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门生（上）

天子门生（上）

美国 沈宁

我们小时候﹐父亲母亲有时开玩笑﹐自称是天子门生。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就没有再听说过了﹐但我记得很清楚。门生这个词﹐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指家塾或私塾出身的学生。比如李鸿章早年在曾国藩家里求学﹐所以说是曾国藩的门生。

中国古代科举功名﹐从乡里到省级再到国家级﹐层层迭迭﹐非常严格。在这个庞大而细密的学衔系统中﹐最低一级功名叫做童生﹐就是最初级的意思﹐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然后稍高一点级别﹐叫做生员﹐可以算作相当于现代的初中生吧。有了生员的资格﹐就可以参加乡试。所谓乡试﹐是中央朝廷派遣考官﹐在省一级举行的全省统考﹐题目由各省主考官拟定﹐所以并非全国统考。通过各地乡试的生员﹐叫做举人﹐为了叙述和记忆方便﹐暂且说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生﹐其实并不完全适合，古时举人的文史学问可比现在高中生要高得多了。举人第一名被尊称为解元﹐从字面上讲﹐元就是第一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儒林外史》里的一篇小说《范进中举》﹐讲的就是这种乡试。要考过乡试实在很不容易﹐所以有屡试不第﹐乃至中举发疯的事。但中了举人﹐就可以做地方芝麻官﹐所以读书人打破头也要去考。现在有些人以为﹐中了举可以做县太爷﹐那是不对的。据我家祖辈所言，满清时代﹐只有考中了进士﹐才能外放做县太爷﹐仅仅中举没有资格做县太爷。而且满清制度﹐县太爷不能由本地人做﹐必须是外地人调任﹐以免地方官坐大。乡试考中举人﹐可以做县衙门里的中层领导﹐做不到县太爷的官职。

有了举人的功名﹐便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考试﹐那就是全国统考，与现在所说的大学统考相似。该一级考试﹐通常设在都城如北京﹐专门修建一座考场﹐称做贡院﹐气派威严。通过这级国家考试的读书人﹐被称做贡生或贡员﹐可就比举人资格高得多了﹐权且说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了吧。贡员中的第一名﹐自然来头更大﹐被尊为会元。考中贡生，便有了资格﹐可以进紫禁城接受学部官员面谈﹐通过了面谈一关﹐就得以上保和殿﹐接受皇帝面试﹐史称殿试。如果学部官员没有批准殿试资格﹐那学生只有贡员出身﹐可以外放地方任官﹐比举人做的官大﹐但还不能是县太爷。

那些能够进保和殿，晋见皇帝的贡员﹐得到机会回答皇帝金口提问﹐自然是全国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可以算现在的研究生吧。当然殿试是一道严重关口﹐通常要考几乎一天﹐常人恐怕很难通过﹐大概进了金銮宝殿﹐见到那威严气势﹐吓也早就吓得半死了。就算没有吓死﹐若尿湿了裤子﹐熏得满朝文武捂鼻子﹐也绝没有好下场。既有勇气又有学问也有智慧的贡员﹐通过殿试﹐分三等入选﹐称三甲﹐就算考中进士了。中国历来极重身份排列，即便考中了进士，也要再分等级，以示尊贵。一甲三名，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而二三甲的第一名，又都称为传胪。考中一二三甲的进士，乃是中国科举功名最高一级﹐现在的博士学位恐怕也比不上。据说唐朝时候，殿试过后，所有考中的进士，会在长安城中披红挂彩，骑马游街几日之久，接受民众仰慕，可见其盛。我的父母两系﹐曾祖父一辈﹐全部都曾考中进士﹐祖父考中秀才后﹐科举被废除﹐失去功名仕途。二伯父沈钧儒倒是赶上末班车﹐考中光绪年最后一批进士。

后世传说﹐所有通过殿试考中进士的﹐都算是皇帝的学生﹐可称天子门生﹐那是进士们给自己长身份的说法。实际上，在科举年代的朝廷里﹐要做天子门生﹐实非易事。考中进士的三甲之中﹐只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才算是出自皇帝的门下﹐可称天子门生。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誉﹐跟皇帝拉上了师生关系﹐日后如何不得飞黄腾达。顺便提一句﹐有学者统计﹐自汉室至清季﹐近两千余年﹐历朝历代，获状元称号者﹐不过五百名左右﹐足见其难﹐也知其尊﹐个个都在史书上注了名字﹐绝非可以随随便便封的。现今中国﹐哪个省每年都会列出多少多少状元﹐真是对学问和称号的亵渎。

那么我的父亲母亲凭什么说他们自己是天子门生呢﹖他们都是二十世纪初出生的人﹐到他们读书的年龄﹐科举功名制度早已经没有了。他们抗战时期才读大学﹐哪里还有殿试一说，自然考不成进士，更做不得状元。他们那么说﹐当然是玩笑﹐借用古代称呼而已。

1943年起中国抗战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曾亲自兼任陪都之中央大学的校长﹐如果把蒋介石比做皇帝的话﹐中央大学的学生可就都是出于天子门下﹐都是皇帝的学生了。所以那个时候重庆中央大学的学生﹐便会时常自称为天子门生。我的父亲本来在上海暨南大学读历史﹐我的母亲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中文﹐刚好1942年秋天同时转学到重庆，进了中央大学﹐所以双双成了蒋介石校长的学生。

虽然算是天子门下﹐那时候重庆中央大学的条件却非常艰苦。据父亲回忆﹐沙坪坝是重庆郊区的一个小镇﹐重庆大学原本设在那里﹐中央大学搬到重庆之后﹐没有地盘，便借了重庆大学的一块地落脚，比邻而居。战争期间﹐物资紧张﹐中央大学校园里不过都是些简陋的平房﹐分别做为教室、宿舍、办公室、图书馆等。有一个运动场﹐也颇简陋。只有一个大礼堂﹐还算稍有气派。1944年秋天蒋介石校长到中央大学对全校师生训话﹐父亲母亲跟同学们一起﹐就在那个大礼堂里听讲。

校园中心是一个小山坡﹐叫做松林坡。坡下散落着教室和饭堂。前坡的一边是校部办公室﹐另一边是女生宿舍﹐父亲说象个大谷仓﹐为便于管理﹐全校女生都集中住在那里面。坡后则是男生宿舍﹐八人一间屋﹐四张双人床﹐四张小桌子。听父亲这一说﹐我就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宿舍也是八人一屋﹐四张上下铺架子床﹐而且只有一张大木桌﹐连四张桌子也没有﹐过了四十多年﹐中国大学条件并没有改善﹐甚至更差了﹐怎么回事呢。

父亲回忆﹐离校园不远﹐便是嘉陵江﹐山清水秀﹐有个地方叫中渡口﹐有个茶馆﹐卖茶也卖酒。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南开中学的学生们﹐经常去这个茶馆﹐买些花生桔子﹐躺在竹椅上﹐喝茶聊天﹐就是唯一的消遣﹐也是最大的乐趣。母亲讲过，她和同学还常常去磁器口﹐买些香脆花生，花生糖，五香豆腐干，炒米糖等。父亲补充﹐他曾细细品过，花生米配五香豆腐干，吃起来有火腿的味道。我听了又想﹐抗日战争年代的大学生﹐竟然还是比四十年后大学生的生活更加丰富和快乐。我上世纪80年代初读大学的时候﹐既买不到花生桔子﹐也没有竹椅可躺﹐更别说五香豆腐干和火腿滋味了。

从中央大学校园步行二三十分钟﹐就到沙坪坝镇上﹐那里有书店﹐饭馆﹐酒铺﹐照相馆等﹐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及南开中学几校的教师学生和家属﹐都是那些店铺的主要顾客。而要去重庆城里﹐也须由此上长途汽车。

母亲对此最熟悉﹐因为她每个周末都要从中大去重庆。她告诉我﹐长途车站在小龙坎，人到之后先拿号单，按号排队买票。如果手里拿着特约证，可以不拿号单，也不排队，优先买票﹐所以她们经常排半天队也买不到车票。有几次﹐实在等不及﹐大舅（重庆大学学生）便搭巴县公司的车到上清寺，然后走路到委员长侍从室找外祖父。但是每次母亲和舅舅们跟随外祖父﹐自重庆到江边搭船过南岸﹐就省事得多。因为外祖父能够在侍从室领到特约证﹐他们便不必排队，直接走到卖票窗口，买票上车，而且可以挑好座位坐。

外祖父和母亲几个在牛角沱下车，下二百多级石板台阶，到储奇门码头，坐渡轮过江到南岸。在海棠溪上岸，沿湮花路，到马鞍山，大约六七里路，中间有一段崎岖不平的石板路，高一脚低一脚，很难走。三舅说﹐重庆大学的江边，有轮船定时直放龙门浩。开船时间晚些，可是不必挤小龙坎汽车站﹐回家还早一个钟头。但是那就不能到上清寺，跟外祖父一道回家了。

 作者/ 沈宁

沈宁，美籍华裔作家，蒋介石文胆陶希圣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堂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77级毕业，毕业后任职陕西省电视台电视剧部。1983年赴美留学，获衣阿华大学硕士、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历任大学助教、中学老师、小学校长等。业余写作，著述甚丰，出版书籍17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