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碳目标︱“雄心目标”还是空头承诺?揭开企业减排背后驱动因素的面纱

学术   2024-11-14 08:36   北京  


Nov 14,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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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企业实现减排

目标的因素有哪些


What are the driving factors for companies to meet their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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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简介


原文/Anne-France Bolay, Anders Bjørn, Laure Patouillard, Olaf Weber, Manuele Margni

翻译/潘亮、李宇昆、姚思嘉、汪子茜

陆南希、薛佳滢

校核/众山小   排版/段元浩

文献/谢鹏   编辑/众山小




一览导读:

在《推动企业实现减排目标的因素有哪些?》中,文章探讨了驱动企业减排目标的深层因素。伴随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企业的气候目标逐渐成为焦点,然而各企业在实现目标上却表现不一:有些取得显著进展,有些却步履蹒跚。基于2020年CDP数据,对2975家企业的4341个气候目标进行分析,研究揭示了19个关键决定因素,如目标类型、时间框架、薪酬激励等,其中设定了更长时间框架的绝对目标,或披露气候相关薪酬信息的企业更容易达成气候承诺。


此外,研究发现,雄心勃勃的目标如果未获得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背书,往往可能沦为“象征性承诺”,徒增企业形象光环而难以实际落实。这一结论对于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尤为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识别象征性目标的视角,帮助他们分辨出哪些企业在实质性减排行动上有更好的执行力。


总体而言,该研究不仅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清晰的指导,展示了有效减排的实践,也呼吁政策制定者强化指导以防止误导性目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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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非国家减排行动在向低碳经济转型中的重要性日益确立,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制定企业气候变化减缓目标。股东们越来越重视这些承诺,传达出对未来良好碳绩效的印象。然而,一个关键问题出现了:为什么一些公司在实现气候变化减缓目标方面比其他公司进展得更好?目前,缺乏评估公司在实现气候变化减缓目标方面的进展的实证文献。


本研究使用一个新指标以可比较的方式来评估单个企业气候变化减缓目标的进展情况。对2975家向2020年CDP问卷报告的公司的4341个气候减缓目标(范围1和2排放)的120个决定因素进行了解释性分析。目标进展评估表明,30%的目标自基准年以来排放量有所增加,15%的目标虽然减少了排放但速度不够快,而55%的目标正在按计划实现或已经实现。此外,18%的目标在设定目标的当年就已经实现,这可能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排放量异常高的基准年。


研究结果揭示了19个与企业目标进展显著相关的决定因素,并强调了未来研究的方向。我们的结果表明,拥有更长时间框架的绝对目标以及披露额外的与气候相关薪酬信息的公司取得了更好的进展。设定了更雄心目标的公司进展不如其他公司,除非这些雄心目标得到了科学碳目标倡议的批准。后者意味着一些公司可能只是象征性地设定了雄心目标,投资者应该同时考虑目标的雄心和进展。政策制定者应该实施明确的指导和法规,以防止误导性的目标信息。未来的研究应该解决依赖自我报告数据和排除范围3排放目标的限制,并沿着研究结果建议的方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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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了降低气候变化风险,需要向低碳经济转型。为了实现这种转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非国家行为者缓解行动的重要性。


事实上,投资者和公司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管理气候风险,一些机构投资者正在调整他们的投资组合,以符合2050年或更早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的目标。为了应对这样的外部压力,公司正在设定气候变化减缓目标,这些目标通常表示为在给定排放范围1的基础上,从基准年到目标年的百分比减少。当宣布的减排目标非常雄心时,投资者会对企业气候变化减缓目标作出积极反应,并通过增加额外的估值来体现。然而,目前很少有投资者考虑这些目标是否可能实现。如果不对目标进展进行评估,象征性目标很可能会误导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碳排放表现和公司声誉的判断。


现有研究已证实,公司往往无法实现其气候变化减缓目标。然而,这些研究并未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尽管越来越多的公司设定了气候减缓目标,但目前在理解为什么有些公司比其他公司进展更好方面存在文献空白。填补这一空白至关重要,因为更好地了解企业气候减缓目标取得成功的因素将指导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识别最佳实践,并提高这类行动的可信度和问责制。此外,确定最佳实践将使投资者能够与公司合作,确保其实施。

关于企业气候变化减缓目标的科学文献主要关注与设定目标相关的公司属性和外部环境上,目标设定方法,以及目标雄心,还有关于基于科学和净零目标的新兴文献。然而,只有少数研究评估了公司实现目标进展的决定因素,而这些因素通常局限于特定方面,包括目标类型、特定公司特征或公司实施的独特减排举措。


例如,Giesekam等人(2021年)将他们的研究限制在目标类型对81个基于科学目标进展的影响上,并得出结论,公司在实现范围3排放的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低于其他范围。Wang(2017年)将他的研究限定在2013年披露的989家欧洲和美国公司的行业比较上,发现在24个行业中有8个美国的目标进展显著高于欧洲。Dahlmann等人(2019年)评估了2010年至2013年之间披露的1335家公司的目标类型,并确定拥有绝对的雄心目标且时间框架较长的公司与减排相关(该研究没有直接评估目标进展)。Ioannou等人(2016年)评估了1127家公司,并确定目标雄心更高且对管理层有金钱激励的公司的目标进展更快。Yeo等人(2022年)通过评估2021年报告的1500家公司,证实了拥有更高雄心目标的公司与更高的目标进展相关。然而,Aldy等人(2023年)和Dragomir(2023年)的最新研究表明相反的观点:目标雄心相对较低的公司比其他公司进展得更好。


这两项研究分别评估了纳入罗素3000指数的公司(大约450家公司)和STOXX All Europe 100指数的公司的目标进展,只关注目标类型和公司特征的有限方面。除了目标类型,Ioannou等人(2016年)还评估了其他目标进展的决定因素,如:对管理层(董事会成员、执行团队成员和经理)的金钱激励,减少排放的举措数量,每个举措的碳减排量,以及每个举措的投资金额。与此同时,Day等人(2022年)在没有评估目标进展的情况下,用更广泛的决定因素类别(例如战略、风险、机遇、碳定价、与价值链参与者的接触和第三方验证)评估了目标的可信度,但没有探索哪些决定因素对它们的进展至关重要。

总之,现有的关于目标进展决定因素的研究并没有提供完整的概述,因为它们侧重于目标的子类别、特定公司特征或有限的减排举措。这留下了一些未解答的问题,例如:


  • 货币管理激励是否比拥有基于科学的目标或其他策略(如与价值链参与者接触)产生更好的目标进展结果?

  • 公司在实现基于科学的目标方面是否比其他雄心目标进展更好?


这一文献空白凸显了深入研究的必要性,以全面分析企业气候目标进展的决定因素。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各类公司(跨多个行业和地区)、目标类型和决定因素的目标进展,以解决以下研究问题:哪些关键决定因素可以解释公司在气候变化减缓目标方面的进展?


为了回答这一研究问题,将进行解释性分析以确定解释企业气候变化减缓目标进展(因变量)变化的关键决定因素(显著解释变量)。确定目标进展的关键决定因素需要能够一致地协调各个公司的目标进展衡量标准。由于现有指标在衡量目标进展方面存在局限性,包括使用的样本数据的特定性,因此首先开发了一个新的企业目标进展指标,该指标包括实现目标的剩余时间(见第2.2节)。


通过结合广泛的决定因素和目标类型,回答这一研究问题将为股东提供最佳实践的指导。此外,它将更好地指导未来的研究的方向,即需要单独进一步评估的目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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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为解决前述研究问题所采用的方法步骤大纲如下:


•第2.1节描述了本研究涵盖的公司和目标样本;

•第2.2节介绍了因变量(目标进展);

•第2.3节简要描述了解释变量(关键决定因素);

•第2.4节概述了进行解释性分析所使用的模型;

•为了确认所获得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在第2.5节进行了稳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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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样本:涵盖的公司和目标


本研究使用了最全面、最广泛的碳排放披露项目(CDP)数据库,它包含各个行业和不同国家的公司,以及不同的目标类型和广泛的解释变量。事实上,CDP数据库也是企业自愿碳排放报告最广泛的数据库,并被学术界广泛使用。此外,CDP数据库采用标准化格式,因为其根据投资者和/或供应商代表发放的问卷编制的。这种标准化格式进一步便利了将企业上报的信息进行对比。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完全由企业自主披露,CDP不会系统地验证公司提供的信息,这意味着可能存在不准确的信息。


本研究所需的所有输入数据均摘录自2020年CDP气候变化问卷,并汇编成汇总数据集。但基准年碳排放信息除外,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无法从当前年份的问卷中获得这些信息,数据摘录自之前年份的问卷。因此,评估的数据样本包括所有填报2020年CDP气候变化问卷并披露一个或多个减排目标的公司,且未对行业类别或业务区域进行任何排除或限制。


本研究评估的目标包括绝对目标和强度目标,涵盖范围1排放、基于位置的范围2排放、基于市场的范围2排放、范围1和基于位置的范围2排放总和以及范围1和基于市场的范围2排放总和。尽管范围3的排放量通常比范围1和2的排放量要大,本研究排除了涉及范围3排放的目标,因为之前记录的范围3排放核算和报告中普遍存在准确性和一致性问题,也由于为范围1和范围2排放开发的数据一致性过滤器(如下所述)在范围3排放应用中具有挑战性。


为了能够直接比较不同的目标类型和覆盖范围,所有目标都已根据Bolay等人(2022)的方法与范围1和2排放的绝对目标进行了调整。对于仅涵盖范围1的目标,在评估年和基准年排放量方面都考虑了基于位置的范围2排放量,而非基于市场的范围2排放量。如果未披露计算目标进度所需的输入数据,或者解释变量的缺失数据需要估算,则目标将被排除在样本之外(见第2.3节)。


为了过滤不一致的数据以避免结果出现偏差,我们采用了一套基本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检查目标2所涵盖范围的基准年排放量与2020年CDP问卷中其他处报告的相应基准年排放量之间的一致性。如果这些基准年排放量值之间的差异大于±1%,则目标将被排除在外。需要注意的是,CDP问卷的结构阻止将此过滤器应用于范围3排放,这也是将范围3目标排除在本研究之外的原因之一。此外,报告范围内排放值明显错误的目标已被排除在外。例如,范围1和范围2的年度排放量为零的条目被认为是错误的。此外,基准年和报告年排放量之间接近1000或1,000,000的系数,在没有合理说明的情况下,被假定为“单位误差”,并从分析中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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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目标进度:因变量


为了证明开发新目标进度指标的合理性,我们首先在研究背景中提出并批判性地评估了现有指标。根据发现的缺点,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进度指标。现有研究使用了以下三个进度指标:a)实现目标的百分比,b)分类变量,例如“按计划”或“未按计划”,基于基准年和目标年之间存在线性减少轨迹的假设,以及c)进度比,相当于实现目标的百分比除以相对于线性目标减少轨迹所用时间的百分比。下文中我们明确了这三个现有进度指标存在的问题(详情见附录)

 

研究确定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目标进度结果之间缺乏可比性;1)没有整合剩余时间以实现目标;单独使用“实现目标的百分比”指标(由公式(2)表示);2)目标进度结果之间缺乏区分;“分类变量”指标(例如在同一类别中略微或高度重合的)。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本研究整合了自基准年以来经过的时间百分比(公式(3)),并使用连续值表示目标进度结果。研究发现的第三个问题是目标进展结果的高度可变性,这在企业气候变化减缓目标的指定基准年附近最为明显,即指标“进度比”中,分子大(实现目标的百分比高或低)而分母小(已用时间的百分比低)时会导致极值,这对统计分析构成了挑战。虽然通常会牺牲异常值(极端值)来改善统计分析结果,但合理的异常值(不是由于数据错误导致的异常值)可能包含有用的信息。为了解决可变性并允许在研究中纳入合法的异常值,我们提出的目标进度指标不采用比率,并且由构造相连。


公式(1)给出了我们定义的新目标进度指标Pk,t,即企业k在t年的目标。该指标反映出,实现目标的剩余时间越长,企业实现该目标的可能性就越高,同时也已考虑到评估年份发生的减排量。换句话说,该指标在接近目标年份时会更加不利,因为企业实现其目标的剩余时间更少。



_

其中:

k:所评估企业的目标。

t:评估年份。

E_(k,t):企业k在t时实现的目标百分比。

T_(k,t):企业k在t时已用时间百分比。

t_k^base,t_k^target:企业k目标的基准年和目标年。

e_(k,t),e_(k,t_k^base ),e_(k,t_k^target ):企业k在t、t_k^base和 t_k^target时的范围1和范围2的排放量。


_

通过人为地将Ek,t和Tk,t限制在0%到100%之间,目标进度指标Pk,t的范围是0到2。因此,当评估年份的排放量低于目标年份(实现目标年份)的排放量时,Ek,t为100%,而当评估年份的排放量高于基准年份(没有减排量时)的排放量时,Ek,t为0%。当评估年份超过目标年份(实现目标年份)时,Tk,t为100%,而当评估年份与基准年份相同(未开始实现目标)时,Tk,t为0%。后者将导致目标无效,因为没有进展可以评估。


图1描绘了一个假设场景,即目标进度已实现60%且剩余时间为70%的目标(Ek,t=60%和Tk,t=30%,则Pk,t=1.3)相比于另一个已实现相同进度百分比但剩余时间较少的目标(Ek,t=60%和Tk,t=50%,则Pk,t=1.1)将获得更高的进度值。此外,图1说明了目标实现百分比和已用时间不同但进度值相同的情况(例如,参见Pk,t=1.5)。不仅进度值相同,这些目标偏离其线性减少轨迹(垂直于Pk,t=1的线)的程度相同。假设这些企业在评估年份和目标年份之间继续以最初设定的相同速度减少排放量,它们将在目标年份达到相同的进度值(实现目标的百分比和已用时间相同)。


关于目标进度结果的说明,1到2之间的值表示该企业正在以比其线性减排轨迹更快的速度实现目标(图1中黄色到绿色部分)。值为1则表示该企业完全遵循线性减排轨迹,或者将在目标年份实现目标(Ek,t=100%和Tk,t=100%,则Pk,t=1)。Pk,t=2的极端情况意味着目标已经在基准年实现(Ek,t=100%和Tk,t=0%)。0至1之间的值表示该企业减排速度低于线性减排轨迹(图1中橙色至红色部分)。值为0则表示基准年和目标年之间没有减排量(Ek,t=0%和Tk,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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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目标进展的决定因素: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即目标进展的决定因素,包括了CDP问卷(CDP,2020)各部分的数据,从而包括了CDP问卷中涵盖的先前研究中分析的决定因素。

 


本研究共考虑了120个解释变量,分为11个类别,其中16个为连续变量,104个为分类变量。分类变量有助于确定定性答案,这里分别将肯定和否定陈述的值指定为1或0。如果对于CDP问卷的问题缺少定性答案,则默认为0(否定)。例如,如果一家公司没有回答“董事会是否监督气候相关问题?”这个问题,则该回答被假定为否(否定)。第2.4节中描述的模型包含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


图一、企业k在基准年(三角形)、评估年(圆形)和目标年(星号)的排放量图形表示,其中潜在目标进度指标值Pk,t以颜色渐变和水平线显示。


表1列出了11个类别和所评估的决定因素的数量,同时提供了决定因素的示例及其各自的单位。完整的决定因素列表(包括其对应的CDP问题、预处理和单位)可在附录中找到。以下六个类别直接基于CDP问卷章节:“治理”、“碳价”、“风险和机遇”、“战略”、“参与”和“验证”(CDP,2020年)。其余五个类别是专门为本研究开发的。“目标参数”类别包括与所分析目标相对应的决定因素。在CDP的“目标和绩效”和“排放数据”章节中,除所分析目标外的其他目标或上报的排放信息包含在“排放报告和其他目标”类别中。“额外报告”类别包含与报告年限和额外报告实践相关的决定因素,“行业”和“地区”类别描述企业活动和总部信息。


表一、 11个类别中每个类别评估的决定因素数量。每个类别的决定因素示例及其各自的单位(决定因素的完整列表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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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统计模型


用于确定目标进展关键决定因素的主要模型是一个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 并采用倒退逐步选择法。如果解释变量具有显著性,即以 p 值 0.05 为临界值,则这些变量将被视为目标进展的关键决定因素。为此,要将所有解释变量都输入模型,然后逐个剔除最不显著的变量,直到只剩下在统计上显著的解释变量。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法,是因为它被广泛用于多个领域的变量选择。


为确保所获结果的可靠性和可解释性,对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测试,以避免多重共线性,因为多重共线性可能使显著的解释变量在统计上变得不显著。为识别多重共线性,根据变量类型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即:对于类别变量与类别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使用Phi系数;对于类别变量与连续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使用Point Biserial;对于连续变量与连续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使用Pearson、Spearman和Kendall相关系数。为了确保模型中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使用了方差膨胀因子(VIF),并设置了最大阈值为5。


为了使解释变量具有可比性,已采用z分数将其单位缩放为标准差。每个解释变量的平均值归一化为 0,标准差归一化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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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稳健性分析


为确保识别关键目标进展决定因素的结果具有稳健性,采用了两个替代模型(即 Lasso 和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和一种重新采样技术(即自助法 Bootstrapping)。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模型可以测试与主模型不同的变量选择方法(即 p 值;第 2.4 节)。事实上,Lasso 是一种用于回归模型的正则化技术,它采用 L1 惩罚,将某些变量系数强制为 0。因此,在此模型中选择了系数大于 0 的解释变量。


由于主模型捕捉的是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因此对非线性模型(随机森林回归模型)进行了测试。随机森林回归模型是一个决策树集合,其训练过程是通过将整个数据集分割成节点来选择变量,并利用减少平方误差和来估计每个变量的平均相对重要性。为此,对数据集进行了拆分以训练模型,并调整诸如分割次数和节点数量等参数,以避免过度拟合。


由于数据集中变量值出现的次数较少,可能会导致部分结果依赖稀有数据进行推断,因此对三个模型(主模型和两个替代模型)采用了自助法技术,以检验变量选择过程的稳健性和稳定性。对原始数据集进行 1000 次重新采样,每次保持相同的样本量,并随机替换整行数据来生成新样本,即,将目标进度及其相应的解释变量信息一起随机替换。变量的选择标准为在每个模型的1000次重新采样中达到至少60%的出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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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现


3.1 最终样本



2020年CDP气候变化问卷统计了4524家公司,其中2975家为缓解气候制定了目标(66%)。这些公司报告的目标总数为6058个,其中涉及4341个范围 1和范围 2目标(72%),1717个范围3目标(28%)。


在统计了目标进度计算和决定因素所需的所有信息后,有2734个目标是“完整的”。1206个目标没有通过数据一致性测试(见第2.1节),最终样本量减少到1030家公司的1528个目标。目标的数量超过了公司的数量,因为一些公司报告了多个目标,如绝对目标和强度目标、不同的范围覆盖范围、短期和长期目标等。1030家公司的范围1和范围2排放量为4.7 GTCO2e,相当于2021年美国年排放量的80%。1528个目标中预期减少的排放量为1.8 GTCO2e。


表 2 按行业列出了最终样本中的公司和目标数量,包括目标所涵盖的范围。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可在补充材料中获得。在 1528 个目标中,45% 涵盖基于地点的范围 1 和范围 2,31% 涵盖基于市场的范围 1 和范围 2。仅涵盖范围 1 的目标占 13%,基于地点的范围 2 占 8%,基于市场的范围 2 占 3%



表二、样本中按行业划分的公司数量和目标数量。目标所覆盖的范围表示在后五列中。缩写:SC1 =范围1;SC2 LB =基于位置的范围2;SC2 MB =基于市场的范围2。


3.2 目标进度


图2为1528个目标(Pk,t)的目标进度指标分布。平均目标进度为0.97,对应于略落后于线性减排路径,见图1。目标进展的可变性相对较高,标准差为0.5,第一四分位数为0.67,中位数为1,第三四分位数为1.3。在使用四分位数范围方法进行识别的进度结果中没有出现异常值,因为目标进展指标的范围被限定在0到2之间。相比之下,其他进展指标由于超额或不足完成目标会出现异常值,从而导致数值超过100%或低于0%。这些情况在图2中分别以带点或带阴影填充(格子线)的白色条柱表示。


如图2所示,844个目标(占样本的55%)已经实现或在即将实现的轨迹上(Pk,t≥1)。在这844个目标中,475个(样本的31%),108个(7%)达到了目标年(Pk,t = 1;图2中带点的灰色部分)。在Pk,t≥1的844个目标中,其余369个(样本的24%)对应的公司减排比其目标线性轨迹更快,但没有达到目标年份或目标减排量(图2中Pk,t值大于1没有点的白色条柱)。此外,684个目标(样本中45%的比例)对应的公司在目标线性减排轨迹上出现滞后(Pk,t< 1)。在这684个目标中,457个目标(30%)对应于基准年后排放增加的公司(图2中的格子线部分),其中96家公司的目标(6%)达到了目标年份(Pk,t=0;图2中的灰色格子线部分)。在这684个目标中剩余的227个目标(15%)是公司在基准年后减少排放量,但仍滞后于目标线性减排轨迹(Pk,t小于1且没有格子线的白色条柱)。


一些行业的进展优于其他行业。发电行业的中位目标进展高于其他行业,而交通服务和化石燃料行业的进展最为滞后。总部位于南欧和北欧的公司在所有地区中具有最高的中位目标进展值。每个行业和地区的目标进展结果的更深入分析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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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目标进度指标Pk,t的分布情况。从橙色到红色的颜色条表示线性减少轨迹之后的目标,而从黄色到绿色的范围表示该轨迹之前的目标(见图1)。已到目标年以灰色表示(%时间经过= 100%),而未到目标年以白色表示(%时间经过<100%)。在未达到目标年的目标中,未减排的以格子线表示(达到目标%=0%),达到目标的用点表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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