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文革中流行一句话“革命是人民盛大的节日”，据说是马克思说的。那时候解放碑那些商店的墙上、橱窗上贴满了大字报，天天都是人山人海围着看。到了晚上，1路电车也停了，解放碑那台子上就开始辩论。隔远一点的听不清楚，就三五成群，只要观点不同，一句话不对头，也要辩论。辩论的一方一旦处于弱势，往往就要出手，于是就武斗了。
到1966年8月中旬，重庆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炮轰省市委”了。省市委毕竟是共产党的省市委，毕竟是省市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着党，怎能随便“炮轰”？一方面，相当大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难以理解，难以接受；另一方面，省市委还有各种渠道，指派甚至密令各级基层组织，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于是，“炮轰省市委”的口号一出，群众中立即分成了两派，“誓死保卫省市委”的口号便针锋相对喊了出来。于是，也就出现了与造反派对立的保皇派。两派对立，展开辩论，辩论一旦激烈，也就引发了武斗。
文革中的辩论，往往是在大街上进行的，听众更多，辩论双方的情绪也就更加激动。“炮轰省市委”和“誓死保卫省市委”，不仅尖锐对立，而且事关政治大方向，弄得不好，“炮轰”的一派就可能成为反革命，就可能被抓进监狱，而“保卫”的一派恰恰把“炮轰”当作反革命，把造反派当作阶级敌人，辩论也就异常尖锐激烈。从高声叫喊到尖刻辱骂，从指手画脚到口沫飞溅。参加辩论的人，谁也不愿，谁也不敢在对方的进攻面前后退一步，往往更加固执己见。而且，重庆人火气大，偏偏又爱带把子，辩论中往往不知不觉就会带上“老子”、“龟儿”、“X妈”之类脏话。你一旦这样带了“把子”，对方就会抓住不放，甚至立即就给你一耳光。在大街上辩论，又不可能事先制订辩论规则，更不可能有主持辩论的裁判，人多嘴杂，即使辩论的人能够冷静地摆事实，说道理，围观的人也可能瞎起哄，甚至推推搡搡，破坏辩论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不发生武斗才是怪事。加上各级党委暗中操纵，武斗往往就成为辩论的最终结果。
“八一五”事件是重庆文革中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造反行动，虽然也发生了冲突，但还不能说已经进行过武斗。8月28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一伙人到江北城串联，在街上贴大字报，写大标语，与工作组组织来围攻他们的教师们发生冲突，本来也还不能称为是武斗，但在市委的幕后策划下，这一事件被迅速夸张为“八二八”惨案。事件的来龙去脉现在可能已经难以查清了，双方抓扯、揪斗、打人、按脑壳强迫认罪，甚至给对方戴高帽子游街的事可能都有，但严格意义的武斗肯定子虚乌有。但是，此事被当作打击镇压造反派的契机，第二天全市便传遍，说江北城发生了血案。据说，有好多人被八一五“暴徒”打伤，被送进红十字医院，其中还有人被打成了“脾破裂”，那是可能死人的致命伤。一时间，满城张贴着所谓“八二八”惨案的大字报、大标语，到处散发着铅印的传单，闹得人心惶惶。那时我的观点已经是造反派了，当然不相信保皇派造谣。不过，可以说，这不应当称为武斗的武斗，却是重庆最早的武斗了。
在那段时间，类似“八二八”惨案这样的武斗还有好几起。8月29日，南岸发生了“八二九”事件。据官方说，是造反派批斗区委书记，把区委书记打成了重伤。其实，那天去批斗区委书记，是北京来的大学生组织的，我们南山中学留校的高三同学是主力。后来，我听他们说，哪里打了他嘛，连脑壳也没有按一下，完全是保皇派造谣。不过，在1966年8月、9月那段时间里，这样夸大其词的“惨案”和“事件”层出不穷，解放碑的大字报也就不断更新，使整个城市开始躁动起来。
解放碑是重庆的商业中心，东南西北四条街，商店无数。十字中心那高高耸立的纪念碑，是抗战胜利时修建的，本名“抗战胜利纪功碑”，解放后才改为“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那时，解放碑几乎是重庆唯一的“商圈”，郊区的人进城要来逛，城里的人有事无事也要去逛，因而总是人流如织，摩肩接踵。文革一开始，那商店门外的墙上，那解放碑的碑座上，就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字报，那路边往往还停靠着好几辆广播车，于是就成为重庆人获取“革命”信息最重要的源头，因此也就更加热闹。那时，隔几天不去解放碑看看，好像就会落伍，不少人就会感觉不舒服。我可能也是这种人吧。
记得是那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到街上去看大字报，解放碑台子上正在辩论。一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正在台上演讲，刚刚说了一句“我们要怀疑一切”，立即就冲上去几个人去，围着他质问：“你敢怀疑毛主席？你敢怀疑党中央？”于是就开始辩论。北京来的大学生只有三五个人，冲上台去的有好大一群，把那些北京来的大学生团团围住。北京来的大学生说，“怀疑一切”是陶铸同志提出来的，陶铸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是传达毛主席的声音。那围攻他们的就说，我们只听毛主席的，不听什么陶铸的，还硬说他们在怀疑毛主席，在怀疑党中央，是反革命。说着说着，围攻的人就开始动手，先是推推搡搡，然后是挥拳相向，不一会儿，那几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就鼻青脸肿了，败下阵去，辩论也就结束。
有一次，我在解放碑看大字报。不知是怎么引起的，一堆人为那大字报上的内容发生了辩论，我也参与其中。哪知，看大字报的人中，“保皇”的观点占了多数，我们几个持造反观点的人就被围在中间。我嗓门大，声音高，就成为对方攻击的重点。我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后面就有人一拳头向我打来。人多拥挤，那拳头落在我身上时，已经被不少人的肩头阻挡，基本上没有力了，也就是说没有打到我。但这却让我很气愤，我指着对那出手的崽儿说：“你说不过就要打人，说明你没有道理！”他提劲：“打了你啷个？”我看他和我差不多大小，也提劲：“要打就打！未必我还怕你了？”幸好人也太多，挤来挤去，我们也被挤散了，架就没打起来。其实，我从小就不打架，打起架肯定是不行的，但我有力气。我父母都是搬运工人，我从小就给母亲“打薄”。“打薄”是重庆码头搬运工人的行话，指为挑担的人减轻负担，使其担子轻一点。我母亲在码头上下力，只要我不上学，我就要给她“打薄”，先是背，后是担，搬砖搬瓦，到文革开始时，我已经16岁，可以挑200斤爬坡上坎了。凭我的力气，和那打我的崽儿对打，我可能也不会吃亏的。
不过，文革初期的人们还比较单纯，对打架斗殴很是反感。即使强烈反对对方的观点，只要没有人在背后挑动，只要对方没有带把子骂人，主动出手打人的也极少。如果辩论双方可能动手脚了，或者已经开始动手脚了，围观的人也会来劝解，也会一致谴责那带把子的或首先出手打人的人。围观的人往往是没有“观点”的人，或者多少有点公道之心，这就让带把子的人或首先出手打人的人心虚，往往就会停止手脚的动作，一般都会悻悻地钻出人群走开，于是辩论也就中止。因此，与后来的武斗相比，这种因辩论引起的武斗也并不多，都是极个别的，也没有什么规模。之所以要提出来说一说，或许是为后来的武斗先做一个铺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