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不止一次地谈到，我们目前遇到的需求不旺其实背后折射出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百姓在基本需求满足后，没有如当年家电、住房、汽车等大宗、高额的消费需求，形不成当年的那种“一波需求高峰”。二是这些年来宏观经济形势使我们告别了以往那种“狂飙突进”式的发展，速度由高速转入中速甚至是中低速，相应的，百姓的资产负债情况不容乐观，或者通俗地说就是百姓没钱了。而且即使还有一些积蓄也不敢轻易动用，主要是为了防止未来遇到的各种不确定性。三是对外出口锐减，本来面向世界生产的“世界工厂”，现在产品不能被世界最主要的消费市场所吸纳，于是产生了相对过剩。
当我们想通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应当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扩内需第一是必须设法再找到新的消费浪潮引爆点，不过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极度困难，仅从目前的情况看，现在还找不到这样能让大多数人“眼前一亮”的消费产品或服务。有人说通过加大创新力度就能形成一波新的“风口”，对此我持非常谨慎的乐观，毕竟“创新”作为一种口号怎么喊都没问题，但是真正的创新是一件成功率极低的事情，在现有产品和服务上做简单的功能叠加并不能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因而也谈不上真正的创新。只有像苹果手机那样对传统手机实现了“颠覆性创新”，让手机成为随身电脑，才能真正引发新一波消费浪潮。第二是必须改善百姓的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这就是我做昨天提到的将资源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甚至可以考虑通过一定的形式向居民发钱。第三就是必须努力改善我们的外部环境，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把朋友交得多多的，即使是与我们观念不一致甚至是对手的国家，也要该做生意做生意，尽最大可能保住世界市场，保住“和平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要知道，这两个红利来之不易，是小平同志等老一辈人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请我们认真地想想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对外开放是在1977年之后。在此之前呢？如果按照有些“左”的人士的话来说，我们在文革时期也是“对外开放”的，那时候我们也和外国做生意。其实这就是强词夺理了，文革时期我们主要对谁开放？主要是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有多少购买力和市场？又有多少可以与我们形成互利的资源包括技术和管理等“软资源”？所以，那样的“对外开放”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对外开放。我们始终要记得，真正的对外开放，是并且必须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对这一点不应当有任何的偏移。要明白，不论是“金砖国家”还是“一带一路”又或是“南方市场”，这些市场的总和也赶不上一个G7。所以，尽管我们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尖锐的对立，但是还是应当设法和他们“斗而不破”“在商言商”，与他们在民间的不同层次上广交、多交和深交朋友，让包括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里有更多的“知华派”和“亲华派”。
如果我们现在去观察美国，你会发现，美国传统的“知华派”和“亲华派”如基辛格等都已经作古，健在的也已垂垂老矣，而年轻的后续力量没能接续这个力量，这多少有一点悲哀。再看现在美国的政坛，一批70后甚至80后力量已经开始崛起，他们当中基本上没有人真正深入了解过中国，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应当在国际上用好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坚持求同存异，把各方面力量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但是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个目标是什么？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国内尤其是网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各种言论包括那些专门吃“爱国饭”的专家们天天喊打喊杀，这种东西是真正祸国殃民的言论。我们团结世界上一切力量的目标不是为了搞乱美国、搞垮美国和搞倒美国，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我们对外开放带来的最根本的红利，即“和平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只要我们还享有这两个红利，我们就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在这个问题上，头脑一定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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