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特朗普回归与中美关系走向》探讨了假如特朗普再度当选后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包括经济、移民、军工等方面的变化，强调经济优先、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加强移民管控等。
本篇文章为《美国大选展望》系列的第二篇，本篇将探讨美国经济的贫富分化问题及其根源，回顾金融自由化的历史和全球影响，加之分析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背景与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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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深层问题是贫富悬殊
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收入两极分化的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是从80年代美国去工业化的时候就开始了。2016年特朗普能上台的重要原因就是，他抓住了美国中部“广大白人生活水平下滑”的痛点，明确说要“替沉默的大多数发声”，要让工作机会从中国回来，要开打贸易战，要“美国优先”等等。最终特朗普依靠煽动美国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登上了总统宝座。
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分化，特朗普只能靠煽动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才能维持表面和谐。于是共和党把矛头对准中国的同时又增加了“非法移民”和“普遍关税”。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就知道，已经转移到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很难在短时间内返回，移民也根本没有强大到能影响美国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成本。但是美国老百姓不知道，或者也不想知道。
本质上只要美国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美国国内就很难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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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尼系数在发达国家最高
图1. 主要发达国家基尼系数，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为什么美国贫富悬殊这么大？我们认为有三大原因。
第一，制度原因。自由主义是刻在美国基因里，写在美国的宪法上的立国宗旨。美国宪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非常多，但是缩小贫富差距必须靠大政府，这是制度难题。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权力扩张是大萧条，因为民众大规模失业，政府不得不把提供就业当成自己的责任，开始兴建公共工程。
第二，路径依赖。我们认为，美国科技创新能力之所以比欧洲强就是因为他的小政府理念。民众普遍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接受社会的不平等。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美国社会奋斗的基因，他们相信凭借个人奋斗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从西海岸的硅谷到东海岸的华尔街，美国的每一天都在上演着弱肉强食的竞争，胜出者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千万倍的回报，正是这个制度激励着全球的聪明人去美国淘金。某种程度上，自由至上的小政府是美国竞争力的来源，所以他不可能轻易放弃。
新冠疫情来临时，有钱有势的人可以优先检测，特朗普表态：“也许这就是人生（图2）”。普遍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让美国社会的统治成本极低，一切靠市场。而市场优胜劣汰又必然会带来贫富分化。
图2.特朗普默许不公存在，资料来源：央视新闻
第三，既得利益者阻挠。缩小贫富差距意味着收入再分配，也就是劫富济贫，让富人交税给穷人提供福利。但是富人控制着国会和政府，当然不愿意多交税。从1980年代美国实现金融自由化以后，前0.01%的富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竞选资金（图3），底层的90%几乎对政坛没有任何影响。难道0.01%的有钱人为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是在做慈善吗？就像这次石油资本赞助特朗普一样，目的是废除对化石能源的限制，一切都是交易。事实上美国贫富差距变大和富人的竞选投入上升是同时发生的，就在1980年代以后。
图3. 前0.01%的富人的竞选捐款占比
别的不说，就以疫情来临后的第一个救助法案说起。2020年3月25日美国参议院以96:0的投票结果通过史上最大的经济救助计划，拨款2.3万亿美元。这个法案高达808页，相信没几个人看过。大家只记住了美国给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下的老百姓每人发1200美元。似乎钱都是给老百姓的，但是算一下就知道，3亿乘以1200美元，才3600亿元。美国税收联合委员会估算，2.3万亿里81.8%都发给了年收入超过百万美元的富人，这不是媒体小报的胡诌，“美国税收联合委员会”是官方机构。
欧洲在疫情期间也有救助计划，但是欧洲企业接受救助的前提是不许裁员，美国则没有限制。美国企业直接裁员，工人交给政府负担。这恰恰是劳资双方发生矛盾时美国的企业更强势的表现。正是美国资本的绝对自由造成了美国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分配不均，进而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三个原因注定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很难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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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挣脱了政府束缚
历史上美国富人的政治权利一直受到政府的制约，政府会利用社会舆论周期性地调整规则遏制富人，从而维持了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的平衡。
19世纪30年代，杰克逊主义者打击特权精英，确保市场制度服务于普通公民。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进步主义者实施反垄断法，拆分大型托拉斯组织，设立负责监管垄断问题的独立委员会，并且禁止企业进行政治捐款。
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限制了大企业和华尔街的政治权力，并且扩大了工会、小企业和小投资者的权力。
二战后，美苏争霸，在苏联扩张的高峰期，美国联邦政府把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提高到90%，在美国率先实现了“均贫富”。政府的转移支付的确帮助了穷人，创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是老一辈美国人都怀念的黄金时代。
从美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在遏制资本、维护中产方面起的作用。可惜，金融资本在20世纪八十年代起逐步挣脱了束缚。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持续为金融资本松绑（表1）。
表1.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1950年代，美国联邦税收32%由企业承担，到2022年企业税只占联邦税收总额的9%（图4），普通老百姓变成了纳税主力，占比高达84%（个人所得税+社保税）。
图4.美国税收来源占比
1964年，只有29%的美国选民认为政府由“几家只顾自身利益的大型利益集团所控制”。到了2013年，有79%的美国人认同这一观点 。估计今天这一数字能突破90%。富豪们可以通过捐款获得直接的回报，基本上捐款50万美元就能保证你获得一个美国驻外大使的职务。类似这样的政务官美国总统可以直接任命4000个。这就是赤裸裸的钱权交易。当然，总统下台后，这类官员也会辞职，乖乖把位置留给下一任总统任命。
1970年代，只有3%的国会议员在退休后会成为说客，2010年以后，50%的退休参议员和42%的退休众议员会从事游说工作。这里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任时议员帮忙替企业通过某些法律，退休后企业直接高薪雇佣你当说客或顾问，是变相贿赂；另一种是，企业看重议员在圈子里的人脉，雇佣他们游说性价比高。毫无疑问，这样的议会是不可能代表老百姓利益的。
1787年美国宪法诞生，1986年美国金融自由化完成。200年时间，资本成功把美国政府关进了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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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球推广金融自由化
当资本需要自由贸易时，论述自由贸易的学者就会被抬出来吹捧。1846年英国资产阶级抬出来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奉为经典的时候，《国富论》已经出版70年了。在此之前英国是全世界贸易壁垒最森严的国家。历史上所有发达国家，只有当自己在工业具有世界竞争力以后才会实施自由贸易的政策。
当资本需要贸易保护时，识时务的学者就会主动提出相关理论满足资本的需求。2004年，当时的西方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以中国崛起为背景对国际贸易提出一个新概念——“萨缪尔森陷阱”。他指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有时可以把技术进步转变成双方的收益，但是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高却只带来该国自身的收益，并通过减少两国间本来可能有的贸易收益而伤害另一国家。”萨缪尔森还认为“自由贸易的新风对中国十分有利，但是……这个风已经卷走美国过去在自由贸易中获得的所有快乐……未来国外会有某类发明反复减少美国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中的绝对人均收益吗？正确的答案是：肯定会……”
翻译一下就是，美国生产飞机，中国生产衬衫，双方交换，皆大欢喜。如果中国生产衬衫的同时也学会了更高效率的生产飞机，那么就会永久性的损害美国利益。正是萨缪尔森对政治的敏感把握才是他能够立于经济学殿堂之巅的根本原因。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明确说：“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他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 。
把金融自由化拓展到全世界
1989年，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国际援助。美国政府伙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制定了救助拉美的条件，共10条政策，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表2.美国设定救助拉美的10个条件
这些政策实施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当时陷入危机的各国，他们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都落入了跨国资本之手，经济发展的果实完全被窃取了。
1982年拉美经济危机爆发，资产价格大幅下跌。1985-1990年，美国金融资本收割胜利果实，阿根廷几乎全部卖光所有战略型行业的国有企业：石油、天然气、通信、电力、公共事业、核电站、港口、机场、火车站、供水等所有公共设施都被外资收购！
1997年泰国率先爆发危机，随后波及到东南亚诸国，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20个月内，跨国公司在东南亚进行了186起并购，这是51年来东南亚最大规模的资产转移，金融、石油、电力、矿产、电信等统统被私有化，国家的经济控制权被跨国公司掌控。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这本书，讲了很多金融资本利用IMF、世界银行去海外坑蒙拐骗的事迹，这本书的作者珀金斯就是参与者之一。
2008年美国自身爆发金融危机，2020年全球疫情，美国再也无法轻松剪羊毛。2020年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4.2万亿迅速涨到8.96万亿美元，翻了一倍，标普500指数同期涨幅基本一致。与此同时，美国通胀也达到31年最高！新增国债一半以上被美联储直接购买，说明国际社会已经消化不了超发的美债了。这也意味着美国的金融全球化之路走到了尾声。
当特朗普秉持着“逆全球化”的执政理念时，美国会带给世界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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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优先”及其悠久的历史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建国到1947年，美国一直是“独善其身”的存在，从1947-2017则坐拥“兼济天下”的辉煌。2017至今，尤其是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开始朝着“独善其身”的道路回归。
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总统退出政坛时发表《告别辞》指出，“美国应该与外国发展商务关系，但是却要避免与它们发生政治联系，不要与任何外国建立永久的联盟……我们通过人为的纽带把自己卷入欧洲政治的诡谲风雨是不明智的……美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美国推行一条独特的外交路线，使好战国家不能从美国获得好处，也不敢轻易冒险地向美国挑衅。美国因此可以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上做出自己的选择”。美国这种孤立主义的思想通过美国国父传达出来更具说服力，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总基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的外交始终坚持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不卷入列强纷争。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美国优先”这一口号仍然是美国孤立主义者反对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标语。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才让孤立主义的思想破产，美国不得不卷入对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决战。
二战后，美国基于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规划战后世界新秩序。1945 年 12 月 19 日， 杜鲁门的特别咨文中明确提出：“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我们赢得的胜利已经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身上。世界未来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表现出真正有决心继续在国家间发挥领导作用。”《时代》周刊引用丘吉尔的话说：“在这一时刻，美国站在世界的巅峰 。” 无论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都是如此。
2016年特朗普再次祭出“美国优先”的大旗，开启了向美国传统的回归。即一切国际合作必须服务于美国利益，这是美国向现实主义的回归。
从历史的角度看，也许二战后这段时期才是美国的偶然。
下篇文章我们将以美国的投资机会为切入点，同大家探讨假如特朗普再度当选对美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我们认为特朗普主导的“公司减税、普遍关税、降低房贷利率等”政策，可能会给美国房地产市场带来一段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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