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战争（下）

恐怖的战争（下）

美国 沈宁

已经在香港街上逃来逃去48天，外祖父本已衣衫褴褛﹐狼狈不堪﹐作难民也不用化什么装了。友人高彤阶先生指点，用椰子壳烧出油来，擦在脸上，脸就变得腊黄。那一夜，外祖母和大舅两个，一夜没睡，给外祖父烧椰子油擦脸。外祖母给外祖父准备了一个布包，一只热水壶，壶里的夹层内塞四百元法币两张，港币两张。外祖母又蒸了六个白面馒头，把两个金戒指揉在馒头里。这钱不光是外祖父的路费﹐如果外祖父真能逃出香港﹐回到祖国大陆﹐就要马上寄钱给正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母亲﹐因为日军占领香港﹐算来他们已经两个月没有给母亲汇款﹐恐怕母亲早已断了粮。

第二日清晨五点，外祖父一步一步下楼，外祖母一步一步后面跟着，各自两眼含泪。到门口，看见外面街上，一群一群难民，都静静地走路。外祖父不敢回头再看外祖母一眼，一步跨出门，加入难民队伍，就那样走了。他们两人讲好，如果回到国土，便在桂林相聚。但外祖父离开家门的那一时刻，谁也不知一家大小哪个能够活下来，走回国土。

外祖父靠着椰子油涂黄的脸﹐拿了难民证﹐总算通过日军的检查﹐随难民队到了大浦，赶上一条渔船，黄昏获准﹐离岸出发﹐驶往大陆。次日清晨，船在海湾，忽听枪响，外祖父的腿已站不起来，以为是日军发现陶希圣混在这条船上﹐追赶上来﹐于是干脆躺在舱里﹐准备等死。不料截船的不是日军，而是一群蒙面海盗，船上每人交够五元，即放行。日军确实是在严加防范﹐决心活捉陶希圣。外祖父逃跑的那天上午，日军获得一份情报，说陶希圣企图化装难民﹐走陆路潜逃。日军立刻封锁各条路口，捕捉许多出走的难民，吊打逼供，到底没有找到外祖父。

正是那时﹐外祖父所跟随的那批难民，到了葵涌，舍舟登陆﹐加速步行，走了半夜，才到一个小村歇息。第二日早起﹐继续急速步行﹐赶往目的地惠阳。不料将近惠阳，听说惠阳已被日军占领﹐不能再去了。难民队只好掉转头，四处乱走﹐外祖父自然也跟在里面﹐转了几天，到达横沥﹐无奈之间﹐再次上船，沿东江到了龙口，这才算终于遇到中国军队，那时已是阴历除夕之夜。

这段时日里﹐外婆也领了四个舅舅﹐逃出香港。送走外祖父之后的第二天﹐外祖母听说又有一艘疏散船白银丸﹐要开往广州。她马上领了舅舅们，用另外几张难民证，赶去上船。外祖母抱了行李，大舅背着五舅﹐三舅拉着四舅，跌跌撞撞到了水师码头。日本兵很残忍，在难民人群里胡乱扬鞭抽打，周围许多人脸上都流着血。外祖母让舅舅们都低下头，伸手罩在头上，急急上船。

三百人的小船，挤了一千多人，都是潮州难民回乡。外祖母嘱咐舅舅们﹐在船上谁也不许讲话，更不许乱动，只怕广东难民听出他们内地口音，恨他们占了广东难民的座位﹐把他们都丢下船去。两天一夜，满船大人小孩，不吃不喝，忍饥挨饿，在海里飘荡。好不容易到了广州湾，法国警察却不许乘客下船登岸，而日军又不许船回香港。

满船人绝望之余，有人终于耐不住﹐跳水登陆。法国警察就向水里开枪，有人打伤﹐有人打死，在水里翻滚上下﹐血染水红﹐十分可怕﹐惨不忍睹。如此大人孩子哭啼喊叫﹐闹了一天，直到黄昏时分，法国警察下岗，船上人才从窗洞里跳出去，爬上小木船，停靠码头，登上岸去。所有难民的行李，也由船员卸下﹐运去潮州会馆保存。当夜外祖母什么都顾不得，只想保住几个舅舅的性命﹐无暇去管行李﹐就算被人抢走﹐也只有让他们抢走了。

大小五人﹐在江边一个小店里吃一顿饱饭，再到西营找家旅店睡觉。第二天一早，跑去潮州会馆领行李。大院中间立椿围绳，里面整整齐齐堆放了几百件大小行李箱笼，两个大汉手持木棍在入口把守，验明船票身份，顺利领回行李，一件不少。那两个大汉也没有因为外祖母内地口音，刁难他们。拿着行李﹐走出会馆﹐回头看见旗杆上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外祖母不禁热泪盈眶。三舅四舅两个立正，用童子军三指军礼，向国旗致敬。生死逃难﹐回到祖国﹐那感受十分强烈和深刻。

外祖母独自一人﹐领了四个舅舅﹐兵荒马乱﹐实在寸步难行。万般无奈﹐只好给重庆的杜月笙先生发电报求救。过了几日，杜先生派的人到了，不仅给外祖母几个发了些路费，还专门派了向导为他们领路。三舅至今还记得﹐那领路的人﹐叫做范瑞甫，当时才三十几岁，烽火连天之中，只身翩然而至，受命护送外祖母一家。从广州湾出发，一气连续走了十天路，外祖母几人坐轿子，范先生不坐，两只脚走了六百多里，然后又坐车陪了三百里。他一路沉默寡言，任劳任怨，每到一地，安排外祖母一家住好，就去联络当地军政和帮会中人，准备下一日行程。进了深山峻岭，范先生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后照应。外祖母一家到了柳州，可以坐火车到桂林，范先生的任务也便完成，一刻不留，飘然而去。三舅讲完故事﹐总会感叹﹐如此刚毅沉着，来无影去无踪的人，真是大侠客。

就这样﹐外祖母一家时而坐轿，时而步行，一路风餐露宿，直走了二十多天。有一日，走在荒村僻野，大舅和三舅实在腿痛，落了后。黄昏时候，走到一条田沟边，上面搭了一块石板，给人过路。两个舅舅刚要走上去，田里跳出一个农夫，拿把锄头，说那石板是他铺的，过路要收钱。大舅说，那么我们不走石板，跳过沟去。那农夫也不答应，说是只要从此路过从，便要留下买路钱。两个舅舅无法，只好每人付了三块钱，才过去了。

舅舅们已经有了经验﹐晓得广东买路钱都是三块。他们过廉江县的时候，因为范先生联系﹐廉江县长来看外祖母一家，对他们说﹐明天要过十万大山，不很安全，县长大人派八个亲兵，护送外祖母一家到山那边，那以后就不是他的地界﹐他管不了。第二天，八个亲兵果然来了，雇了轿子，上路进山。过了中午，看见山顶有人持了长枪，向下面打手势。那县长的亲兵用口哨响应﹐然后领了外祖母一家转来转去，最后到一个峡口，几个土匪守着一个大木箱，箱上插个白旗，写个不认识的字。几个亲兵跟土匪交涉了半天，外祖母和舅舅们每人付三块钱，放进木箱，立刻放行。晚上过了十万大山，那几个亲兵便完成任务﹐转路回家去了。

外祖母领着舅舅们﹐到了柳州﹐坐了火车到桂林的时候﹐外祖父也在龙口上了岸。他没有忘记﹐第一件事就是把暖水瓶里的钱取出，又把馒头里的金戒换了钞票，马上找到一家邮电局﹐先发电报到重庆给陈布雷先生﹐报告平安脱险﹐又在邮电局柜台上﹐给西南联大我的母亲汇四百元﹐匆忙间不及附信﹐只注了父字。因为香港沦陷﹐几个月接不到家人消息﹐我的母亲在昆明早已心急如焚﹐终日以泪洗面。突然间被蒋梦麟校长告知外祖父平安的消息﹐又收到外祖父汇款﹐才知道外祖父还活着﹐由不得在邮局柜台上喜极而泣。

外祖父出了邮电局﹐直奔菜场﹐买了一只鸡，拎到旅馆﹐请店主帮忙煮吃，他一路上几乎饿得要发疯﹐看着锅里的鸡﹐口水直流。鸡还没有煮熟﹐旅馆门口开来一部小汽车﹐车夫走进来﹐报告说广东省政府接到重庆通知﹐知道陶希圣先生到了龙口﹐专门派了车来，要接外祖父到韶关去。肯定是陈布雷先生接到外祖父的电报﹐获知他已到龙口﹐便立刻电报通知了正在韶关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将军。李主席一接重庆电报﹐立刻派车到龙口﹐接外祖父到韶关﹐设宴为外祖父压惊。外祖父虽然很心疼那只半熟的鸡﹐却也无法﹐只好又忍着饥饿﹐跟随车夫到韶关，住进互励社。

吃过李主席的宴会﹐外祖父连夜给桂林当地所有报纸发电报，嘱咐刊出一则消息：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在韶关宴请陶希圣先生。外祖父和外祖母两人本来约好，回国之后在桂林相聚，当时外祖父无法知道外祖母和舅舅们是否已经逃出香港﹐但他相信﹐只要外祖母他们逃出了香港，便一定要到桂林，或者可能已经到了桂林。可外祖父自己前前后后多跑了17天路﹐结果还远在韶关。

真是幸亏外祖父急中生智﹐给桂林报纸发了那则新闻消息。外祖父还在惠阳横沥龙口打转的时候﹐外祖母和舅舅们已经到了桂林，整日找外祖父找不到﹐急得要命。各地到处传说﹐日本人捉住了陶希圣，剥了皮。听到那种流言﹐外祖母和舅舅们心里怕得要死，只有每天看报﹐希望获得外祖父的消息。

那天早上﹐外祖母又领着舅舅们﹐站在桂林漓江木桥边的贴报栏前，忽然看到《扫荡报》头版﹐刊登陶希圣在韶关赴宴的消息，才晓得他走东江，到了韶关，并没有死。舅舅们读了﹐大喊大叫，欢喜若狂。外祖母心里不知是悲是喜，只有眼泪止不住的滴下来。

从那之后﹐外祖父从韶关坐火车赶到桂林﹐总算一家人再得团聚。住过几天﹐外祖父被熊式辉将军邀请﹐同机飞到重庆。熊式辉将军刚接到任命﹐做中国政府驻美国华盛顿代表﹐他想请外祖父同往美国﹐做代表团的秘书﹐所以急着带外祖父到重庆见蒋委员长﹐面呈请求。为此熊式辉将军让外祖父用了熊夫人的机票﹐让熊夫人晚一天飞重庆。但是到了重庆﹐蒋委员长没有答应熊式辉将军的请求﹐没有委派外祖父去美国﹐而是将外祖父留在重庆﹐任委员长侍从室中将组长﹐由陈布雷先生直接领导。

外祖父离开重庆之后﹐外祖母便带了舅舅们﹐于7月24号出发，从桂林搭火车，先到柳州，再到金城江，走了2天。然后分搭两辆大卡车，走了7天，才到贵阳。因为曾外祖母那时住在贵阳，所以外祖母和舅舅们就在贵阳住了5天。曾外祖母给舅舅们讲云南摆夷人的习惯﹐看他们个个面黄肌瘦，便给他们煮燕窝吃。第二天早上起来，几个舅舅的脸都肿了。曾外祖母说：哎呀，娃娃们实在可怜，已经虚得不受补。8月13号，外祖母和舅舅们离开贵阳﹐坐上木炭车，走川黔公路，到重庆去。当时汽油不够，那车子只能用木炭生气发动，爬坡没有力，在大山里，走得极慢。有时上坡，乘客们要下车走路，减轻汽车重量。这样走了三天三夜，才到重庆。

半年之后﹐母亲从昆明的西南联大转学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同外祖父和外祖母及舅舅们团聚﹐之后度过五年平静的生活。

 作者/ 沈宁

沈宁，美籍华裔作家，蒋介石文胆陶希圣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堂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77级毕业，毕业后任职陕西省电视台电视剧部。1983年赴美留学，获衣阿华大学硕士、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历任大学助教、中学老师、小学校长等。业余写作，著述甚丰，出版书籍17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