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家经常听忽左忽右，早期听众都知道，我们从2018年第一期开始的时候，自己声称这档节目是一档基于经验主义的节目。我本人从大学一直到后来工作，读过几本伯林的书，我觉得很多喜欢伯林的人可能都是因为认同他对很多事情的观念。但是对阿伦特我也要说一句，就是过去很长时间其实我不太喜欢阿伦特，尤其前几年我看理想国也推出了那本《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其实也是系统性地解构阿伦特，对于她那本当年60年代名著里面的那些结论，用了非常多扎实的论据。

但说实话，我看完这一本《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之后，我反而对阿伦特的感觉上来了一点。我感觉这本书确实给出了很多这些个人的复杂性，我也意识到，其实我过去可能也是对阿伦特那些当时的作品存在一些过分片面的误读，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从头谈论一下，讲汉娜·阿伦特和以赛亚·伯林所处的那个年代，以及他们在思想史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刘擎

现在我们假设听众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或者对阿伦特和伯林多少知道一点。他们俩是同时代人，一个出生在1906年，一个是1909年。但是伯林活了很长，活到1997年，阿伦特在1975年就去世了。他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是犹太人；第二，都是流亡异乡的。但伯林是更早的，十月革命之后，11岁到了英国。

程衍樑

他经历了二月革命，经历了十月革命。

刘擎

那时候他看到革命当中，有一些把一个老的警员打死，被人拖走，他就对残忍这件事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而阿伦特，大家知道她跟海德格尔的关系。她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对知识有强烈追求，而且很有热情的一个学生。开始跟海德格尔，后来跟亚斯贝尔斯。如果没有纳粹主义的崛起的话，她可能就会在学院里成为一个非常卓越的学者，而且她的学术是既有非常严格的传承，又有很强独创性的这样一个人，但就是纳粹中断了她的学术生涯。然后她是经过非常曲折的方式到了美国，她在法国也待过一段时间，在逃难的路上跟本雅明是同路。逃难的路上，她也有过一次自杀的念头，但本雅明就是自杀了，一些手稿留给阿伦特，所以她是颠沛流离地跑到了美国，在美国安居下来。后来她的主要著作是英文发表的，她好像在著名的大学里任过教，但都不是那种长期、终身的教职。她在纽约社会科学新校（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是一些流亡的犹太人，她还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讲过课。林毓生先生还栩栩如生地回忆过阿伦特怎么给他上课，请他到她们家里来吃小点心。

伯林在二战期间当过英国外交部所属的一个跟情报也有关系的（部门），做过一段时间的公务员。但他主要的生涯是在牛津，他特别喜欢牛津的这个氛围。所以你看这两个人虽然都是犹太人，都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但是显然以赛亚·伯林融入社会是特别好的，他可以称英国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可以称自己是一个牛津人，他实际上享受了一个学术体制能够带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他25岁就成为All Souls College（学生），全灵学院是非常难进的，他是第一个被录取的犹太人。所以有一个词，establishment，就是已经被树立的，也可以翻成建制派，也可以翻成体制内的成功者。而阿伦特多多少少是有点边缘、外围的。

程衍樑

她有点游走于学术圈以外。

刘擎

对，所以她的影响是她从外部对主流产生的冲击。而以赛亚·伯林一直在主流的学术界和思想界，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不同的处境造成了他们之间分歧的一个方面。

被误解的阿伦特：究竟什么是「平庸之恶」

程衍樑

回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诞生了我们后来经常讨论的“平庸之恶”这个词，刘擎老师过去的演讲中专门向大众阐释过这个词的争论或者误解，另一个，其实当时应该是深深激怒了伯林的，应该就是她在那本书里面提出来的所谓犹太人的责任问题。

刘擎

犹太委员会，就是犹太人当中的领导人。

程衍樑

没错。大意就是说，如果犹太人真的是一盘散沙的社会，他也没法被屠杀这么多，恰恰是因为大量的犹太领袖在这个过程当中和纳粹采取了合作的方式，但伯林会认为，你这个简直就是在指责受害者。

刘擎

我对这个问题其实专门思考过，也读过。而且对这个问题，前几年美国有一次讨论，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资料被挖掘出来以后，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说是不是阿伦特误解了这件事情。

程衍樑

包括塔奇曼当时就指责过，就是说艾希曼为自己辩护的词，居然被纽约客的记者，就是指阿伦特全盘接受了。

刘擎

大概是2008、2009年，我每年写思想潮流的时候，我还专门写过这里。我认识一个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里拉，他认为阿伦特在这件事上是有误的，包括那时候有一个阿伦特的电影出来，就是艾希曼就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但是在这里边，蛭田圭做了非常好的东西，阿伦特的这个文本本身被人误读了。他说对阿伦特文本有几个误解，叫神话。第一个认为她其实并不狂热，她是软弱的，阿伦特不是，而且阿伦特就是非常清楚的说，不仅支持法庭要判他死刑，而且她是认为他是罪有应得的。

第二，她反对螺丝钉理论，或者叫小齿轮理论，这是对阿伦特“平庸之恶”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阿伦特想的是，因为每个人都很平庸，他其实没有思考，他只是服从，然后我们每个人就是螺丝钉，这个螺丝钉产生的平庸者。阿伦特不是这个意思。阿伦特一直知道他是一个积极的主张者和参与者。平庸之恶不是指这个人，平庸是指他在思想上的那种不思考的平庸，而犯下的恶是极大的恶。

阿伦特和伯林会如何看当代美国政治

程衍樑

刚刚刘擎老师介绍了阿伦特在美国，尤其她对60年代，1968年美国整个社会运动的积极看法，依从于她的理念，认为社会每隔一段时间可能需要有这么一次运动重新焕发生命。其实我在想，因为阿伦特去世的也比较早，60多岁就去世了。如果她在今天，马上美国大选的结果也要出来了。今天好像看起来，既是一个公共舆论被严重撕裂的美国社会，同时某种程度上它也算是一个公共政治参与度比以前更高的一个社会。您觉得阿伦特会怎么看待今天这样的美国情况？

刘擎

我认为阿伦特对自媒体的介入会是非常防范和警惕的，一方面她认为有一些信息传达出来了，但我们没有真正进入一个讨论，哈贝马斯那个公共领域的概念，就是communicative action，这个概念是直接受到阿伦特影响的，他是直接援引她的，所以你看哈贝马斯最近好像有一本书翻译过来，叫《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我还没看。就是互联网和自媒体出现以后，它改变了我们人和人的联系方式，也改变了公共舆论塑造的方式。这是一个挑战。阿伦特在今天我不知道她会给出什么样的回答，其实你可以看出，她那时候对整个消费主义和文化商品化已经有非常大的警觉，她今天我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一个悲观者。因为你们带入的都是生计问题，越来越多的这种是生计和利益的问题，在这里她有点精英主义。

程衍樑

我觉得伯林应该是会更悲观一点。

包刚升

但我觉得可能过分停留在过去那个时代，包括对于美国早期的观察。因为托克维尔到美国是1820年代，那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美国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英国那时候差不多要接近完成工业革命，而其他那些国家比英国大概晚了一代人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基本上是个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是什么情况？农业社会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一个人跟他周围的人连接，物理上接近，这些人的连接是极其紧密的。他甚至一辈子都生活在方圆二三十、四五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一个空间里，他所打交道的是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他的生活，他的生计跟这些有关。另外一个，他们要处理的公共事务，就是刚才刘老师所说的修桥、修路、建学校、建教堂这些事物，而这些事物都是本地化的。

但是工业化之后，这一切都彻底改变了，人的活动半径空前增加，即便是一个农场，看上去还是一个农场，但它的业务、销售、种子的来源、化肥的来源，已经跟1820年代那样一个美国社会有了彻底的不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有时候有一种过分怀古的情节，就是喜欢过去熟悉的那种事物，但是这对人类社会来说，有个根本性改变。人类可能从工业化以来就慢慢的超越熟人社会，超越熟人社会之后，大家想一想，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法回到古代雅典城邦式的那么一个共和主义上的共同体，因为跟你发生关联的绝大部分人都不是你身边的人，这种新的方式的出现，我觉得恐怕很难以过去的这样一种人与人的连接方式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现代政治。

另外说到互联网等等，我的想法是，我觉得不必要那么悲观，就是说它只是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场域，这个场域当中一定会出现一些我们喜欢的事情，还会出现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事情。我们今天对于互联网，讨论它对公共政治的影响，好像学界我听到的说法是偏于悲观的，偏于负面的比较多。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互联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公民参与的时代。

我们以一个东西为例，2022年2月底，发生俄乌战争的时候，我当时基本上天天在互联网平台上跟着泽连斯基的发言，然后观察西方国家政要媒体的一系列反应。实际上这场战争刚刚发生的时候，欧洲大部分国家态度是暧昧不清的，尤其是德国和法国，英国态度相对比较明朗。但是随着事情不断发展，当这个新闻不断地曝光，还有泽连斯基的声音不断发出，实际上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就造成了一个重大的转变。我觉得这场转变的机制首先就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它所带来的首先是一个社会的动员，而这个社会动员发生之后，像德国、法国的主要政治家，欧盟的主要政治家，他就不得不采取一种部分顺应民意的政策。所以我能够观察到这样一些时间的先后和一种因果的机制在里面。

所以怎么能轻易的说，互联网政治，负面的东西是主要的？我在这个案例中看到，其实是公众参与在这个事件当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所以不管互联网政治带来，可能有积极的东西，有消极的东西，但对今天的政治学者和政治分析人士来说，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已然成就的事实，所以我们大体上只能在这个已然成就的事实上来讨论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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