹐彼此很亲近﹐外文系的学生更比其他各系学生活泼﹐经常集体活动﹐比如到嘉陵江边野餐等等﹐很有情趣。为练习英语﹐全班每个学生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父亲叫做乔治﹐母亲叫做玛格丽特﹐还排演过一些英语话剧。

母亲曾经很仔细地向我介绍过他们班的同学﹐他们的好几个同学我小时候都见过。比如丰子剀先生的公子丰华瞻叔叔﹐留学归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王晋熙叔叔1949年后在北京外语学院做教授﹐文革前父母带我们去拜访过他好几次。蒋百里将军的女公子蒋和阿姨﹐1949年后在石油工业部做德文翻译﹐我家搬到北京后﹐经常来往﹐她每次出国回来，就给我们讲外国的见闻。

重庆中大英文系父母所在那班﹐总共不到20名学生﹐女生本来多于男生﹐后来国民政府在大学生里征募翻译官﹐吴文津、朱立民、王晋熙三人应征﹐班上男生便只剩父亲、耿连瑞、祁延朗、丰华瞻四人。祁延朗叔叔后来在北京新华社工作﹐跟父亲保持着联系。耿连瑞叔叔在西安外语学校做过校长﹐我在西安读书时﹐拜访过他几次。母亲在北京去世﹐耿叔叔曾亲往吊唁。朱立民叔叔美国留学后，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做教授﹐吴文津叔叔做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数十年﹐直到退休，现年98岁，住在硅谷。我凡去旧金山湾区，必要拜访老人家，听讲故事。

那一班里的女生﹐除蒋百里将军女公子蒋和阿姨﹐还有丰子剀先生女公子丰陈宝阿姨﹐马寅初先生女公子马仰兰阿姨﹐荣毅仁先生胞妹荣墨珍阿姨﹐当时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官的女公子刘致学阿姨﹐山东青岛市警察局长的女公子吴慧阿姨﹐还有香港小姐黄孟姞阿姨﹐两个南洋华侨女生﹐再加母亲。

小时候曾听母亲讲过一次天子门生砸书店的故事﹐但记不很清楚﹐到美国后又听三舅再讲一次﹐才真明白了。那时候母亲在中央大学读书﹐大舅在中大隔壁的重庆大学读书﹐三舅则在沙坪坝的南开中学上学﹐所以那件事是他们三人一起碰到的。

沙坪坝镇上，母亲姐弟三个最常光顾的﹐是六合饭店，喝片儿汤吃包子﹐也去过金刚饭店、味斟香等几处。另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一家叫做时与潮的书店，当时是沙坪坝最大的书店，卖书和文具，还出版一本杂志叫《时与潮》。书店门大开，学生们随便出入，也可以随便看书，所以书架上摆出的书，有很多还没有卖出去就都卷了边。所有沙坪坝各学校的的学生，只要到镇上来﹐都免不了到那书店里去逛逛。三舅回忆﹐他在时与潮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基度山恩仇记》，太贵了，买不起﹐于是凡有空他就到书店去﹐在角落里找块空地，坐下来读一阵。有时找不到地方坐，只好靠在书架上，站着看，那就看不多时﹐前后花了几个月﹐总算读完。

有一年秋天﹐时与潮书店对面﹐新开另一家书店﹐店门一天到晚关着，书架上贴着纸条：不准乱动。不让学生翻书，还到沙坪坝来开店﹐不是自找无趣么﹖有一天﹐一群男学生跑进那家新书店﹐因为随便翻书与店主争执起来﹐最后推书架丢书藉，乱作一团﹐然后他们走出来，把书店招牌摘下，丢在地上，引起街上围观学生欢呼喝彩。警察闻声赶来﹐被围观的学生们挡住﹐近不得身。闹了一阵，人群散开，看热闹的拥着闹事的，全走光了，警察才进得店门。

书店老板自然是愤怒的不得了﹐要求警察捉拿凶犯﹐赔偿损失。警察问明白，那些闹事者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就反劝店主﹕这些天子门生，你告不下来，算了吧。没过几天﹐那书店关门了。大概是因为这个故事﹐所以我便很遗憾自己没有做到天子门生。

细想父亲同学各自的不同经历﹐我曾问过父亲﹐他当时为什么没有去做美军顾问的翻译官。他当时班里做翻译官的同学﹐吴文津叔叔跟到美国﹐读了大学又读研究院﹐最后做到哈佛大学教授。朱立民叔叔也是美国留学﹐在台湾大学做教授。父亲答说﹐可是也有王晋熙叔叔﹐在北京外语学院做教授﹐文革时期饱受折磨﹐险些丢了性命。我听了﹐无话可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一时﹐彼一时也。母亲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有许多那里的同学﹐我也见过几个。西南联大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但其他的教授和学生﹐后来遭遇又如何呢﹖我又想﹐如果杨振宁李政道没有留学美国或者出走海外﹐会如何下场﹖或者他们留学美国两三年后回国了﹐又会如何结果﹖我母亲有个堂兄陶鼎来舅舅﹐1945年西南联大机械系毕业﹐考中官费留学美国﹐1948年获美国农业机械硕士学位﹐为报效祖国﹐归国办农场﹐从此一生在国内致力农业机械发展﹐做了农业机械研究院院长等﹐挨过批判﹐住过牛棚﹐下过干校﹐最终宏图未展﹐凄然退休，住的小公寓连身也转不开。

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生死祸福﹐成败荣辱﹐其实并不在于读什么学校﹐也不在于有多少学问﹐更不在于是否努力用功﹐完全是在于某个历史瞬间﹐他或她选择了怎样的一条人生道路﹐选择何处定居。如父母亲这样的天子门生﹐仅仅因为安家的地理位置﹐终使前途毁于一旦﹐尝受无尽的苦难。这是一个难以让人理解的闹剧﹐或者是一个教人无奈的悲剧。这是从来没有在大陆生活过的任何人所难以体会，也是一直居住海外的华人所永远无法想象的。

 作者/ 沈宁

沈宁，美籍华裔作家，蒋介石文胆陶希圣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堂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77级毕业，毕业后任职陕西省电视台电视剧部。1983年赴美留学，获衣阿华大学硕士、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历任大学助教、中学老师、小学校长等。业余写作，著述甚丰，出版书籍17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