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还记得当年重庆著名的歌唱家李天鑫唱的那支歌吗？“读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同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就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同志！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你面对邪恶敢于斗争，你站在毛主席像前传播真理，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
我们学校地处郊外，信息闭塞，因为是住读，同学之间也比较友善，而且学校的保皇派势力弱，造反派与保皇派辩论不多，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争斗，更没有拳头相向搞武斗。对正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来说，这就没有刺激，也就好没意思。于是，大家纷纷找借口外出串联。我和同班几个同学邀约在一起，“跨山越水上北京，咱们去见毛主席”（我在火车上写的诗句）。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那年代的大串联实际上就是免费旅游，只是一般不去风景区游山玩水，而去大学和展览馆之类地方，看大字报，看展览，接受“革命教育”。
那是我第一次远离家门，虽然在路上也遇到不少麻烦，但始终兴奋异常。从简阳到成都，火车一直走走停停，在红花塘甚至停了大半天，也没有引起我们的烦恼。火车相当拥挤，在广元停车时，挤上来几个穿皮衣服的出差人员，一上车就钻到我们的座位下，立即就鼾声如雷。他们醒来后，火车已经越过秦岭。他们拿出一包牛肉干请我们，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那样美味的东西，我们竟然不顾脸面，几下就将其全部消灭。火车到北京，已经是第四天傍晚，下了火车，我们才知道那是西直门站。走出车站，天色已晚，留给我的印象是那高耸的城门，仿佛回到了中世纪。
在北京，我们住在外交部新修的招待所，没有饭堂，只有吃干粮。领窝窝头时，要交钱交粮票。开始，我们老老实实交了。后来看别人都不交，也不交了，谎称带出来的钱粮已经用光，接待站就要我们打借条。1969年我们下乡前，那借条竟然寄到学校来了，要我们归还。其实，只要我们来个不认账，也就算了。我却把当时一起去北京的同学找来，要大家一五一十拿出来，交到了学校。后来到了农村，他们都骂我是“哈儿”（傻瓜）。
在北京，遇到几个吉林白城来的学生，见他们身上长满虱子，还把多领的窝窝头装好带回去，让我知道了东北人比我们还穷。在北京，我天天跑到大学去看大字报，中关村附近的大学都去了，似乎也没看出个所以然。那时，北京的大学里挤满了像我这样外地去的学生，不少人都在摘抄大字报。我记得，我到北京大学去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在贴全国第一批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
我在北京呆了二十多天，两次接受毛泽东检阅。第一次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因为靠后，看不真切，只能听到他从麦克风传过来的“人民万岁”的声音。检阅结束后，几十万人涌到城楼下，毛泽东一行人却已经离开，满地都是被踩掉的鞋子，据说后来拉了一卡车走。不过，当时也的确激动，立即写了一首诗，记得其中有几句是：“主席和林彪，对咱把手挥。激动咱心儿，朝着城楼飞。”第二次是步行通过天安门广场，正好靠近城楼，终于看清了。毛泽东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座雕像，眼睛觑着，面无表情，举着右手向我们挥了挥，就定格在那儿了。
后来，我们就分手，我和另一个同学到了成都，听说重庆发生了“一二·四”事件。
我们在外面串联，重庆的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斗争却越演越烈，因辩论引起的武斗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1966年12月4日，保皇派的工人纠察队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号称十万人，在大田塆体育场召开大会，造反派的工人造反军和二七战斗团派人去冲击会场，于是发生冲突。人那么多，挤挤攘攘的，秩序维持不好都要出事，都可能踩伤踩死人，何况还有人来干扰来破坏！重庆人脾气大，性子急，好争斗，在那种场合，谁也说不清是哪一方先出手，于是就有人受伤。不知是谁想出的馊主意，便诡称保皇派打死了人，标语大字报贴满全城。但是，死人要见尸，否则就难以说服人，于是又派人到石桥铺火葬场抢尸体。不知是因为对方在火葬场戒备森严，没有抢到，还是没有合适的，于是又有人想出一个馊主意，找来一个活人，蒙上白布，只露出脚来，当作死人，在全城进行抬尸游行。偏偏那活人忍不住，那脚不停晃动，露出了马脚，成了一个大笑话！
其实，后来才知道，“一二·四”事件发生后，火葬场就被造反派的二七战斗团接管。他们从14具正待火化的尸体中抢出4具“可疑尸体”，又从工人医院抢出一具病故学生的尸体，摆在体育场展览。我回重庆后，曾听到街道上一个也是造反派的同学说，抬尸游行时他参加了，他的确看到那尸体的脚在晃动。其实，略一推敲，那尸体放在汽车上，汽车再慢，也要颠簸，那脚有些晃动也很自然，工人纠察队以此来攻击造反派也不足为奇。
笑话是笑话，却起到了谣言的作用。成都的造反派(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八二六”、“红成”)在省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声援重庆造反派，会后又游行。那花圈，那大标语牌，竟逶迤十余里。有人还从印刷厂找来白纸花，撒得满城白茫茫一片。在成都的重庆造反派当然也要参加。游行时，按照安排，我抬着一块标语牌，走在游行队伍前列，一路喊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
回到重庆，街道上的造反派就来找我。“一二·四”事件后，重庆的保皇派已经阵脚大乱，也开始组织批斗走资派的会了，不过在我们看来，那都是假批判真保护。于是，我们就到处去冲击他们的批判会会场。有一次，朝天门派出所在运输电影院开批判大会，我们只去了三个人。开始还在下面听，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就商量一起冲上去揭露他们。我冲上主席台，那派出所所长正在发言，我从他手中抢过话筒，对着会场的上千人大喊：“他们是在假批判真保皇！”那所长又从我手中抢去话筒，我们就在主席台上抢起来。可能是保皇派已经失势，虽然我看到那所长气得满脸铁青，拳头都捏出了水，但却不敢动手打我。于是会场大乱，批判大会也不了了之。好笑的是，我们竟然有了成就感，一说起就得意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