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三重奏︱艺术、政策与新城：三种视角解码气候变化的答案（三则）

将减灾和救灾作为不同目标分开实施，并交由相对独立的部门负责，导致实践中的协调冲突。例如，2016年飓风马修（Hurricane Matthew）过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开始资助北卡罗来纳州普林斯维尔（Princeville, North Carolina）这一洪水泛滥区。普林斯维尔是美国第一个特许建立的黑人城镇，同时，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也投入数十万美元，制定了一套支持该镇应对灾害的改进计划。而与此同时，北卡罗来纳州则在推动整个社区的迁移计划。《大迁移：气候变化和下一次美国移民》作者杰克·比特尔（Jake Bittle）在2022年《Grist》杂志中指出：“每个部门的应对计划本身都有意义，但总体执行上却矛盾重重。”

社区投资计划在居民和地方领导人中往往不受欢迎。其原因在于，对于小型城镇而言，这类投资可能导致税收下降，并增加社区的维护成本，从而加重地方财政负担，使灾后恢复变得更为困难。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琳达·施（Linda Shi）指出，仅仅提供资金收购房产还远远不够，更需要提升州和地方政府联合投资和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在《社会生态实践研究》杂志中，她写道：“建立一种更全面且系统的洪泛区迁移观念，将社会和生态因素综合考量，能够显著促进洪水高发区的未来发展。”

琳达·施进一步表示，通过在减灾和救灾计划上实现事先协调，可以形成一个正向反馈的循环。在这一循环中，社区对遗留地区的保护和发展会获得更多支持，进而提高综合景观管理或地区修复计划的成功率。

魁北克的圣弗拉维（Sainte-Flavie, Quebec）为灾后恢复和居民撤离提供了一个积极应对的范例。圣弗拉维是位于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 River）南岸的一个小村庄，人口约900人，2010年曾遭遇灾难性的洪水袭击。灾害发生后，在政府资助下，房主可以选择重建房屋，或让政府购买房产并获得经济补偿。在选择后者的情况下，所有建筑将被拆除，土地将作为开放空间保留。

然而，在时任圣弗拉维市长让-弗朗索瓦·福廷（Jean-Francois Fortin）的领导下，居民推动政府执行第三种选择：帮助整个村庄迁移至地势更高的地区。

“他们要的不是新房子，也不仅仅是金钱，”景观设计师罗塞塔·埃尔金（Rosetta Elkin）说。她成长于蒙特利尔（Montreal）河对岸的地区。她补充道：“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家园，以及承载家园记忆的地方。”

埃尔金在其新书《消散的景观》（Landscapes of Retreat）中，考察了包括圣弗拉维在内的全球多个面临严重灾害威胁的地区，例如日本、阿拉斯加和智利，分析这些地区的气候应对策略。

魁北克省最终接受了圣弗拉维居民的提议，许多房屋被迁至离海岸线更远的地方。有些家庭搬到了132号公路附近的新居住带，这条公路是连接加斯皮厄斯半岛（Gaspé Peninsula）各社区的主要交通干道。埃尔金目前正与社区成员及其他当地伙伴合作，将旧住宅区改造成海滨花园（Jardin de bord de mer），一个具有生态弹性的沿海线性公园。项目的第二阶段预计于2023年夏季完成。

该项目与魁北克省的一处加拿大英式花园遗产（Les Jardins de Metís）合作，采用了创新的景观设计材料——如木屑，打造光滑的鹅卵石地貌，并种植了适应性强的植物，例如茱萸和柳树。项目旨在减少沿海侵蚀，增强对内陆社区的保护。

埃尔金表示，建设弹性公共海岸线的愿景，是市长向居民宣传的一部分。她说道：“政府将公共海岸线建设为公共空间的构想成为了一种激励机制。”然而，尽管该项目的各个方面高度协调，埃尔金指出，联邦政府很少支持这种基于景观的弹性规划方法。她补充道：“我可以申请到资金研究圣弗拉维的海堤，但无法获得用于种植和公共空间建设的拨款。”

奥尔夫将气候“撤退管理”形容为一个过程，随着时间推移，“建筑变成景观，私有财产转为公共财产。”如果能有完善的规划与充足的资金，沿海土地及其他低洼或危险地区完全可以转化为庞大的绿色空间网络，用于公共利益。埃尔金的滨海花园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

事实上，埃尔金提出了一项宏大的构想：通过“国家海岸”概念，将废弃的沿海土地改造成一个连续的自然区域，形成从缅因州（Maine）尖端延伸至佛罗里达群岛的国家公园。她的构思受到超级风暴桑迪（Superstorm Sandy）后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洪水缓解援助拨款计划的启发。与圣弗拉维的情况类似，FEMA要求通过投资购买的土地必须作为开放空间保留。

谈到这一想法时，埃尔金说道：“如果我们能说服人们搬迁，我们实际上是在创造更多的公共空间。通过连接土地斑块，可以形成一种社区土地信托模式。这种模式允许接受政府资金的社区共同努力保护土地，并在未来享受其作为公共空间的益处。”

关于搬迁后留下土地的未来用途，这似乎是明日的问题，而今天仍有大量脆弱社区需要援助——要么提升抗灾能力，要么撤离至安全地带。然而，研究人员指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法可能带来积极效果。首先，这可能提高人们参与政府投资购买计划的意愿。康奈尔大学的施教授认为，符合条件的房主是否参与买断，常取决于他们对前房产用于社会或生态效益的期待。

施教授写道：“如果搬迁家园的结果能保护他人、形成新的公共资产，或者创造植物和动物的新栖息地，参与者往往会因此感到满足，甚至自豪。”

社会学家利兹·科斯洛夫（Liz Koslov）曾研究超级风暴桑迪后斯塔顿岛奥克伍德海滩（Oakwood Beach）的土地收购过程多年，目睹了居民对收购计划的支持。她表示，年长居民对经济落后的纽约早期发展时期记忆犹新，他们将政府投资视为一个机会，可以让社区恢复到更环保、更健康的自然状态。相比之下，由城市主导的独立投资计划却“非常不受欢迎”，因为这些计划通常允许城市拍卖原房产以便重新开发。科斯洛夫发现，居民希望自己的决定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从而确保无论是留在原地的家庭还是迁往内陆的家庭，在面临风暴时都能获得应有的保护。

科斯洛夫表示，随着政府投资购买计划的不断实施，不仅针对洪水灾害，还包括野火等其他气候威胁，所以将一个可能废弃土地进行适应性转变的计划将变得必要。例如，在加州，人们对通过联邦政府资助收购等方式转变土地的态度越来越积极，这些方式将人们从野火等灾害高风险的地区转移出去。

科斯洛夫说：“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是，在洪水的背景下，如果你不进行开发，土地恢复为洪泛区后，确实减少了居民暴露在洪灾风险中的可能性，至少因为居民已经迁走了。然而，对于火灾，造成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草本或木本植被的过度生长。这些易燃物如果不经过妥善管理，可能会因土地购买后未加处理而增加火灾风险。”

今年9月，拜登政府发布了美国首个国家气候适应框架计划。这是一份30页的文件，专家认为这是解决某些问题的关键第一步。该框架列出了六个目标和数十项行动，旨在指导联邦政府如何开展气候适应工作。框架中提到，灾害应对能力较弱的社区不仅面临更大的气候影响风险，而且常常缺乏灾后恢复建设的资源。此外，框架还强调机构间合作的必要性，并建议设立一个由各机构政府专家组成的“协调机构”来协助地方当局。

关于这个“协调机构”的具体形式，目前尚未确定。它可能会以新的联邦气候适应办公室的形式出现，如果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和丽莎·穆尔科斯基提出的两党立法获得通过，这一构想可能成为现实。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等现有机构是否以及如何符合该框架的要求。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的高级政策分析师罗布·摩尔（Rob Moore）指出，尽管该框架标志着政府从仅关注美国在全球变暖中的作用向更重视气候适应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它不具有法律效力。他说：“这个框架只是一个开始。它仍然称不上是一项国家气候战略。”

在断断续续推进“撤退管理”计划的同时，也出现了其他相关进展迹象。例如，《两党基础设施法》和《减少通货膨胀法》等联邦立法已经拨款500亿美元，用于全国范围的气候恢复和适应工作。在州一级，弗吉尼亚州的社区防洪准备基金成为奥伊斯特目前规划工作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

比耶里表示：“现在，用于灾后恢复和气候灾害应对的联邦资金比我之前了解到的要多得多。”不过，她指出，由于小城镇常常缺乏申请这些资金所需的财政或技术资源，这种情况下，大自然保护协会等私人组织可以提供帮助。

关于奥伊斯特镇居民是否会选择搬迁，目前还言之尚早。该社区目前处于制定应对计划的初始阶段，但围绕搬迁的考量正在发生变化。福伯回忆，2003年飓风伊莎贝尔（Isabel）引发了弗吉尼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洪灾。她是当时获得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资助的房主之一。她和丈夫用这笔钱修缮了房子，而不是选择卖掉房子搬走。他们决定留下来。

“如果让我再做一次决定，”福伯说，“我可能会选择搬家。”

艺术家表达了他对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紧急情况的紧迫感。

从本质上讲，新闻周期倾向于记录危机为离散事件。像气候灾害这样的突发事件大多体现在此类报道的速度和频率不断增加。旱灾、热浪、野火和致命洪水的日益频发提醒我们，地球正在迅速变暖，在很多方面，灾害已经降临到我们头上，但也不完全是。在六月，当加拿大野火的浓烟弥漫纽约时，Carolyn Kormann写道，“我们不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事情，比任何人记忆中的任何事情都要糟糕，即使我们被告知这些事情将会变得寻常。”

很难捕捉到我们所陷危机的全貌：在曼谷、加利福尼亚、英国、巴基斯坦和路易斯安那州的Atchafalaya Basin，我们作为地球集体和个人，都在共同经历的一场危机。Christoph Niemann在2023年7月31日出版的新封面中描绘了灾害的紧迫性，这种紧迫要求我们从自满中醒来。我与这位艺术家探讨了在全球变暖上的生存危机、希望和责任。

你经历过气候绝望吗？如果有，你如何应对？

我当然有。我没有很好的应对机制。面对新冠肺炎时，我发现深入研究有关免疫系统或者疫苗科学的文章至少能带给我一些希望的假象。但是，在气候变化的话题上，我担心科学突破（无论它是什么）都无法拯救地球。

当试图捕捉这一瞬间的时候，是什么让你想到了这张图像？

在我看来，灾害是砰的一声发生的，之后，人们就必须去处理其后果。你可能会看到它的到来，但在它撞击之前，一切都很好。（想想流星和恐龙）。这种情况现在正在发生。所有遭受高温和极端天气的人都有极其严重的后果，但与此同时，危机仍在继续。从我读到的资料来看，我认为将来我们回顾今年夏天时，会觉得是相对凉爽的。就像大陨石撞击之前的那段时间，会有更小的碎片如雨滴般落下。

你以前住在纽约，现在常驻德国。德国人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上与美国人有什么不同吗？

方法是非常相似的，虽然现象是真实的和人为的这一共识可能在德国更广泛一点儿。然而，即使在德国，公众对必要的干预措施应该有多激进的看法也有分歧。这可能只是传闻，但我感觉德国媒体对这一话题的报道更为一致。但这不能阻止相当大比例的人相信这一切都是编造出来的。如同许多其他问题，我认为富裕城市和贫穷农村地区的意见之间的反差比国家之间的反差更大。

你旅游过世界各地，包括北极。您如何协调旅行与生态意识之间的关系？

我想，十五或二十年前的长途飞行对气候的影响和现在一样糟糕，但是那时的感觉肯定不是这样。当时，我对于飞越大西洋几天没有任何顾虑。在那方面，我仍然不是一个模范公民，但s我旅游纽约的次数比曾经少了很多，即使我非常想念它。我不再乘坐短途航班。当然，这也得益于欧洲有许多现代化的快速火车，而坐火车旅游恰好是我最喜爱的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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