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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烟壶》以传统手工艺品烟壶为线索，19世纪末的北京城为背景，讲述了没落旗人乌世保无端遭受一场突如其来的冤狱后，从闲适安逸的富贵老爷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后改名乌长安（为统一姓名，仍称其乌世保，下同）成为鼻烟壶“四大内画画师”之一的人生经历。可以说，乌世保是晚清没落贵族的一个缩影，早年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日子渐渐逝去，人丁逐减，家产日稀，最后与底层百姓无二致。
明末，八旗军为满清顺利入主中原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备受历代清朝统治者的礼遇。至19世纪末，日益腐朽的集权统治、西方列强的战争勒索使得清政府国库空虚，生计问题横在了人口迅速膨胀的八旗军面前。当时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他《康斯皇帝》一书中写道：“在北京为数众多的八旗兵中，有一大部分由于债台高筑而陷于极度贫困，他们军饷的大部分都付了债款的利息。”连皇帝的“禁卫军中有一批低级军官，大约七、八百人，以及皇室一些其他军官，也是债台高筑。”可见当时大批旗人处境窘迫。乌世保也是个名正言顺的八旗人，响当当的正白旗，小说对其身份家世的叙述如下：
乌长安姓乌尔雅，原名乌世保，是火器营正白旗人。祖上因军功受封过“骁骑校”。到乌世保这一代，那职叫他伯父门里袭了。他闲散在家，靠祖上留下来的一点地产，几箱珍玩过日子。别说骑马，偶尔逛一趟白云观，骑驴时两腿也打哆嗦。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武职世家的光荣，也不耽误他高兴时自称为“它撒勒哈番”。
到了乌世保这一代，虽没了祖上当官时的显赫富贵，但日子尚可，“每日里无非逗逗蛐蛐，溜溜画眉，闻几撮鼻烟，饮几口老酒”，“一时高兴出堂会，玩票去唱几句八角鼓，也是茶水自备，不取车资”。当时北京的上等有五样必备的招牌，那就是“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乌世保已没闲钱年年搭天棚，也买不起胖丫头，留着其余的三样，留着他旗人贵族的遗风。
话说回来，乌世保家境虽不富有，但也是个正儿八经的旗主。一回在大街上，乌世保看到朋友寿明叫车辕刮了一趔趄，竟被自己的旗奴徐焕章的奴才打骂训斥，不由大怒，又经不住周围看客“子不教父之过，奴欺主是旗主子窝囊！”之类话的挑唆，借着酒劲对徐焕章破口大骂，教训呵斥。而昔日的旗奴徐焕章如今向日本人献媚，做了地保似的官儿，碍于当时菜市口的情形俯身受教，心里当然憋着一口闷气。旗主的穷酸落魄，与旗奴的鲜衣怒马两相对比，衬得乌世保那仅存的贵族身份的苍白无力。由于一时涌上的贵族惯性，他与徐焕章就此结下了梁子，直接导致了之后突如其来的一场冤狱。
经历了一年又八个月的铁窗生涯，乌世保出了大狱，几经周折遇上了老友寿明，在得知妻死子散后，放下旗主身份靠画鼻烟壶维持生计。尽管凭着自己的手艺获得了劳动报酬，乌世保仍感叹“可惜了我这它撒勒哈番，从此以后……”,充满对这个姓氏的怀恋。另一处，乌世保为着画内画的事以及与柳娘的婚事禀明家族里的大伯，结果“‘他说我削了籍，跟乌尔雅氏没关系，他管不着我的事！今后再也不许我说自己是旗人，不许我再姓乌。’说完垂头丧气，满脸悲伤”即使是在狱中被削了旗籍，乌世保仍时不时地因为藕断丝连的贵族惯性，或发感慨，或起悲伤。
除却那些虚浮的贵族幻想，乌世保身上亦有着随遇而安、乐知天命的从容与雍雅。就拿他寄居哈德门外小店的斗室来说，“门楣上贴了个‘泛采居’的横额”，横额旁挂了个养黄雀的精致鸟笼；室内，小炕桌上的宣德炉燃起一缕檀香，窗台上的斗彩瓶里斜插着两棵晚香玉，墙上挂着自己手书的立轴：“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斋号、鸟笼、宣德炉、斗彩瓶、立轴、雅诗，穷困潦倒的乌世保竟将陋室装扮得如此优雅，可见与生俱来的贵族惯性在他的性格上留下了不灭的印记。
纵观小说全文，乌世保对姓氏、对旗籍、对贵族身份的留恋溢于言表，小说对他这种心态的婉讽比比皆是。他因这个身份生来享受安逸的生活，因这个身份可以理直气壮地教训自己后来发迹了的旗奴，也因这个身份尝尽了狱中苦、别时伤，起念回想，这份藕断丝连的贵族惯性，在乌世保身上根深蒂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