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后来，当我得知让中学生放假回家是市委的决定时，我立即接受了这是市委阴谋，是市委妄图压制文化大革命的说法，立即对市委产生了反感，从而使自己的观点倾向了造反派，后来我也真的成了造反派。
文革一开始，学校就混乱。高考和高中考试都废除了，于是让我们填了个自愿，就让我们放假回家，只留下高三的同学，其中之一半和老师一起集中学习，搞文化大革命，另一半则弄到农村去搞“四清”。那时正是文革逐渐进入高潮的时候，几乎所有积极投入运动的“好学生”都对放假不满，强烈要求留在学校继续搞革命，但是没有人理睬。7月初，我们就打起铺盖卷回家了。
后来，当我得知让中学生放假回家是市委的决定时，我立即接受了这是市委阴谋，是市委妄图压制文化大革命的说法，立即对市委产生了反感，从而使自己的观点倾向了造反派，后来我也真的成了造反派。
那时，我家住在朝天门白鹤亭（原址位于现朝天门海客瀛洲地下）。那是城墙外的一条陋巷，一面是城墙，一面是临江的吊脚楼、捆绑房、烂窝棚。一条麻石板小路顺着城墙蜿蜒，窄的地方，两人对面便要撞翻一个。陋巷外有一条烂马路，马路外就是长江。陋巷里阴暗、潮湿、拥挤、浑浊，唯有那城墙上的黄桷树洒下一片绿荫来，为陋巷增添了些许生机。巷子里住的都是社会最底层的搬运工、建筑工、小商贩、无业贫民之类，贫穷、粗野，虽然经常吵嘴打架闹得不可开交，却又充满着浓浓的邻里人情。
学校放假后，我们只有回家。可能是市委统一安排，派出所就把放假的中学生组织起来，由地段上的户籍民警天天晚上带着去巡逻守夜，去抓流氓。那时，重庆城里耍个朋友（恋爱）都没个地方，不少人就躲到陋巷附近的那些夹竹桃林里，搞些小动作，也就被当作流氓。有一天晚上，我钻进那夹竹桃林里去，看到一男一女正搂抱在一起，就大喝一声。那男的跳起来，那女的急忙扣上衣服扣子。男的又凶又恶，扑上来要打我。我把手中的棍棒紧紧捏着，只要他出手，我就会给他一棒。地段上的户籍民警姓廖，我们叫他廖户籍。廖户籍听到声音，立即赶过来，喝道：“你要干什么！”看到是民警，那男的立即就萎缩下去，掏出一张军官证来。廖户籍看了看，把他训斥一通，才让他们走了。
那个年代，耍朋友（恋爱）就是流氓，就是罪恶。那时，解放碑附近很难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人民公园、一号桥头的一匹山、沧白路的城墙边竟成了恋爱男女幽会的“圣地”。记得我还在读小学时，晚上就和一些同学专门到那些“圣地”去蹓跶，看到有男女走在一起的，就故意从他们中间穿过去；看到有男女坐在一起的，就远远就向他们掷石块，做了不少坏事。
其实，随着年龄增大，不管是谁，都会产生男女之情。记得读小学时，我就对一个女生产生过莫名其妙的好感。进中学后，晚上睡不着，一个寝室的男生就胡吹班上哪个女生长得乖，甚至把某个男生与某个女生搭配起来，乱点鸳鸯谱。后来不知老师怎么知道了，把我们弄到办公室，训得个狗血淋头。只是后来我有了“阶级观点”，又有些高傲，没有把班上女生看上眼，所以没有耍朋友（恋爱）的经历。但就在廖户籍组织我们巡逻的时候，一个女生竟然对我发出温情的通知了。
那天晚上，不知廖户籍为何要安排我们在巷子里守夜。虽是夏天，但夜深了还是有点冷。那个女生把自己的外衣脱下，硬要披到我身上。夜深人静，灯光暗淡，我们坐在树影下的石凳上，她紧紧靠在我身边，让我感觉她身上的温暖，却又让我不敢动了，连出气也粗了许多。后来，她就把身子偎依到我怀中来了。虽然心中好想伸出手去抱她，但我却更不敢动作了。其实，她住在另一条街上，我连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我们就这样相依相偎，直到巷子里传来脚步声，她才我怀中跳起来。那可能是我第一次亲密接触异性，好几天都激动不已。不过，后来她就再也没有来参加过巡逻，我也没有去找过她，到如今连她的姓和她的相貌我都记不得了，更不知道她后来如何。
廖户籍是转业军人，老婆在长寿县农村，看年看月他才能回去一次。后来，不知他想的什么办法，就调回长寿去了。我从农村调到望江厂之前，厂里的人到朝天门派出所去“政审”我。他是八一五派的，虽然不是钢杆之类，却明明知道我曾经冲击过派出所组织的批判大会会场，知道我是反到底派的钢杆，知道我在黄山上参加过武斗，却有意放我一马，对那两个“外调”的人说：“这娃儿不错，没做过坏事。”如果他给我下点“烂药”（重庆话，意思是背后打“小报告”，说别人的坏话，破坏别人的好事），我肯定还要在农村多呆上几年了。借此机会，我要向他表示感谢！
1966年8月8日，报上公布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街道组织我们到市委去表决心。我记得是8日那天晚上去的，市委所在的中山四路挤满了人。我看到那街边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那“炮轰”、“质问”之类的标题触目惊心。有一张的标题是“让中学生放假是市委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大阴谋”，立即引起我极大的共鸣。我想挤过去认真看看，那维护秩序的军人却把我们推出来，让我们马上离开。由于人太多，我也只好回家。
8月18日，学校通知我们初三年级的同学回校重新填报考高中的自愿。班上同学告诉我，北京的中学生组织了红卫兵，中央文革支持他们起来造反。还告诉我，就在此刻，毛主席正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百万红卫兵呢。那时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没有，我孤陋寡闻，这些信息让我再一次激动起来。可是，我们填了志愿表，学校又让我们回家。
后来，学校通知团员们回学校，学了一阵文件，就没事干了。不知是谁提议，去把老君洞那些“四旧”（即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玩艺儿砸了，立即得到大家赞同。于是，由高一某班一个姓王的同学（他是学校团委副书记、学生会副主席，是学校党支部培养的对象）带头，提着榔头二锤之类，集合了二三十人的队伍，翻山越岭赶到老君洞。那些道士见了那红旗红袖章，哪里敢阻挡？顷刻之间，那太上老君塑像，那精美石刻，那龙飞凤舞的门廊石柱，便粉身碎骨。然后便彻底搜查，那成捆的纤语，那成堆的书籍，扔在大院，付之一炬。这群中学生没有想到，在那密室中，竟搜出了几把大刀、几杆长矛、几面铜锣、几个金像。好，变天复辟的铁证！武装暴动的铁证！他们兴奋异常，把道士们集中起来，狠狠地训，当然免不了按脑袋，踢脚尖。然后，带着战利品下了山，将其全部交到区委。区委办公室开的收条，至今还保留在那姓王的同学手中。
第二天，还是这帮子人，又赶进城去，砸了那罗汉寺的八百罗汉！
我不是团员，没有回学校，这些事是后来才知道的。
那时，已经开始批斗地富反坏右了。我们那陋巷里有个姓骆的，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所谓“师管区”受训时，因身强力壮又有点文化，被任命为副连长，于是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廖户籍组织我们抄了他的家，那是个一贫如洗之家，连那床铺盖也又烂又脏。两个长得高大的学生要给他挂上黑牌，他不让，身子扭，手臂拐，竟把那两个学生绊倒在地。跟在后面的廖户籍是转业军人，马上冲过来，抓住他的手臂一扭，他就再也扳不动了。他被斗了大半天不说，还被抓到派出所关了一夜。姓骆的还算幸运，那年月像他那样的人，被送进监狱，被判十年八年，真不知有多少啊！那贴满街头巷尾的布告，早已在他那样的人群中形成一片恐怖，那就是“红色恐怖”。
幸好后来斗争矛头转向了走资派，那姓骆的好像后来再没有再挨过这样的批斗，也没有再受过多少责难。改革开放后，他在朝天门码头边开了一家小餐馆，成了我们那条陋巷里最早富裕起来的人，让左邻右舍好羡慕。
我们那条陋巷完全是贫民窟，家家都很穷。我家虽然也穷，但相对来说还算好的。到月底了，有的邻居揭不开锅，还来找我母亲借钱。我母亲是地段上的“积极分子”，是居民委员，肯帮助人，但嘴巴有时也不饶人，可能也得罪过人。不知是廖户籍在背后点拨还是有人趁机报复，一个地段另一条街上的两个学生突然袭击，把大字报填到我家门口，骂我母亲是“母老虎”。我看到后气愤极了，真想几下撕下来，却又觉得写大字报是别人的权力，我不能破坏文化大革命。我回到家，立即找来纸和笔，另外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那大字报旁边。我表面是批评母亲，实际上是对那张大字报一一进行批驳。两张大字报都只存在了一天多，就被人偷偷撕掉，拿去当生煤炉的引火纸了。但是至今，兄弟和妹妹一说起都还骂我，说我给母亲写了大字报，造反造到母亲头上，没有良心。
后来，我们就回学校“闹革命”了。
那时，学校已经有了“思想兵”，有了八一五战斗团。我当然想参加八一五，参加八一五不讲出身成分，参加“思想兵”要讲，出身“红五类”的当红卫兵，出身其他成分的当赤卫军。我想先证实自己是工人出身，于是就报名参加“思想兵”。哪知他们一查档案，我的出身竟然是“待定”，只能让我先在赤卫军里呆着。原来，我父亲单位的“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所有人的成分都还“待定”。这让我急了，我把已经当上“思想兵”的同班同学徐平原（他在初三时接替我当了班主席）叫起，去找我父亲解放前的同事、邻居调查，以便证明我的出身真的是工人。虽然我们搞了好几份调查报告，但“思想兵”的头头却依然要我等到起。和我一样遭遇的还有高三一个叫彭兴元的同学，他也是“潜伏”的造反派。我们臭味相投，一起讨论，由我起草，他来书写，接连写了不少大字报，炮轰市委，批判“思想兵”，在学校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于是，“思想兵”就把我们开除了赤卫军，而八一五战斗团马上就接收了我们，我们还被誉为“战斗在保皇派心脏的造反派”。
可能正是因为此事的刺激，使我对血统论就开始反感了。我写了好几张大字报，批驳血统论，不少同学都在上面批注，表示赞同。后来，我在交朋友时，再也不管别人出身如何，其中耍得最好的几个朋友，其父不是所谓“匪军官”就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或者就是小商小贩之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