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平衡人与自然的双重转型︱从“甜甜圈经济”到以人为本的街道革命

原文/Maria-Cristina Florian、Daily Hive Staff

翻译/温景尧、罗文杰

校核/众山小 排版/杨骏

文献/宁思曼   编辑/众山小

本文特意选用了安东尼·高迪的破碎马赛克（Trencadís）作为排版的细节，以呼应文章的主旨和内涵。Trencadís 指通过巧妙地构思，将破碎的陶瓷瓦片、玻璃、陶器碎片及其他废弃物等创作成复杂而美丽的马赛克图案。

--苏珊娜（一览众山小志愿者）

图片摄于古埃尔宫（Palau güell）

阿姆斯特丹一直在全球城市中脱颖而出，不仅因其作为自行车友好城市的美誉，还因为其勇敢的经济与环境双重转型。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探讨了阿姆斯特丹如何通过“甜甜圈经济”模型应对环境和社会挑战，并结合街道转型的实际案例，为全球城市提供了重要启示。

“甜甜圈经济”模型由英国经济学家Kate Raworth提出，主张在“社会基础”与“环境上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保障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避免对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耗。2020年，在疫情封锁期间，阿姆斯特丹成为全球首个正式采纳该模型的城市，展示了其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创新解决方案的决心。此模型不仅推动政府和利益相关者从全局视角审视问题，还促使他们理解每个决策对城市多方参与者的影响。

同时，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也经历了一场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转型。从汽车主导的城市交通模式到慢行优先的街道设计，阿姆斯特丹的转型得到了如“Sustainable Amsterdam”组织创始人Cornelia Dinca等研究者的支持与推动。这一转型不仅强化了该市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也为哥本哈根和布鲁塞尔等其他城市提供了借鉴，进一步印证了“甜甜圈经济”模型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与可行性。

图一、The Whale / de Architekten Cie。图：de Architekten Cie

2020年，在疫情封锁的第一波中，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宣布了一项从这场危机中恢复的策略，该策略采纳了“甜甜圈经济”概念。这个模型由英国经济学家Kate Raworth开发，并通过她在2017年出版的《甜甜圈经济学：像21世纪经济学家那样思考的七种方式》一书而广为人知。在这里，她论述说经济学的真正目标不必等同于增长。相反，目标是找到一个甜蜜点：一种平衡方式，既满足每个人过上好生活的需求（即“社会基础”），又限制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即“环境上限”）。在Raworth的帮助下，阿姆斯特丹将这种方法缩小到城市规模。这个模型现在被用来指导支持这一总体理念的城市范围内的战略和发展：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生活质量，而不对地球施加额外压力。其他城市也在效仿这一例子。

图二、阿姆斯特丹 荷兰。图：Ingus Kruklitis Shutterstock

Raworth将“甜甜圈”解释为两个同心圆的形象。外圈的灵感来自于她在为反贫困非营利组织Oxfam工作时遇到的一个图表。在那里，一群地球系统科学家正在研究使地球上的生命成为可能的环境条件。他们确定了一组“地球限度”，一旦超过这些限度，气候、土壤、海洋、生物多样性将受到永久性伤害，进而影响人类的生存条件。这个外圈涉及诸如气候变化、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臭氧层消耗和海洋酸化等问题。

虽然Raworth认识到努力保持在这个生态上限以下的重要性，但她也明白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外圈描述了一个最大限度，她还设计了一个内圈，代表每个人过上好生活所需的最低条件。这个内圈来源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解决了诸如食物和清洁水、高质量住房、能源、医疗保健、教育、社会公平、政治发言权、公正以及工作和收入机会等紧迫问题。

图三、群力雨洪公园。图：土人设计

甜甜圈经济模型的目标是在这两组条件之间保持平衡，实现甜甜圈内外圈之间、上层生态上限和基础社会基础之间的刚刚好区域。Raworth的理论在描述最终结果时很具体，但它并没有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案。相反，它促使各方利益相关者去观察更大的画面，并理解他们的决策对多个因素和城市行动者的影响。

图四、荷兰运河房屋。图：James Taylor-Foster

2020年4月，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批准了《阿姆斯特丹循环2020-2025战略》，并制定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初始实践行动计划。这一战略是基于Kate Raworth的甜甜圈模型的调整版本而建立的，使其成为世界上首个正式采纳该概念的市政府。这个经过缩减的模型是与Raworth合作创建的，被称为“城市肖像”：一个城市整体的快照，旨在作为宏观策划、共创创新和系统转型的起点。它还旨在成为城市内跨部门合作的刺激因素，涉及决策过程中的广泛参与者，共同塑造环境。

图五、阿姆斯特丹艾瑟尔堡。图：Marcel van der Burg

通过进行这项尝试，阿姆斯特丹当局发现，20%的城市租户在支付房租后无法满足其基本需求。同时，《卫报》报道，在约60,000名申请社会住房的在线申请者中，只有12%的人成功获得住房机会。首个解决方案可能是建造更多住房，但同样的模型显示，阿姆斯特丹近年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增加。阿姆斯特丹副市长Marieke van Doorninck得出结论，该市需要继续投资建筑领域，但也需要对这些计划进行规范，以确保建筑商尽可能经常使用可持续材料

阿姆斯特丹的一项标志性建设项目是Strandeiland（海滩岛），它是IJburg群岛的一部分，这是从城市东南侧水域回收的六个新岛屿之一。在整个建设过程中，采取了多项决策以减少开发的影响。材料由使用低排放燃料的船只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在避免了伤害当地野生动物同时，也保护市民免受海平面上升影响。

图六、艾瑟尔堡的漂浮房屋。图：Marcel van der Burg

《时代》杂志引述了该项目的可持续性顾问Lianne Hulsebosch的话：“并不是说每个日常的城市项目都必须从甜甜圈模型开始，但这个模型现在确实已经成为我们DNA的一部分。你会注意到我们与同事的对话中有所体现。我们正在做一些10年前我们不会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事物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

图七、 公园中的居民。图：Unsplash

阿姆斯特丹第一个正式采纳这一战略，但它并不是唯一对这个模型感兴趣的城市。据《时代》杂志报道，2019年，专注于气候行动的城市网络C40与Kate Raworth合作，为阿姆斯特丹、费城和波特兰制作了报告，展示了这些城市在甜甜圈模型中的位置。阿姆斯特丹最终通过其全市范围的战略采纳了这一原则。

2022年6月，哥本哈根也决定效仿阿姆斯特丹的成功经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也在不同层面上测试这一理论。布鲁塞尔的一个举措是翻新财政部一个废弃的造币厂，目标是“最小化环境影响，最大化社会影响。”另一个举措是位于莫伦贝克（Molenbeek）的Arc-en-Ciel住房项目，该项目允许居民根据自己的需求设计和建造结构，并在使用被动热调节系统的同时，遵守规范并最小化他们的环境足迹。

图八、圣安东尼周日集市。图：Adria Goula

到2022年底，新西兰的小城市达尼丁（Dunedin）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纳奈莫(Nanaimo)）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和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正计划启动他们自己的版本。虽然所有这些战略都是受到甜甜圈模型的启发，但它们根据自身的特定需求和机会对概念进行了不同的解读。

甜甜圈模型并非一种指令性模型。它并没有提供一条明确的路径。相反，它呈现了一个乐观的最终目标：确保每个人都拥有良好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过度消耗环境资源。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对于每个地区来说可能看起来不同：富裕的城市或国家可能发现他们的主要挑战与甜甜圈的外圈有关，需要降低自己的环境足迹以适应行星边界。与此同时，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地区可能更难将所有人从甜甜圈的中心带到内圈，确保人人平等地获得基本需求，如食物、教育和成长机会。

图一、Cornelia Dinca。图：Thomas Schlijper

初看之下，Cornelia Dinca 从研究Alberta油田转为关注阿姆斯特丹自行车友好型街道的经历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设计城市的方式与日常使用的能源之间的关系，一直令她着迷。

Dinca11岁时与她的罗马尼亚家庭一起移民到了加拿大西部，之后她在Calgary拥有了典型的郊区成长经历。在欧洲开始召唤她回归之前，Dinca从University of Calgary获得了化学和石油工程学士学位，之后又在化石燃料行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开始大学学习之前，我在法国休了一年假，并且在德国完成了一个工作周期，”Dinca回忆说。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气候变化咨询公司研究数据的低薪实习经历促使她做出了这个回归欧洲的决定。

图二、阿姆斯特丹的街道改造前后对比。图：Amsterdam Archives (beeldbank.amsterdam.nl) & Thomas Schlijper

在阿姆斯特丹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将Dinca的关注点从环境可持续性转向了城市宜居性，期间她找了一份导游的工作来补贴收入，她会向游客们展示这座城市当汽车拥挤在街道上时的历史照片，游客们看到之后的反应几乎是完全相同的，Dinca回忆说：“他们总是说出同一句话‘这看起来糟糕地就像我的城市一样！’”。

2013年，被温哥华世界级的居住品质和进步的政治所吸引，Dinca和她的加州伴侣短暂地搬回了北美洲，住了９个月。但是在那里，她倡导自行车出行的事业却屡遭挫折，包括提出新兴的Streets for Everyone活动，这些努力通常都会以当地领导人同样的反应结束:“这里不是阿姆斯特丹。”但是，利用她多年以来收集的档案照片，Dinca提醒了他们，就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时，阿姆斯特丹也不是这样的。

相对于继续走那条徒劳无益、令人不满的道路，Dinca还是决定回到她的第二故乡。她在University of Amsterdam获得了城市规划硕士学位，重点探讨（往往被低估的）交通和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联系。在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Dinca回顾了她当时向游客们展示的黑白老照片，并且问了自己一个无法抗拒的问题：“为什么城市建设就不能从同行的历史成败中吸取教训呢？

图三、阿姆斯特丹的街道改造前后对比。图：Amsterdam Archives (beeldbank.amsterdam.nl) & Thomas Schlijper

她知道，例如，在拆除停车场的当下会引起市民的强烈反对和愤怒，但是几十年后，几乎所有阿姆斯特丹人都会热情地认为，此措施是积极有效的一步。因此，她着手定义和量化这些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的重大举措，和普通人对此的反应。

图四、阿姆斯特丹的街道改造前后对比。图：Amsterdam Archives (beeldbank.amsterdam.nl) & Thomas Schlijpe

“通常来说，我把20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定义为三个不同的时期，”Dinca说，“我称它们为战前、战后和后汽车时代。”二战之前建造的高密度、混合使用的街道无疑是最容易改造的，而战后的街道则因其低密度、不灵活的分区和以汽车为中心的设计而使改造更具挑战性。

图五、阿姆斯特丹的街道改造前后对比。图：Frans Busselman & Thomas Schlijper

但无论最初的设计意图是什么，规划师只是简单地对街道进行改造，以适应不同的用户和用途，就像是还没发明汽车的时期一样。“这不仅仅是关于建造自行车道，”Dinca坚持认为，“要建设可以作为活动目的地的街道，而不是交通下水道，要把每个人放慢到人们愿意选择在街道上步行或骑车的速度。”

在见证了大学教授Marco te Brömmelstroet发送病毒式传播的推文和随后的FastCoExist文章之后，Dinca开始意识到要利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作品的力量和潜力，她在Twitter上变得更加活跃，决心充分利用Twitter给她带来的机会。

Dinca说：“我跟被称为‘阿姆斯特丹的摄影师’的Thomas Schlijper取得了联系，当时我正在用他的杰作来说明现状，几杯啤酒过后，我们决定在社交媒体活动上合作。”

Dinca和Schlijper于2015年12月正式启动了他们的#LivableCities活动，取名为“可持续发展的阿姆斯特丹”，这是一个Dinca在前一年成立的组织，旨在更深地了解她所学习的东西。这个组织现在可以为访问学生、专业人士和政治家提供导游和学习项目，每一个活动的设计意图都是为了传达她对这座她称之为家的城市的热情，以及她希望将其成功的方法对外传授以建造智能和充满活力的社区的愿望。

图六、阿姆斯特丹的街道改造前后对比。图：Amsterdam Archives (beeldbank.amsterdam.nl) & Thomas Schlijper

除了长期合作的Schlijper以外，Dinca最近还与艺术家、城市规划专家和加拿大同胞Lucas Brailsford合作为她的拼贴画作品制作一个精彩的视频。

虽然Dinca和她的美国伴侣计划长期留在阿姆斯特丹，但这肯定不会阻止他们环游世界的欲望，今年夏天他们计划了为期六周的南美城市之旅。

Dinca骄傲地说“我非常乐意分享阿姆斯特丹的转型故事，”但是她也小心地不去坚持认为阿姆斯特丹的经验能提供所有答案，“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条件和挑战，不要让所有的城市都像阿姆斯特丹一样，而是要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THE END

可持续城市与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