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2023到2024学年教学工作量一览，前段时间发了朋友圈。
按照学校规定，我院教授一年需要上96课时的课（一个课时为45分钟），包括32课时本科课程。课时的计算，只算站讲台的时间。下了讲台，不管是备课还是批改作业、线上线下答疑，都不另外再算工作量。按照学校的规定，处级干部减免50%教学工作量。我承担了一些行政管理工作，减免之后一年需要完成48课时，包括本科16课时。过去一个学年我实际完成的课堂教学工作量是256课时，是规定课时的五倍多。其中包括本科132课时，是我所需要课时的八倍多。除了上课以外，还有别的一些工作也是计算工作量的，比如阅卷、参加预答辩、答辩、参加面试。把这部分的要求也加上之后，我一年的定额是80课时，我实际完成的总额是941课时，接近定额的12倍，算是比较多的。
我在朋友圈公布自己的工作量之后，有朋友建议我晒一下工资条。这就有一点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这不是要我泄露我校最高机密吗？这些朋友不懂事，竟然不知道不能问女士年龄、不能问男士工资~
不过他们的好奇心，我还是间接满足一下吧！我从2007年回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以来，我的体型没有变化，衣服全部都还能穿（当然，破了的除外）。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不敢长胖，因为长胖以后要重新买衣服，这会增加开支；二是……的确没啥油水。
有一些朋友觉得奇怪我为什么上这么多课，至少有三个原因吧。一是马怀德老师的教诲。十二年前开始承担行政工作不久，时任副校长的马老师对我说，教师的身份是永久的，而行政职务为身外之物，每个人在不同时间或许担任、或许不担任行政职务，在不同时间或许会担任不同的行政职务，但是对高校教师来说，最核心的、也永远不会变化的身份就是教师。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记住自己首先是一个教师，要认真对待教学。我谨遵教诲，担任行政职务之后，没有放松教学，从来就没有主动享受过减免工作量的待遇，同时也把好好上课、上好课当成自己的重要目标，不知不觉也就多上了一些课。二是刘家安老师的建议。刘老师和我同为“胡建”人，挺投缘。有一次聊起来，他说生命是很脆弱的，一个人可能说没就没，因此要考虑自己究竟做什么才有意义，哪天走了，也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有益的东西。对大学教师来说，看似一心多发论文、上课糊弄学生是“明智”的，能够得到更多眼前的实际利益。但是，那些论文究竟有什么意义，有多少人看，是很值得怀疑的。相反，在课堂上，有多少学生出席，就有多少人听你上课并受到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因此，上好课、启发学生，给学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应该说是让自己的生命具有意义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与刘老师产生了共鸣，而聊过之后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我也收到过一些学生对我教学的正面反馈，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例如，有一个学期上完《比较宪法》课程之之后，耿子添同学给我发来如下文字：
很荣幸选到“比较宪法”这门课与您共同度过了8周的学习时光，小生受益匪浅。我忽觉宪法呈现在我面前的并非之前所想的坐而论道，而是朝暾夕月、落崖惊风和兼济天下的浩然正气。我的视野为之一开，我开始主动思考言论自由（沙利文案），开始理解生而为人的天赋人权，不论面对何人何事，我都会首先尊重其个人自由，而后再考量我的否定性评价是否构成了对他人权利的不当克减或侵犯。“恩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这个世界上不只有我和匆匆过客，每个人都值得公法的慈悲目光。
看到这样的文字，让我觉得，自己的授课还是有一些意义的。三是有一些课，找不到其他老师上，我就只好被赶鸭子上架了，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
也有朋友感到纳闷，教学占用我不少时间，此外还要科研、进行行政管理，而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怎么都能兼顾呢？我的体会是，只要做好了时间管理，统筹规划，还是可以应付的。在这方面，有三点体会，跟大家分享。一是通过科学锻炼、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管理情绪来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如果自己身心俱疲，则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则别的事情都不用再提了。在这方面，自己做得还可以，感冒发烧都很少——如果没有记错，上一次发烧还是在本科的时候，阳的时候也是就嗓子痒了几天而已。二是要做好取舍。精力有限，选择了做要做的事情，就要拒绝很多其他事情，例如没有多大意义、没有实质交流的社交。三是运用时间管理的技巧，尽可能以一举多得的思路来做事，事半功倍。例如，在中德法学院授课过程中，可以顺便了解同学们的一些情况，这就让自己的管理工作得以推进，而不用单独再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同学们的关切。此外，教学相长，教学中也能够促使自己对一些问题展开深入思考，相关思考或许可以进一步展开研究。在行政管理工作中，与德国同事交流时除了讨论合作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顺带探讨学术，交流教学经验，从而也兼顾了教学和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