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尔斯·福克斯
翻译：Shirley
校对与微调：荔枝味
（作者讲述了他作为神经系统疾病患者与摩谢·费登奎斯接触和学习的经历，最初发表在《QUEST/78》杂志上，原标题“费登奎斯现象”。详实有趣的一手经历，配上费老的各种暴论，让我们体会更原汁原味的费登风格，非常值得一读！）
我仰面躺在按摩床上，看着摩谢·费登奎斯（Moshe Feldenkrais）在我的右腿上方弯腰。老人微微喘着气，全神贯注地转动着我的腿，时而轻推，时而拉扯，时而用有力的双手深深地揉捏肌肉，让它们放松并停止工作，这是运动皮层停止工作的信号，可以自由地接收他希望传递给它的信号。
我突然深深地感激起他来。我连声道谢，我告诉他，他所说的这些课程给了我自由活动的能力。
“当然，”他毫不客气地说道，头也没抬一下，“对你、对所有人来说，运动就是生命。”
近 40 年来，这位出生于俄罗斯的以色列人一直在研究人体运动及其与行为和学习的关系。我深信，没有人比这位前物理学家更了解我们使用身体的方式，也没有人比他更有能力教我们更好地学习功能运作的方式，他用自己的教导来疗愈人们。
费登奎斯告诉他的学生们：“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会运动。他们认为生物必须消耗氧气，直到他们发现了厌氧微生物，这种微生物会繁殖，但不呼吸氧气。生命始于这种细胞，终于人类的神经系统。低等生物的运动与生存有关——自我保护、进食和繁殖。但我们人类走得更远。运动使我们能够行使特权，即我们基本的选择自由。”
虽然费登奎斯见解的全部含义是我慢慢领悟到的，但我对运动和自由之间的等式已经有了超越常人的认识。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的身体逐渐被一种不治之症所控制。去年，我在旧金山向费登奎斯请教，他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在那里传授他的方法。
听他讲课让我兴奋不已。但这与体验费登奎斯技术的喜悦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我发现，体验本身就是这种技术的精髓。
我的困扰是一种脱髓鞘疾病，通常被称为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大约有 50 万美国人患有这种病。
这种多发性硬化症显然是由一种缓慢潜伏的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会潜伏在中枢神经系统中，数年后开花结果，以不同的严重程度对宿主进行反复无常的攻击和破坏。
28 岁时，我是一名运动员。34 岁时，我的身体比不上费登奎斯，而他当时已经 74 岁了。
当它第一次出现时——非常细微、几乎难以察觉——我飞往伦敦，去看神经病学界最睿智的长者之一、沉默寡言的丹尼斯·威廉姆斯（Denis Williams）。他说：“要量力而行。与病魔抗争，但不要太用力。不要让它成为你的中心。还有，请远离我们这种人。我们无能为力。”
于是，我寻求各种其它疗法，做我自己能做的事，继续我的生活。
但是，当我找到费登奎斯方法时，我走路都要拄着一根棍子，并试图挺直身体、挺胸抬头、僵硬地后仰来抵抗地心引力。这种海雀式的步法很快就让我的腰部和双腿疲惫不堪，在天气好的时候，我的有效活动范围只有两个街区。
荔枝味：大概就是这种上半身不咋动的走法，但我觉得海雀应该走得比他好，头也比他灵活
八个月来，我每天都在努力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走路姿势，但事实证明我的努力是徒劳的。超过几步的行走之后，我的决心就再也无法保持下去。
屋内绿树成荫，安静舒适，古色古香。费登奎斯正在前厅工作。他坐在一张凳子上，旁边是一位小鸟依人的女士，她躺在一张低矮的按摩床上。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身穿绿色运动衬衫、灰色法兰绒长裤和凉鞋。一撮撮银色的头发环绕着他硕大的脑袋。他的右眼紧闭着。
鲁宾告诉我，他最近摘除了白内障；1934 年至 1936 年间，他在巴黎制造了一台范德格拉夫发生器的原型机，许多研究这种高压仪器的科学家都患上了白内障。奇怪的是，这样的结果却让他的脸更有力量，让我想起了达芬奇的头像——短短的卷发，结实的前额、鼻子和下巴，苍白得近乎半透明的皮肤。
当他和那个女人的工作结束后，我走到他身边。
“你好吗？” 我说。
“还行，你呢？”
“我觉得有点热，”我说。
“你觉得只是你觉得热吗？”他说，“别这么自我，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热。”他操着一口轻快的英国口音。
“你怎么了？”
“多发性硬化症。”
“请走一走，去到另一个房间。”他在后面看着这个笨拙的过程。
“脱掉外套和鞋子，仰卧在桌子上。”他拉起凳子，将手掌放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转过我的头，稍有阻力就停下来换手换方向。
“你患上这个病有多长时间了？”
“六年。”
“对眼睛有影响吗？”
“影响不大。”
他轻轻地摸着我脖子上的肌肉。“你结婚了吗？”
“结过。”我说。
这就是他问我的所有内容。
现在，他工作了一个多小时，毫无评论。他用充满权威性和觉察的双手，轻轻揉捏我脖子、胸部和背部的肌肉。他没有做任何突然或让我疼痛的动作。他清楚地知道哪里的肌肉因过度劳累而紧张和绷紧，他在我的颈部、躯干、双脚和双腿上来回抚摸，让它们松弛下来。他轻轻地弯曲和伸展我的手臂和腿，弯曲我的膝盖，将我的腿向后折叠。他轻拉我的脖子。每隔一段时间，他又会把我的头放在他的手掌下滚动。
我什么也不用做，只是瘫软地躺着，听着他的像斗牛犬似的呼吸和偶尔发出的满意的咕哝声。
然后，他把我抬起来，让我坐着，把我的脖子和膝盖搂在怀里，好像要防止把刚刚开始的工作弄砸。
他把我的双脚放在膝盖下，告诉我如何站立。
在站立的过程中，我自躺下以来第一次激活了我的肌肉组织。当我直立起来时，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从双脚涌向大脑。直觉告诉我，这是一种重要信息的传递。
“注意站立时的感觉，”他说。
我通常僵硬的双腿，现在却有了一丝美妙的弹簧感。我走了几步，他就走在我身边，手放在我的脖子上，轻轻地把我的重心从一条腿移到另一条腿上。
他只说了一句话：“留意这种感觉。”
但是，除了最初的几步之外，走路并不轻松。躺了一个小时后，我不但没有感觉得到了休息，反而精疲力竭，烦躁不安，想睡觉。而我不得不给老人写了一张 100 美元的支票。
那是两天前的事了！我留意到了不同。
鲁宾曾建议说：“当你感觉到变化时，不要陷入分析。它首先超出了你的意识范围，如果你坚持要解释或量化，很可能会干扰这个过程。”
所以，那天早上我躺在床上时，只是注意到腿部习惯性的颤抖比平时轻了很多，当我起身时，平衡感好了很多，走起路来也很舒服。
在小范围的个人的胜利中，我赤身裸体地在家里走来走去，还走到露台上。我的髋部感觉上了油。我的大腿轻松地翘了起来。我的骨盆向后坐，走路时不再向前倾。我甚至不用拐杖就能上台阶，双腿像两条好狗一样听话。
当我再次回来，费登奎斯让我跪下，脸朝下趴在桌子上。有时候，他用手指轻轻地、坚定地对我的腰部和臀部肌肉说话。
他问道：“你的背部受过伤吗？”
“没有。”
“没有经历过什么意外吗？”
“我的膝盖摔过，”我说。
“右膝盖？”
“是的。我喜欢那条腿。”
“这样做的同时也毁了你的好腿。”
“是吧？”
“是的，感觉一下。” 他引导着我的手。在左边，骨盆紧紧抵住了肋骨笼后侧。右边则有几英寸的空间。
当我站起来时，我再次感觉到了明显的不同。
第二天，他让我仰卧，用滚轴放在我的脖子和膝盖后面，然后用厨房里的小砧板轻轻地碰着我的脚趾和脚底，花了半个小时。这就是那堂课的内容。他没有做任何解释，但我注意到我站立时自信了许多。
在第二天的课堂上，不管是不是巧合，他向一名学生演示了同样的事情。
“我在干什么？”他毫不停顿地问。“我知道，我在用切面包的板做这个该死的傻事。但我在做什么呢？”没有人回答。
“脚的功能是什么？支撑站立的人。它的功能是什么？”他站起来假装滑雪。“看到了吗，脚踝可以调节，让脚平放在地面上，避免主人滑倒。无论角度如何。现在”——他又回到女孩的脚上——“要让脚变得完美，我们必须首先减轻身体的重量。弗洛伊德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就是沙发。你看，我认为所有成功的（精神）分析都伴随着，甚至可能更早发生的是姿势和身体及面部肌肉习惯的改变。让他的病人躺下，减轻主要伸肌和屈肌的站立习惯，就能发生改变。当然，弗洛伊德并不知道这一点。他让病人躺下是因为他不喜欢直视他们的眼睛。尤其是当他们谈论性的时候。”
老人被这笑声逗乐了，回头看了看女孩。“所以，我们让她躺下，然后像这样触摸她的脚，让她的大脑皮层相信她真的站着。站在斜坡上。看！”
他把木板与女孩的脚底成 45 度角，边说边用木板触碰女孩脚底的外缘，女孩的脚就转过来与木板正面相接，而她就在看着，就像我们其他观众一样。他把木板拿开，又碰了一下内侧边缘，女孩的脚又转过来平放在木板上。这个动作很简单，但却非常棒。我们都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了自己秘密的另一半：无意识（unawares）。这一次，我们成了无意识功能的有意识的目击者。我感觉自己就像马可·波罗策马进入了紫禁城。一阵笑声荡漾开来。
“没错，”老人说，“当你学到这么重要的东西时，你应该笑一笑。”
他用木板逗弄着这只脚。“我们把这只脚变成了一只聪明的脚。她的大脑工作得非常完美，因为这个女孩不可能再犯她在站立时的习惯性错误。”
保罗·鲁宾后来解释说：“他教会我们使用的基本机制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传入（感觉）通路与传出（运动）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前者将信息传递给大脑，后者将冲动从大脑传递到肌肉。这种相互作用早已为人所知，但费登奎斯发现它可以用作改善功能的工具，并找到了方法。”
对于这名学生，他利用她脚部的传入神经末梢作为计算机终端，与大脑进行联系，并向大脑展示了一种更有效、因此也更舒适的脚部操作方式。大脑立刻感知到了新的方式，并开始重新组织。
我想，这就是他对我进行治疗后，我所获得的“大量信息涌入”。
现在我明白了，我有意识地调整走路方式的尝试是多么无望。因为任何有意识的运动中，唯一有意识的部分就是做出运动的决定。
出生时的大脑皮层基本上是空白的。在子宫里，反射性、随机性和重复性的动作已经开始，由大脑皮层下中心基因编码的冲动引发。但在大屏幕上，即运动皮层上，却没有任何启动有意图的运动的东西。当婴儿的大脑在生理上能够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感官模式记录和联想随机运动的效果时，有意图的动作就开始了。
换句话说，当每一个特定的动作与另一种感觉——触觉、声音或视觉——产生关联时，我们就可以随意重复这个动作。
简而言之，婴儿的反射运动发展为意图运动，而意图运动很快就会成为习惯。婴儿费力地学会站立，然后学会走路。
但是，一旦学会了这些动作，它们就变成了“自动动作”。婴儿只需在运动皮层上打出“站”或“走”，就会触发一系列复杂的习惯性动作。
费登奎斯对这一学习过程有着准确的理解：它的顺序，它的精细和粗大的组成部分，肢体与头部、眼睛与骨盆、臀部与肩部等相关的基本神经“偏好路径”。
这些微妙的关系决定了人类所有动作的启动和学习方式，正是费登奎斯对这些微妙关系的深刻理解，使他不仅能够对“正常”功能的人的思维进行重新编程，而且还能对鲁宾所说的“大脑皮层学习信息库已被破坏或已无法访问”的人的思维进行重新编程。
当他在课堂上为这名学生做面包板示范后，她站了起来，很明显，费登奎斯通过她的脚改变了她整个神经肌肉系统的组织。她的左眼明显变大，左侧嘴角更加放松，左肩比右肩低了几英寸。费登奎斯用他的独眼环顾四周。
他说：“你可以触及任何你想要触及的肌肉。理疗师……会揉搓肌肉，也许会促进血液循环。仅此而已。但你可以让肌肉工作。”
“昨天，我在一个自孩提时代起就颈部以下瘫痪的人身上使用了这种技术，我让他32年来都没有活动过的脚部肌肉开始有了张力（tonus）。”
费登奎斯是因自身体弱多病而开始这项工作的。
他于 1904 年出生于俄罗斯，14 岁时独自离开了那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六个月后与其他 1000 名犹太人一起来到了新成立的巴勒斯坦。1928 年，他前往巴黎，在索邦大学获得应用物理学博士学位以及电气和机械工程学位。
他参与了法国的原子项目，成立了巴黎柔道俱乐部，并撰写了多本关于柔道的书籍。他认识尼尔斯·玻尔和马克斯·玻恩，但只见过爱因斯坦一次。
他回忆说：“我当时还是个学生仔，但爱因斯坦为我感到骄傲。他拍了拍我的头。他很高兴看到一个犹太男孩有宽阔的肩膀。”
1940 年，德军入侵巴黎，费登奎斯和他的物理学家朋友们带着在原子研究中开发的“重水”逃往英国。英国海军部让费登奎斯担任武器科学家，并在其他人被召去为罗斯福制造原子弹时拒绝交出他。
就在这时，因足球而受伤的膝盖的旧伤复发，费登奎斯开始检查自己的运作方式。外科医生提供了他们的技术，但对结果并不乐观。费登奎斯拒绝了。
相反，他阅读了所有他能找到的德文、俄文、法文、英文和希伯来文中关于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内容。由此，他对人类发展、教育和运动之间复杂而又迷人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实验。
1947 年，他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了《身体与成熟行为：对焦虑、性、引力及学习的研究》一书。
在这本书中，费登奎斯在很大程度上驳斥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做法，认为它们只是想要治疗社会病症的症状。
相反，他认为修正人类行为的最一致的方法不是通过语言进入心灵，因为语言倾向于自我欺骗，而是通过身体的途径，即身体的自我。
他写道，西方人坚持身心分离的做法只会导致“无法摆脱的思想混乱”。身体反映了心灵的态度。因此，身体可以作为与大脑沟通的潜意识途径。改善身体功能，就必定改善精神状态。
尽管相对论和东方医学实践等整体的思想体系逐渐被西方接受，但费登奎斯的书在当时被证明过于激进。他被打入疯子边缘，回到了巴勒斯坦。
他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工作，得到了他帮助过的人的支持，其中包括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即以色列前首任总理，建国功勋）。本·古里安在任时，他曾使其恢复健康。
他的“奇迹疗法”传遍了欧洲，但20年后，整体健康运动才将他带到北美，他的天才很快得到了思想开放的研究人员的认可，其中包括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斯坦福大学神经心理学实验室主任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教授。
普里布拉姆说：“他不仅仅是在推动肌肉的运动。他改变的是大脑本身，这样病人就能逐渐将整个肌肉功能障碍调整为我们所说的正常意象。在运动皮层中有一个摄影图像，我称之为成就意象。费登奎斯传递的正是这种意象。他知道应该怎样做。他传递意象，而你会组织你的大脑接收它。”
费登奎斯曾经有一位妻子。她是一名医生。她希望他也成为一名医生。战后他们在伦敦。那里的一所医学院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两年的学分。
“如果你成为一名医学博士，你的研究不是更容易被接受吗？” 我问道。
他哼了一声，“如果我成了医学博士，我的工作就不会有今天。如果我让那些高智商的人教了我三年他们的想法，我就应该得出结论，我自己的想法是荒谬的。他们怎么可能都是错的呢？”
费登奎斯是以色列的国宝级人物。他在特拉维夫大学讲课，整个冬天都和一小群跟他学习了 15 或 20 年的助教在那里工作。
他在美国留下的遗产很可能是他刚刚结束培训的 63 名学生，除了明年夏天在旧金山的三个月研究生学习。他们都是忠实的信徒。
在三年的培训期间，只有三人退出了费登奎斯项目。这并不难理解。费登奎斯有时很生气，一般都很不耐烦，而且大多数时候不太包容。但他的知识面很广，而且热衷于教人自助——尽管他们可能是傻瓜。
他的生活就是“工作”。当我问他关于名人、30年代的巴黎、战争和以色列的问题时，他对我摆摆手，后来对别人说：“那个福克斯只想写我和本·古里安。他想写一本社会登记簿。”
当我抱怨时，他说：“听着。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我正在做的工作更重要。工作才配得上你的版面。”
关于以色列，他确实说了一句话：“我希望它能生存下去。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我不觉得自己是犹太人的地方。”
在旧金山，他每周工作七天，从早上 8 点至少工作到晚上 8 点，上午教学，下午和晚上上私人课程。然后是周末研讨会。他在西海岸举办了四次这样的研讨会。最后一次是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我去了。
大多数寻求费登奎斯治疗的人都没有严重的功能障碍，只是希望能更好地运动。许多人是运动员、舞蹈家、音乐家和其他依靠精细动作谋生的人。
针对这部分人，他开发了一系列简单的地板练习，名为“动中觉察”（这是他第二本书的书名）。
在费尔蒙特酒店，我们 300 人躺在大宴会厅的地板上，他教我们一些婴儿时期就知道、后来又遗忘了的事情：翻身和坐起来的最简单方法。他坐在一排排身体上方的讲台上，用一只眼睛看着我们，喋喋不休地劝说、指导、斥责我们的习惯性愚蠢。
“躺在背上”，我们照做了，“想想当你侧身翻滚时，你的哪个部位会先移动。”
我想了想，我不知道，我以前从没想过，我决定应该是我的头先动。“就像你平时那样翻身”，他说。我意识到这个动作的笨拙和费力。重力无法为我开脱。
“躺在背上”，他再次命令道。“现在弯曲右腿，右臂扫过地板，直到伸直举过头顶，让手臂穿过身体，手平放在右侧的地板上……”
我突然迷失在这毫不费力的动作中。一个动作自然地引出下一个动作，我就像浮出水面的软木塞一样直立起来。
环顾四周，我看到了我们每个人仿佛第一次在摇篮里直立起来并发现垂直空间时的惊奇表情。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感觉。如果我现在以另一种方式翻身，我觉得那是不对的。（费登奎斯方法的教师看到婴儿时会开玩笑：“看”，他们说，“他在做费登奎斯方法。”）
我们刚刚了解了老人所说的“有觉察的动作”的含义。这是动作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冥想。
当我们躺在费尔蒙特的地毯上时，他说：“除非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否则你就不能做你想做的事。无论你做得对与否，在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之前，你都是不对的。伤害自己的运动员不是运动员。他是个傻子。因为如果你的动作正确，你就不会伤害自己。如果你做得不对，那么你就没有行使选择权，这是你的特权。而大多数人，”
他继续说道，“从来不会这样做。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站起来。他们能站起来，这就足够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够勉强度日。”
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体重 190 磅，烟不离手。
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所学到的东西都是从经验和观察中学到的。如果我是完美的，我就不希望你们听我说话，我会只希望你们赞美我。”
第二天下午，他教会了我们站立。
当我站起来时，我在想，这个人唤醒了多少人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的热情。我想到了这项工作的美感、它的普适性、它的极致简单和近乎侮辱性的显然。
我想到无谓的痛苦还将继续。想到那些因为骄傲和无知而被迫打石膏、戴支架、坐轮椅、住精神病院的人们。
我想到费登奎斯所说的地球上最稀有的物质：脑组织——蕴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难以想象的潜能。
我想到卡尔·萨根写道：大脑中的状态数量远远超过宇宙中基本粒子的总数。我想到为我们的知识总量做出贡献的人是多么少。这里有一个人，就像一个独眼的胖墩坐在我们面前。
当他和我们的工作完成后，他说：“站起来。留意你的感觉，你感觉到不同了吗？”大家低声表示同意。“你们更喜欢自己这样吗？那就好，非常感谢。”
第二天一早，他就动身前往亚利桑那州，去见催眠师米尔顿·埃里克森，然后去华盛顿和纽约在新学校（the New School）教学，然后去伦敦，再去巴黎，监督他的新书《诺拉的案例》的法文版出版工作，然后去日内瓦为另一本书配插图，再去慕尼黑与 60 名欧洲医生一起开始为期三年的课程，最后回到特拉维夫的家。
他给我留下的不仅是更好的感觉，还有激励。
他让我的身高又长高了四分之一英寸，朋友们都说我看起来大不一样了。在预后不良所导致的螺旋式下滑中，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愤怒和退缩，仿佛它是我丑陋的一部分。我害怕失败，害怕跌倒，又因恐惧而僵硬和跌倒。
现在，我正在恢复功能。我感觉到并看到运动皮层与我的身体重新连接在一起。费登奎斯没有提到治愈。他说：“当人们想到被治愈时，他们只会想到恢复到从前一样。我们不会回到过去。你可以变得比从前还要好很多。这取决于你。”
我现在的所有感受都可以用他一天早上在课堂上说的话来概括：“人类的神经系统 90% 都是为了恢复稳定。”他说，“但人生不是一个稳定的过程。稳定是树的事。对我们来说，人生是一个冒险和恢复的过程。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冒险。而从中恢复是我们最强大的能力。稳定？当你上床睡觉时，你就拥有了稳定。而你不断冒险，因为只有一次经历是不够的。如果一次就满足的话，那么一杯酒就足够了。只赢一场比赛。只获得一次成功。”
我计划在特拉维夫过圣诞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