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

皮村在北京的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它的位置有点奇怪，就是它属于朝阳区，但它是朝阳区的边界，挨着温榆河。过了温榆河就是通州区，往北走不多远又是顺义区，离机场非常近。所以你要到皮村去，你总是会看到巨大的轰鸣的飞机从头顶掠过，而且它掠过的时候你的手机信号就会短暂地有一阵很差。

程衍樑

三区交界处。

袁凌

它离地铁有八九公里的距离，地方成了一个洼地，所以它的成本比较低，最初就是大量的工厂大院，就是各种生产建材的、家具的一些比较低端的东西的集体工厂就在那里聚集。再后来不是北京拆了好多工厂大院，还有一些半地下室不让住，所以城区的一些小白领、打工族也搬到这里去，因为房租比较低，生活也比较便宜——它一条街上有很多吃的用的都比较便宜，所以就成了这么一个低成本聚居的中心。

程衍樑

所以是北京的外来人员很多居住在那。

袁凌

尤其是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以前高峰时期有近3万名都是体力劳动者——我们传统上说的农民工——在这里居住。他们把自己叫新工人。另外本地户口总共其实只有1,000多人。

程衍樑

那也是个挺大的村子。

袁凌

对，它村子本来就挺大，但是你说它聚纳了那么多的外来人口，所以有人说是北京最大的城中村……

皮村早期由于集体工厂特别发达，各种工厂都在那里集纳起来，所以那时候就是典型的所谓的新工人，另外也有一些做日结工的，比如说拆展、布展，搞建筑的人在那里住。这些人其实从传统意义上都叫农民工，但是他们由于有了工友之家，有了这个意识之后，把自己叫做新工人。另外后来服务业发达之后，一批送快递外卖的人，还有大量的家政工、保洁，月嫂、育儿嫂也在这住。有些人虽然不在皮村住，但是他们在文学小组上课，跟工友之家有联系，所以他们这个群体统统就是自称为新工人。

程衍樑

后来皮村就感觉成为了一种工人阶级的文化圣地，在全国都有很强的一个知名度，还有什么打工春晚什么的。

袁凌

对，它有段时间就成了一个劳工的灯塔一样，因为它有打工文化博物馆，还有工人剧院，经常排演戏剧，有剧组；他们有打工艺术团，有乐队，比如说新工人艺术团、新工人乐队，现在改名叫谷仓乐队了；以前还有工人大学，有打工子弟学校；有这些法律小组、维权小组什么的，而文学小组是现在这些组织当中存活得最好、最长久的一个。

王德志、许多、孙恒将皮村缔造成新工人文化的地标

程衍樑

我想外界可能知道皮村很多是跟我一样，应该是17年《我是范雨素》那篇文章爆火以后，大家关注到北京有这么一块地儿，把劳动阶层跟文学写作——尤其当时范雨素那个还有点非虚构写作——拼接在一起。但是听你的描述，皮村其实之前十年就已经有了这些活动。那十年的过程当中有发生什么事吗？比如说你前面提到那三位（王德志、许多、孙恒），可以说是皮村的缔造者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来要做这事？我觉得这还挺特殊的。

袁凌

当时就是很偶然的。比如王德志，他就是蒙古族的一个青年，到北京来寻梦，最初是想上央视的春晚说相声，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机会，一到央视就被人家轰出来了。他后来流落街头，去送水、发传单，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梦想，还是去相声。

程衍樑

想上春晚。

袁凌

他后来不想上春晚了，但是还有说相声的梦。后来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孙恒。孙恒是一个中学教师，他到北京也是寻梦的，想去搞音乐。他们凑在一块，又凑上了在地下通道里卖唱的乐手许多——当时就是一个典型，很多那样的人。他们三个人在一块打算建立一个乐队，为工人无偿义务演出。所以他们就组成一个打工艺术团，到各个工地上去免费给人家演出。这样就慢慢受到媒体关注，有了名声。有了名声后他们第一张专辑是京文唱片给他们出的，当时我记得卖了好像6万张，所以他们就得到了一笔钱。

得到一笔钱之后就打算用这笔钱干一个大事业——具体是不是6万张（唱片）我不太清楚，但还销得不错——这笔钱可能有十几万，他们就到皮村去破土动工，租下来一些房子自己改造。其实当时就是很差的一些房子，他们把它改造成工人剧场、打工博物馆，还盘下来一块地开打工子弟学校，搞得很大，后来在中国的工人界影响也非常大，越来越出名，受到很多媒体的追捧和报道。

庄子研究“大神”张行，一边当保安看门，一边发《文史哲》论文

程衍樑‍‍‍‍

你书里面写了这些年你在皮村认识的一些人。用今天的话说，有一些大神我印象很深。你提到有一个研究庄子的，而且他关于庄子的两篇文章还真的发表在了《文史哲》杂志上，这算是中国文科的顶刊。你的这个小伙伴，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个保安。

袁凌

这应该不是一个小伙伴了，他现在是个大哥。他比我小一点点，将近50岁。我有时候挺感慨的。你不能说他没有学识才华，他是有的，不然的话也不可能在这种顶刊上连续发表两篇论文。他对《庄子》确实有独到的研究，他能够看出来《庄子》里面我们现在通行的上下文之间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是后来屡次篡改把它篡入的。他能够正本清源去把哪些是被篡入、哪些是原来的意思找出来，这样再重新解读《庄子》就会合理很多。那他这种办法我觉得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发明。

这个人本来的身份是一个中专生，中专以后其实有过比较正常的职业，但是由于他想研究《庄子》，天天搞这种学术创作，后来老婆也离开他了，孩子也不理他，所以他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因为生活无着，他就当保安。我去他当保安的地方看过，那个地方是很废弃的，就是一个鱼塘，可能是废弃的农家乐，就养了个大狼狗，那狼狗穷得只能啃苞谷棒子作为唯一的食粮。他自己就是朝不保夕（的状态），但是还招待我们。他其实网贷欠了不少钱，这么一个人。

我记得他到皮村文学小组去写了一个长文，但是后来这个文章也没有发表，因为他一心想出一本书，每年都会在北京的图书订购会上去把自己的书打印出来推销，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机会。

我后来也试图帮他出版这本书，但也没有得到人家的认可，因为他这本书有个问题。它前半部分是他的学术著作，后半部分是他的人生感悟，他老喜欢把这两个弄在一起，好像研究学术的目的是为了感悟人生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恰恰是把这两个分开的。

再后来好几年以后，他可能终于觉得太穷困潦倒了，待不下去了。所以他现实了一点，先是到了新疆，去建筑工地上去当工人，到后来好容易找到了一个好一点的机会，到了河北一个民办高中去当老师，同时也负责招生，就能够过下去。所以皮村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为了自己的梦想，完全不顾现实的。

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身背癌症的育儿嫂为什么决定去上文学课

袁凌‍‍

还有一个叫史鱼琴的人，是一个月嫂。这种工作本身就很辛苦了，就是产妇还在医院里待产的时候，（月嫂）有三天时间是要住在医院的。医院是不允许陪床的，月嫂就只好坐在走廊里面的椅子上坚持三天，然后再回到家里，昼夜都是24小时，就是你是没有自己的时间的，也不让你看手机，也不让你玩，永远都是宝宝有任何的需求都要找你们。有时候宝妈也还有抑郁症，骂呀，什么的。所以那个工作是特别辛苦，她后来还得了癌症，做了手术化疗，还扩散了淋巴，要清扫淋巴。

就这种情况下，她仍然又回到北京，一边去上文学课，一边还又上户去打工。所以我书里面写到一个细节，就是她有一天晚上走过温榆河大桥，去上文学小组的课，走到半道上忽然摸到脖子上鼓起来一块，心一沉，就想是不是我这个癌症又复发了？她就觉得很绝望，但她又想我还是要去上文学课，先听完课再说。她就是想到孔夫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后来还是去上了文学课才回去。

到现在她仍然是一边是（拖着）得了癌症的病体上户做月嫂那么辛苦的活，昼夜不得休息，一方面还去上文学课写小说。她最近写了一个20万字的长篇小说，还发了其中几万字的篇幅给我看，让我给她提修改意见，而她的老公有肺部的阻塞，完全不能劳动，生活完全都是靠她。所以每次很有意思，她老公骑个电动车把她送来——他们住的地方离皮村来有六七公里——送来之后她就去里面上课，她老公就坐在外面等着，不管严寒酷暑，冬天那么冷，夏天那么热、蚊子那么多，他永远都在外面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