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和道长的初遇和旧媒体时代往事

李菁

我先来补充一段文道的史前史。有一些事情可能他已经不记得了，所以我就想先把这一段补一下——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认识的、因为什么认识的。因为这跟我后面的，包括做视频、做音频，其实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关系。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2003年年底的一天，我刚刚完成上一篇的稿件。这要讲到《三联生活周刊》了，我们一周一次。然后一般的惯例是周一交了稿子之后，我就打一个比方，就像电脑清盘了，马上就把刚交过的稿子，所有的东西都关闭掉了，要迎接周二的（选题）会，那周二开会你不一定又被发到哪里去了。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周一还是周二，反正我在“电脑清盘”的这一个空档去理发，正吹头发的时候接到主编的电话说梅艳芳去世了，你去趟香港。我正在做头发呢，我说好好好。然后马上就开始想我要去香港找谁，就马上又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当时跟曹景行先生比较熟，那我第一个反应就请他来给我推荐。我说我要去香港，要做梅艳芳和她的时代和香港文化。然后我记得曹先生非常热心，也非常支持同行，所以他刷刷刷给了我好几个名单。

其中一个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梁文道是很优秀的，他在香港电台对这个非常了解。所以我到了香港之后我就跟文道联系上了，然后文道就像现在一样谦谦君子。我们是在一个商场的书店的咖啡馆里见的面。

……我刚刚又查了一下我当时写的梅艳芳的文章。我的文章的标题叫《活在艳舞台比生命更大》。你想这个文章是我二十几年前写的，我完全都不记得了。然后我当时想我这个标题还挺好的。但我仔细看了一下我的文章，我突然发现这是香港商业电台为纪念梅艳芳去世主持的一个节目专题，叫“活在艳舞台比生命更大”，结果就被我拿来了做了我的——当然我是打引号的，我没说这是我的，我是给您这个专题拿来做我的文章（题目），所以这就是我和文道认识的前传。

程衍樑

我当年也是看《锵锵三人行》看得津津有味，但是后来做了播客，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每一期电视版的锵锵三人行，其实它的长度都不算长——20来分钟，有时候25分钟可能一期节目就结束了。我今天的经验是，比如说我们三个只谈25分钟，我是完全没有把握我们能聊点什么出来的。但是我回想我看《锵锵》的记忆，我觉得好像每一期都很充实，你们可以讨论不同的问题。它不像今天，比如说一档播客一定要聊到40分钟以上，甚至1个小时以上，大家才觉得这期节目算是言之有物。您作为参与者本身，有感受到这种区别吗？

梁文道

有，完全有。不过我想衍樑兄，你也做过文字媒体，我打个比方你大概就明白我意思了。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做传统媒体的时候，你媒体的这个量，比如说时间长短、你的这篇稿子的长短，它是事先规定好的，你不能够说随意更改。比如说做大众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你就是那个时段播，那个时段就是给你半小时，半小时你把广告扣掉，那就是22-24分钟。你不能说今天聊得真好，我们就聊一小时，或者今天聊得不怎么样，我们就聊10分钟，这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在传统文字媒体，比如说李菁也好，或者是衍樑兄你以前工作的媒体也好，编辑告诉你，你这篇文章总编画好了这个版面是多大，你要负责的东西是有多少文字量，那就是那个量了。你不可能像现在写公众号，文章可长可短。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其实你会高度集中，你会很节约地使用自己的文字跟说话的时间，你会很在意自己讲话的那个节奏，那种内容递出的数量跟密度。所以那种做法——坦白讲我觉得做传统媒体是更让人紧张的，在这个情况下。你会很在意我用了多少时间，你很在意我用了多少段文字。但现在我觉得在播客年代、公众号年代，大家反而是更随便了。当然短视频或者小红书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因为它们也会很短。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些做过大众媒体的人走到今天很强烈的一个感受。所以听播客的人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比如说你如果看电视节目，看一个谈话节目看半小时，我觉得那就已经刚刚好，如果要看上一小时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开始觉得疲乏了。但是播客不同，大家对播客的预计已经不一样。因为今天播客跟过去那种电视节目最大的分别就是它同时还有一种伴随性的效果。当然以前我知道我们做《三人行》的时候，很多人是吃着饭看，也有个伴随性效果。但是现在播客的那种伴随的感觉更强烈了。那你要伴随一个人什么东西呢？你是伴随他洗碗，还是伴随他洗澡，还是伴随他开车，还是伴随他搭地铁呢？那个时间长短都不一样，但是一般而言，做伴随性媒体的听众，你会没那么在意你听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太长了，还是怎么样。所以你就有种时间仿佛可以不断的延长下去的幻觉。

录节目前化妆时的跑题闲聊和采访稿件以外的材料碎片

程衍樑

其实我在做记者的过程当中，虽然那几年也不算太长，但是我自己就感受到一种很强烈，就是我们采过或者做过的很多话题，它留下来的一些零碎的边角料，在文字的内容当中被删减去的这些部分，这些注脚其实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往往这些内容我没法把它放在文章里面，但读者又无法去听到这些内容，我又觉得很遗憾。

我有一年在山东济南采访一位中国的翻译家，冯克利老师。他在八九十年代翻译过很多作品，我在读书的时候也看过他翻译的那些译著。

李菁

《邓小平时代》就是他翻译的吧。就是傅高义那本书。

程衍樑

是的是的，而且当时冯克利还跟我吐槽过，他认为最好的版本就是他翻译的香港中文大学的繁体版，因为英文原版当中傅高义他弄错了很多时间，比如说咱们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些很具体的会议名字或者时间先后顺序，是他来进行一个校正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对冯克利的早年生活有太多的了解。那次采访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的青年时代，他的中年时代经历过那么大的一个（变革）——其实就是山东济南一个干部子弟小伙子，他在那种时代的大浪当中，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生存经验。我觉得那部分其实也是非常迷人的。

但是当我们要做一个关于翻译家的稿件的话，那部分很多材料就需要被放弃。所以我真的是因为那一次采访萌生了（一个想法）——就觉得如果我们所在的媒体有一个文章以外，有一个电台内容，其实这些部分都可以放上去。而且他本人的描述是要远远好于我作为一个记录者，我的二次加工这样的文字描摹。

道长年轻时的“长衫” 

程衍樑‍‍‍‍‍‍‍

我记得道长你应该是在《圆桌派》里面提到过，做节目对你来说很早以前就一直是一件你觉得很丢脸的事情。我记得你当时说你本来是希望做一个没什么人认识的人，顶多是写一点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中国人自古的这种文化环境熏陶是有关联的，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文字的创作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这个身份我是可以坦然接受的。但是你成为一个抛头露面的人，以及一个需要去用声音或者说用视觉，露脸来做表达的人，好像是不是内心还是会存在一些这种用年轻人的话说是孔乙己的长衫，就始终脱不下来的，其实是一种耻感。

梁文道

说实话我觉得可能有点。我刚刚开始写作，后面转成做电视电台节目的时候，是有一点——就我不能说我歧视戏子，因为我最早就接触剧场，我是参与过舞台剧的创作，做过导演、做过演员的。那所以我不可能说戏子是不好的，抛头露面是不好的。但是我就总觉得在大众媒体亮眼不是一件好事。

这大概几个原因，一个就是你讲的那种，可能某些传统的包袱我一开始没丢下来，第二就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做的东西，无论我的写作还是我的剧场创作，都自认为或者自命为是，非常另类的，或者是非常先锋的。那么这么先锋的一个创作者居然这么不要脸地跑去做电台、做电视了，这不是一个堕落吗？这些是我当年要批判的。

你这样看，我在90年代头的时候，我是会跑去香港无线电视台的香港小姐的选美大赛现场，我们去发传单，去举横幅、去抗议的，认为这是对女性的物化和剥削。因为那时候我是比今天激烈得多的女权分子啊。所以我那时候那么反主流媒体，然后自己居然去做主流媒体，这太丢人了。

这是一方面，那另一个你可能不相信——我是很喜欢认识朋友，跟朋友聊天——但是我同时也是一个，你让我关起门来，在家一年不出门我都能接受的人。你知道过去那三年疫情，因为我来回不同的地方，我要经历很多隔离。那三年，我被关在隔离场所，隔离酒店总共关了120多天。那120多天我现在有点怀念的。就是足不出户的在那个隔离酒店哪都不能去，然后我就一天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呆在那个小房间，然后看自己的书，想自己的事儿，我居然觉得很享受。你也许觉得很变态，但是我是完全可以的，但这并不表示我很社恐，我并不社恐。但是我也能够享受那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人家不认识我，没人喊我，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待得好好的，我也觉得挺愉快的，挺幸福的。

所以基于几个理由我都会觉得做节目这样抛头露脸不是太好。但至于你说会不会有知识分子的读书人的长衫，这个长衫的意思我觉得大概有好几个层面。就假如说我最早的那个原因之一，就是我觉得自己是个很激进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

所以当时如果我这样的一个心思跑去做了一个主流电台里面的一个大众节目，我是受不了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场景下我脱不下的那个长衫，是我那种觉得自己应该是个搞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这种身份。所以我对长衫的切身体会可能跟今天一些人讲的不太一样，因为当时你让我说我要去跟一些工友们站在一起开工会，比如说参加一些工人的罢工，然后要去半夜去给一些露宿者送饭，这个对我来讲是我甘之如饴，我做得很愉快、很轻松的事。但是你让我上节目，我觉得这就有个知识分子的长衫抛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