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说扩大内需的发力点，今天说说服务业。
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一直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生产和供给，相应地，也更加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这里的原因其实说来话长。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就能明白，自古以来中国百姓一直被束缚在土地上，以农业经营为主，商业位列“士农工商”的最末一等，在普通人眼里，农业就是过去那个年代的“实体经济”。这也正常，因为只有农业这样的“实体经济”才能给人们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而商业以及其他服务行业不仅要靠“投机倒把”谋利，而且会让人“重利轻义”，变得“狡诈自私”，因而在传统中国特别强调“重农抑商”。加上农业的比较效益不高，所以更需要人民辛苦劳作，即便这样也令中国普通百姓生活水平基本处在温饱线上。正因为我们国家自古以来总体上是物质匮乏的，所以特别强调“治本于农，务兹稼穑”。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因为物资短缺，所以主要的任务就是“促生产”，是“保障供给”，一句话，一切都要围着生产转，产出越多心里越踏实。大家不妨想想看，我们这一代人熟悉的“总路线”，核心是“多快好省”，看看这几个字就明白，我们发展经济的核心目标首先是“多”，也就是要千方百计把产量搞上去。
再说我们的经济理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主要聚焦的是生产与分配，而这里的生产首先甚至主要是指物质生产，至于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产生这些理论的时代，第三产业还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传统政治经济学基于使用价值的生产，将劳动划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服务业中的许多劳动被视为非生产性劳动，因此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是三次产业划分的局限性。三次产业的划分将经济活动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由于第三产业的定义主要基于剩余法，导致服务业内部多样性被忽视，不同服务行业的差异性未能得到充分认识。简言之，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服务劳动不生产物质产品，而是提供使用价值。这种观点导致服务劳动在政治经济学中被视为非生产性劳动，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马克思对服务劳动的异质性重视不够，导致对服务业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
但是，面对当下我们经济中遇到的问题，如果我们仍然按照旧有的思维定式去考虑问题，很可能会开出一张无用的药方。比如，我们加大货币供应，努力缓解社会上资金不足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这些资金再投入纯粹生产领域的实体经济时，很可能会发现难以奏效。至于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差不多所有实体经济的产品都面临着过剩的压力，也就是说，让生产性企业拿了钱，企业因为找不到订单，这些钱也没有地方花。所以，真正给生产性企业雪中送炭的不是帮助他们大干快上，而是设法帮他们找到销路。
可是服务业就不同了，从总体上看，我们的服务业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的来临，服务业会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成长出新的应用场景，发展出新的服务产品。与此同时更应当看到，当我们开始进入丰裕社会之后，尤其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深度发展，人们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更加旺盛，服务消费已经开始成为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快、热点多、潜力大的领域，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同时，服务消费既是有消费能力群体的主要序曲，又是创造就业的主要部门。因此，如果我们要拿出真金白银来进行产业扶持，可能需要把相当一部分资源向服务业倾斜。以此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居民就业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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