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跑马厅的兴亡：马会政治、上海青帮与近代体育赌博狂潮
文摘
历史
2024-10-22 19:11
上海
源自英国的近代赛马运动，在帝国殖民与扩张的航程中，于世界各地开枝散叶，并在各文化的土壤中“转译”、兴衰。赛马不仅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是文化交融与冲突的缩影。在上海，赛马运动如何从一项外来事物，逐渐融入市民生活，成为老上海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浜水相隔的跑马厅看台之后，华人境遇怎样？叶子衡、杜月笙、张啸林，叱咤风云的上海滩华人名流如何与赛马结下不解之缘？“马照跑，舞照跳”，跑马厅如何从帝国主义的象征，转变为人民的广场？旧世纪的喧哗与骚动，回声在尘土飞扬的赛马场。欢迎收听本期嘉宾《狂骉年代》作者张宁老师带来的精彩讲述！
本文为基于节目录音的口述稿，仅对语法与用词做部分修改。
中国赛马会的重要性在于，赛马文化逐步从外国人传到中国人的上层，像叶子衡一样，再往下传到了中产新兴阶级。但是我所谓的“失控”是因为赛马本身是有很强的阶级性，特别是赛马俱乐部里面，就像上海跑马总会跟万国体育会，它都是赛马俱乐部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你必须是马主，而且要有一定的身份跟地位。可是中国赛马会里面的成员有很多都是青帮。以前我们就知道杜月笙和张啸林是中国赛马会的董事，那时候大家的第一个反应说，那他们是不是从中作弊，趁机赚赛马的钱？没有，他们没有作弊，他们也没有要赚赛马的钱，他们当马主其实是赔钱，因为养一匹马，就像我前面说的，其实要花很多的钱。而你要赢奖金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他们相反的，他们在中国赛马会里是规规矩矩的，遵照一切的制度，他们也给自己的马房取一个英文名字，给自己选了骑士应该要穿的衣服的颜色，所有东西都照规矩来。但是我所谓的失控指的是，他们再怎么样，他们还是白相人。就算杜月笙后来能够可以跟国民政府来来往往，如何受到蒋介石器重，或者如何成为什么银行的董事长，是法租界汽车公司的，调解各式各样的纠纷，但是说到底他们是白相人。他们不是正经的生意人。有些人会说，诶，搞不好他后来当了这么多的董事长跟总经理，以后大家可能就觉得他已经漂白了，其实不是，他是必要的时候采取各种手段去获得他要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不会变的，他跟他手下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他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赛马会的内在的阶级。从英国人的角度，如果英国人能够控制的话，他们是绝对不想发生这种事情的。当事情是转变成这样子的时候，三个赛马会聚会的时候，也只能笑嘻嘻地跟杜月笙和张啸林，还有其他手下的一群人，大家都混在一起。可是中国赛马会本身的出现，以及它确立了位置，加上它又有一个金尊奖大赛，让整个赛马文化朝向一个没有预料的方向转变。前面你说到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哪怕像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这样的人，他们在赛马运动当中表现出来的还是非常规矩的，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虽然赛马有非常强的这种下注赌博的要素，这些青帮的大亨们并没有通过这件事去为自己进行牟利。他们似乎是把赛马当成一个对外公关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做戏要做足，这个可能有利于他们的阶级攀升。也是，而且杜月笙跟张啸林还有黄金荣，他们其实都是法租界出来的，黄金荣你知道他是法租界的华捕嘛，也就是探长，张啸林跟杜月笙他们也都是在城隍庙附近，靠法租界那里的，所以他们发迹是发在法租界，鸦片走私等等也都是在法租界。杜月笙跟张啸林都希望在公共租界能够被承认，那赛马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如果靠你自己的能力，靠你自己的马赢得了赛事，大家都会给你鼓掌。那你如果是偷鸡摸狗，或者给马下药，要自己的骑士比赛的时候踢对方的马，这样子的话没有人会把你看在眼里。我看了您的新书才发现，原来有一个案件在上海滩20年代非常有名，阎瑞生杀人案。这个故事前几年被姜文改编成电影《一步之遥》，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是阎瑞生赌马票失利，血本无归输了钱，所以他才去谋杀王莲英。这个东西其实很值得写，因为事实上，阎瑞生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背景，可是因为他出了这个事，家人都不肯出面，所以我查不出他的父亲母亲是谁。我看过一则资料，说他是一个好家庭出身的人，震旦大学毕业，法语说得好，而且还是一个天主教徒，在洋行工作。他也很爱玩，流连花丛，或者各式各样的好玩的东西他都去玩。可是到最后（居然）会被逼成到这个样子，出此下策。我猜想他开始的时候也并不想要杀掉王莲英，而只是想要她身上的珠宝，可是三弄两不弄，最后变成了一个命案。对，他在江湾跑马场赌的，他应该是买了非常多的马票，不然600块要在一天之内买完，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张马票5块钱，你想他要下多少次注？而且那600块钱也是他向他相好的另一位娼妓，应该叫题红馆借来的。对，他向题红馆借了钻戒，拿钻戒去当铺当了600块。拿了这600块到江湾跑马场，想要以小博大，他要是赢了，就可以把先前的债务都给偿掉，没想到600块血本无归，这下好了，手上没有了600块，没有办法去赎钻戒。题红馆就一直跟他说，你不是说借一天就好吗？家里的“妈妈”回头发现了会要找我麻烦的。就一直催他，他没有了办法，就只好出此下策。确实是一个民国奇案，而且这个案件应该是当时就被改编成了像海派京剧，还有当时最早期的中国电影都拍过这个故事。对，它是最早被改编成话剧，改编成电影，是中国第一部剧情长片。到了1949年5月份以后，上海再一次迎来了全面的接管，解放军渡江，接管了整个上海。这就拉出来一个问题，我们好像看到并不是在49年就直接把跑马场整个征收回去了，是到了50年代初才算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公共用地。在49年上海的权力交接中，当时跑马场或者上海赛马会的这群人，他们的去留命运是什么样的？很多上海的外商保持了一些希望，觉得这又是一个改朝换代而已，我们只要能够好好的跟新政权沟通，过去的事情还是会一样继续发生，过去怎么做，咱们就现在怎么做这样。可是渐渐他们发现，事情好像不像他们想的那样，新政权跟国民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非常清楚的理念，有实施的方法，它的目标是确定的，不是摇来摇去，会因为现实某些需要而改变。等他们逐渐发现这些的时候，就到了1950年左右，他们逐渐理解了是不可能回去的。人民政府非常小心地处理洋行的问题，同时也处理跑马厅的问题，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不疾不徐的方式，我不急，我们慢慢来，最后急的人是你。首先这些洋行的工厂还有跑马厅是不准开除人的，工人工资要继续发。工厂也不能关门，工资要继续发，它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所以没有收入。对跑马厅来讲，没有赛马，上海的外国人社群也逐渐离开，它也没有收入，同时还要付几百个工人的薪水。再加上人民政府征税，要付土地税、营业税，还要付胜利债券。这些你都要做，那这样他们就开始受不了了，对于洋行来讲，他们就逐渐把骨干的人抽走，只留下一两个比较不重要的人。到后来他们就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特别跑马厅是分成两个业主，外面的跑道是上海跑马总会，中间一块大的绿地是上海运动事业基金会，上海运动事业基金会在1950年就先投降了，他就主动写信给陈毅市长说，他愿意用捐献的方式把地产移交给人民政府，让上海市民可以运动，可以做体育，这时候跟人民政府联络的凯瑟克，是上海怡和洋行大班，也是运动事业基金会的最后一任主席。凯瑟克这个人很好玩，他是1906年出生，会讲上海话，还会讲苏州话，他祖父就在上海，他的祖父还有他的一个叔祖，还有他的爸爸，他的哥哥，都是怡和洋行的大班，同时也是工部局的总董，运动事业基金会的主席，所以他是上海租界外人社群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到了1950年代，他逐渐明白这个情况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与其在这边拖，不如就把地捐给政府，也许可以唤起新政府对外侨的一些善意。他跟外事处联络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当时候我们买进来这块地的时候很便宜，现在是应该还给中国的时候了。我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方面觉得很解气，人民政府用一种兵不血刃的方式把外国人给赶走了。另外一方面我其实也有点感动，这代表外国人在华势力真正的结束，而且当时的人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结束了，不会再回来了。是，尤其这个凯瑟克家族，他在香港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家族，当年是威廉·渣甸的后代，大家如果去看香港的历史，没有他们的祖先，可能就没有后来香港成为殖民地这一段历史。这个家族在上海的这段经历，包括您刚提到了他们应该是三代人从1865年就在上海，他本人也是在上海出生的，其实就是一个上海人，只不过他是一个外国人的血统。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确实在那之后，上海跑马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
程衍樑（微博@GrenadierGuard2）
张宁，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著有《异国事物的转译》，新作《狂骉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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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事物的转译》《狂骉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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