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田方萌谈人才全球流动与科研的斯普特尼时刻
文摘
历史
2024-11-15 18:06
上海
从庚款兴学伊始，中美间的人才流动已走过百年，詹天佑、钱学森、朱松纯，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背后，不仅镌刻了百年中外交流史，也见证了中国科研环境的不断变迁。经过几次留学热，为何近年来人才外流率开始下降？在川普再次当选后，中美人才交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什么说在美国的中国高端人才仍不可替代？请听田方萌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
本文为基于节目录音的口述稿，仅对语法与用词做部分修改。
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既跟国际移民有关系，又跟你提到的高校录取政策也有一定关联，就是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科技人才的流动。这其实也是过去几年来，公共媒体关注很多的热点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很多事件。田老师长期深度关注这个方面，跟我们讲一讲你的观察视角。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到2011年这段时间在华盛顿地区留学。我们那个学校叫乔治梅森大学，它有一个阿灵顿校区，离华盛顿非常近，虽然它本身是在弗吉尼亚。那时候我有空就经常去美国的智库，大家可能听说过布鲁金斯，民主党很重要的智库，还有共和党很重要的，比如说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经常去听他们的一些讨论，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那时候我就有感觉，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考虑，从智库的研究和讨论来说，呈现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传统的俄国或伊朗这些国家的重要性在下降，那是大概十几年前的情况了。大家知道在2018年以后，美国的朝野双方两党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对手。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在很多方面都有竞争，在科技、军事、经济贸易等等很多方面，人才也是其中一个领域。我想给大家先举三个个案，在大的时代风潮下，有一些人物，他们像风铃一样叮当作响，从这些人物的变化可以看出时代风潮的一些变化。第一个个案，我想说的是曾经在美国的一个人工智能专家叫朱松纯，他2019年从美国回来，担任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当时他的回国引起了一些关注。包括在美国那边和中国这边，这样一个非常高精尖的人才，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跟战略、跟未来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的领域，他回来在北大这样一个中国最重要的学府之一就职。第二个个案是哈佛大学的化学教授查尔斯·利伯，他在2020年曾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去查看他的这些档案或者记录。当时联邦调查局就指控利伯参与了中国的人才项目，记得是判了他刑，可能是没有真的关起来，但确实交了一些罚款。我们看到中国的人才项目，在今天不光涉及到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甚至有一些美国白人这样一些科学家也牵扯其中。第三个例子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女科学家颜宁，大家知道她在生物学研究方面非常优秀。她在回国一些年以后，于2017年前往美国，然后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当时舆论有很多人讲，为什么颜宁要去美国，反映出我们这边科技体制的一些什么问题？她待了5年以后，又在2022年回国担任深圳医学科学院的首任院长，拿了很大一笔经费，她的回国又引起了舆论很大的议论，就说颜宁为什么要回国？是不是反映出来中国和美国之间科技体制的竞争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动向。当然我的猜测就是，颜宁的去留和动向可能更多跟生物学界、医学研究界内部的情况有联系，不一定反映出大的体制的变动，但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国际间的流动确实会引起这样的议论，今天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历史纵深视角，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研究、我的观察。你前面提到，2010年以前，中国整个科技发展主要推动的群体，或者说科研的群体其实是中国本土这些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其中有一些可能也只是到国外再读个博士，或者访学这批人。那我们刚说的这一群真正的尖端人才，就是中国这群青年科学家中掐尖的那部分，被留在美国高校这部分，在你的研究里面，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有过比较重度的参与吗？还是说基于你的研究，中国过去这些年的科技增长，其实是中国这批算1.5线、二线的人才在推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海外这些中国高端人才对中国发展，尤其是创新方面有什么贡献？我在做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曾经画过一个示意图，就是根据人才迁移的文献，我总结出几种机制，这几种机制都可以使在海外的这些科学家对中国的创新能力有所贡献。比如第一种，就是这些人虽然在海外，他们可以被来源国邀请回来进行短期的交流。参加会议最短，还包括停留几个月暑期办一些培训班，或者组织一些实验室等等。虽然说短期，但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在海外学到的这些前沿知识和技能传递给国内同行，包括学生。这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现在技术知识转移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另外一种就是，他们在海外的时候，可以通过互联网，通过其他的方式，跟国内这些同行进行合作。关于这方面，我在做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发现中国跟美国可以看到有好多跨国撰写的论文，你要细看的话会发现，这些论文里很多是在国内的中国科学家和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这些论文相对于国内学者写的论文，相对于只是在美国的那些学者写的论文来说，论文引用率会更高。这不光是我自己的研究发现的，也是美国的一个人才专家，叫理查德·弗里曼，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家，主要研究科技人才的劳动力市场。弗瑞曼根据2018年的Scopus数据，是一个很大的论文数据库，根据这个数据，弗里曼发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人员对美国的科研产出有非常高的贡献，大概有1/4左右。那么回到中国的这些海归科研人员，他们对中国的研究论文贡献也很大，将近40%左右。同时他也发现，两个国家的中国学者都参与发表的论文，平均来说引用次数会更高，发表在重要期刊的比例也比这两个国家学者单独完成的论文比例要高。所以弗里曼观察的结论就是说，两个国家都有过联系的这样一批中国科研人员，他们是中国和美国科技合作的网络中心，是两个国家科研成果交流的重要通道。这方面我要引用我的一个以前的老师的研究，叫David Zweig（崔大伟），他是一个加拿大人。崔大伟老师在70年代的时候就曾经来过中国学习，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已经退休了。他一直研究中国的人才外流，包括海归的问题。他在过去20年做过一系列调查，问在美国的这些华人科学家，他们为什么愿意跟中国国内的同行（合作）？一般来说，我们进行科研合作的时候，主要的动机是希望提升学者个人的地位，声誉是一个很可以理解的个人动机。但是他的调查发现，这些人的家国情怀是第一位的，在美国很多的华人学者，他们其实是很感恩中国的，虽然他们没有回来，但他们希望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报效祖国，所以在国内学者希望跟他们合作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我觉得有点补偿，或者说感恩中国的情怀。所以我们看到崔大伟老师的调查里，30%到40%中国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他们表示跟国内合作的主要考虑是为了提升中国的研究质量。对于中国来说，现在这个大环境，如果双方交流变少，中国去到美国也好，去到海外整体的留学人口在下降的话，对于中国的发展可能更需要这部分人才的回流。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些年，确实回流的数量超过了留学的数量，我估计美国也是这样，如果两个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变得紧张，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才跟美国的合作和交流进一步变少的话，我觉得确实中国得做好这个准备，以后可能更多地得依靠本土培养的人才进行下一步创新活动。有一本书叫《芯片战争》，国内也有中译本了，这个书里就提出来一个说法，他说中国现在到了一个“斯普特尼时刻”。什么叫“斯普特尼”？“斯普特尼”指的是苏联在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候，人造卫星的名字叫“斯普特尼”，当时这个事情对美国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刺激，包括政府和民间，大家觉得美国不是一直很自豪我们的科技优势吗？怎么苏联人第一次把卫星发上去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在整个教育体系、科研体系投入了很多，也改变了很多教育方面的方向、作风。比如说之前美国的大学还是比较松散的，很多专业是这种人文方面的，拉丁语言之类的，那之后就改成理工科导向了，很多美国大学开始转向越来越多的培养理工科学生。《芯片战争》的作者，他认为中国也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因为前几年美国政府突然宣布说，我们不再给中国的公司销售芯片。这个应该说对中国的刺激也很大，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科研体制需要靠自力更生，靠自己的方式去跟美国竞争。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除了继续吸引海外的华人人才，包括外国人才以外，我们自己也需要对本国的科研人才（提供）更多的上升通道，尤其在能力标准方面，我们需要强调更多更好的做法。
程衍樑（微博@GrenadierGuard2）
田方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思想、公共政策和国际移民，著有评论集《可有一线穿今古》
乔治梅森大学 / 布鲁金斯智库 / 传统基金会 / 美国企业研究所 / 朱松纯 / 查尔斯-利伯 / 颜宁 / 詹天佑 / 唐绍仪 / 庚款兴学 / 钱学森 / 华罗庚 / 李政道 / 中国行动计划 / 人才流失率 / 理查德-弗里曼 / Scopus / 崔大伟 / 谢宇 / 斯普特尼 / 工程师红利
《芯片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