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览九月故事□
原文/Fola Akinnibi、Siri Chilukuri
翻译/常海兴、许多、蒋阳
校核/众山小 排版/苏珊娜
文献/余凌玲 编辑/众山小
探索创新
后碳时代
本文特意选用了安东尼·高迪的破碎马赛克（Trencadís）作为排版的细节，以呼应文章的主旨和内涵。Trencadís 指通过巧妙地构思，将破碎的陶瓷瓦片、玻璃、陶器碎片及其他废弃物等创作成复杂而美丽的马赛克图案。通过重新利用那些本应被弃置的材料，赋予它们新的生命与价值，这种技法与后碳时代提倡的循理念不谋而合。
--苏珊娜（编者及排版者注）
图片摄于古埃尔宫（Palau güell）
导 读 □
全球城市更新进程的加速使得公平性与价值分配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在美国战后城市更新政策与警察暴力抗议之间的深层联系上。通过Pruitt-Igoe住房项目的历史案例，文章揭示了城市更新过程中导致的破坏与流离失所，如何逐渐演变为加剧社区隔离和不满的社会暴力。这一现象不仅未能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反而凸显了不公正的城市发展模式。一位纽约建筑师通过其数字媒体项目，进一步展示了过度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高速公路的修建，如何加速了社区的衰退与居民的分隔。他呼吁拆除那些有害的基础设施，倡导以更公平的方式重构城市交通和建筑。这两者都发出了相同的警示：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在追求发展绩效的同时，必须重视被边缘化群体的需求与声音，避免城市更新成为新的不平等源头。
则一：
城市更新为何导致城市起义现象？
图一、弗雷迪·格雷在警察拘留期间死亡后，抗议者聚集在巴尔的摩市政厅，2015。摄影：Patrick Smith（盖蒂图片社北美分部）
城市更新为何导致城市起义现象？
本文要介绍的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将几十年后在美国弗格森市和巴尔的摩市对警察暴力的抗议与战后联邦住房政策进行了抽丝剥茧的梳理与联系，并直至背后的核心。
在1954年，当第一批家庭搬入美国圣路易斯州北部的Pruitt-Igoe住房项目时，它被寄予厚望能开启城市更新的新时代。
当局的行动与当时美国许多城市一样，为了给这片包含33座塔楼的公共住房社区腾出空间（建筑师山崎实Minoru Yamasaki，后因设计原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而闻名），当地政府拆除了一部分低收入和工薪阶层的社区。该社区旨在容纳超过10,000名被迁移的居民。但Pruitt-Igoe并没有因这些新现代主义塔楼的出现而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而是很快成为了一个明显的隔离和极端投资不足的地方。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只有三分之一的建筑有足够的入住，整个高层建筑群已经破败不堪。1972年，联邦政府在电视直播中用爆破了社区中的三座塔楼；其余的部分在几年后也被陆续拆除。这个持续了二十年的住房实验被普遍认为是失败的，被描绘为联邦公共住房努力中的一个污点。
图二、美国圣路易斯州北部的Pruitt-Igoe住房项目，1971年。项目建成后的二十年内，大部分建筑已人去楼空。摄影：Bettmann（盖蒂图片社）
这次拆除行动使圣路易斯市成为新一轮城市更新浪潮的先锋城市。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认为该社区里大量集聚的贫困群体滋生了犯罪和混乱，在90年代推动了全国各地公共住房社区的拆除。当地居民们被二次安置，其中多数被迫“外迁”，只因当地市政府更希望这些城市中心能在未来吸引更多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入驻。
图三、Derek Hyra教授的著作《Slow and Sudden Violence》。来源：加州大学出版社
我们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的公共行政和政策教授Derek Hyra。他认为，这类“拆迁安置”的循环是一种暴虐。在他的新书《Slow and Sudden Violence》中，Hyra教授尝试将历史上的城市更新政策与现代城市中的反抗与起义进行梳理与联系。他表示想为前几年发生的两起社区命案发生后，社区中爆发的挫败感和愤怒提供些背景线索（2014年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警察杀害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与2015年巴尔的摩西部桑德敦社区警察杀害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
“直觉告诉我，那里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存在。我尝试将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城市更新及拆迁安置现象与现行的激进城市政策相联系。” Derek Hyra如是说。
这本书的灵感源自何处？
我的主要研究范围包含士绅化、城市二次开发与发展公平性。在此之前，我从未真正关注过对抗、动乱与黑人群体反抗等议题。在我完成上一本书的写作的2014年，发生了弗格森事件（Ferguson lit up），接着2015年巴尔的摩的Freddie Gray死亡事件也发生了。在我看到桑德敦（Sandtown）的CVS药店着火的那一瞬间，我对自己说：“我得为此做些什么。”
当我去到弗格森（Ferguson）和桑德敦（Sandtown）考察时，我也只是询问本地百姓们这些事件是否存在“台面之下”的缘由。大家理所当然地都提到了警方的暴力执法，也和我唠唠家常，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当地百姓的困境，也解释了他们继续留在弗格森或桑德敦生活的理由。除此之外，当地百姓们也表示，部分政策的实施实质上加重了巴尔的摩或圣路易斯地区的贫困，这让他们非常沮丧。
看来，现代城市发展正在沦为某种形式的暴力？
确实。讽刺的是，暴力的来源是人们为了解决种族隔离问题而创造的部分工具。在40、50、60年代，我们建造了高楼大厦（来解决住房问题），却阴差阳错在市区人为造就了“种族隔离”的土壤。到了90年代和2000年代，怎么办？只能全部拆掉。
大多数人认为，把这些高层公房推平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里又破又穷也缺少就业机会，人生无比灰暗。但我坚持认为，一拆了之并没有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反而只是将“皮球”从CBD踢到了城市外围，还为市中心的社区士绅化“铺平道路”。
尽管拆除高层公房是出于善意，但就结果而言，它只是暴力地让更多居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人们获得了住房代金券（Section 8 vouchers），但这些微薄的房租补贴仅能在低端社区换取一处栖身之所。贫困，就这样在如同弗格森市东南区这样的地方集中起来。然后当地政府还推行了其他政策，比如税收增量融资等。那么谁从这些政策中受益呢？一开始，它确实用于那些可能曾经设有公共住房的社区。但现在，随着公共住房的出清，社区开始士绅化，高收入人群开始涌入并享受着税收增量融资带来的各种便利。
而人群的反抗是否与这种暴力有因果关系？
高层公房逐渐消失，但被警方所监控的新隔离墙又竖立起来。这些社区中基于种族和空间压迫的循环，人们的挫败感不断增加。当人们被迫迁移时，他们只有忍受一途，并继续生活在集体性贫困环境中。当发生暴力的警方杀人事件时，这种不断积累的挫败感会被爆发型释放。
图四、2014年11月29日，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坎菲尔德公寓前举行的示威活动。摄影：Eric Thayer/华盛顿邮报/盖蒂图片社
我试图将逐步的政策性暴力与贫困现象的集聚联系起来，随之而至的就是警方执法的突然暴力。当上述两者结合起来时，那就是动荡的开始。美国社会的各种讨论大都集中在警方的执法暴力上。我们正试图改革警察执法，但我们对长期存在的贫民区做了些什么？我们是否对黑人和棕色人种社区进行了更多投资？我们是否停止或减缓了士绅化的进程？我们是否减少了黑人群体的流离失所？我认为并没有。
政策制定者如何打破上述恶性循环？
有一种方法是，使用税收增长融资来刺激服务不足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随后要与可负担住房政策相结合。我们必须将对话从城市更新转移到公平发展。通过公平发展，以一种极力避免拆迁安置的方式，对低收入的黑人和棕色人种社区进行投资发展。不要拆除公共住房——而是保留它，同时引入高收入人群。我认为这一点是可行的，我希望城市领导人和联邦政策制定者开始思考如何在充分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投资。
我们需要处理政策层面的不平等，而只在地方领导人层面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地方必须有一张来自联邦政府支持的强大社会安全网络，而我们已经将很多这样的安全网剥离出去。当你研究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关于可负担住房、社区经济发展的预算表，你会发现投入市政建设的资金并不太够。我认为我们需要在联邦层面进行政治上的巨变，进行更多的投资，并且这些投资最终能够深入到地方层面。当然做这些决策的时候，地方领导人也必须承担政治风险。
您是否看到有哪些地方真正扭转了局势，哪怕是小地方？
有一些地方实践做到了类似的事情。波特兰的抗议和动荡席卷了全市。当地为经济适用房发行了相关债券。我认为市政当局必须从长远考虑;他们必须引入额外的资源。我们为建造学校、图书馆和游泳池进行债券公投，但有多少城市能针对经济适用房事业发行长期债券呢？并不多。
另一个案例华盛顿特区。那里有很多高端的城市片区，但市长 Muriel Bowser 推动了一个示范性项目，旨在帮助中小企业获得平价住房。当绅士化进程发生时，不仅仅是住宅的高端化，还会出现商业层面的颠沛流离，绅士化地区的那些个体商户（比如小型的夫妻零售店）也需要地方或联邦政府的帮助。
那您的意思是，这类“循环”又在上演，那人们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吗？
现实确实看起来是这样的。比如弗格森市和巴尔的摩市（Ferguson and Baltimore）正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蹈覆辙。如果再不帮助那些因流离失所而饱受精神创伤的人们、政府僵持着不公平发展政策的话，骚乱的规模只会日益扩大。
则二：
“设计中的隔离”揭示出城市的丑陋一面
图一、“设计中的隔离”发布的图片。图：@ Segregation By Design
Adam Paul Susaneck想知道所有的有轨电车都去了哪里。20世纪初叶的美国城市中到处都是有轨电车，有大约17000英里的轨道线遍布全国。但如今，基本上每个都会区的有轨电车都已经被拆除。
这段历史激发了他对住房、高速公路建设、城市规划和“白人群飞”（White Flight）等议题的兴趣。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虽然这些话题常被归入截然不同的现象中，但它们背后却高度关联。
“这就像掉进了一个兔子洞，所有的有轨电车都不见了，我们还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修了高速公路”， Susaneck质疑到，“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做”？
他的研究促使他开设了一个名为“设计中的隔离”（Segregation By Design）的社交媒体账号。在这里，Susaneck用档案照片、航拍图片和地图生动详细地展示了20世纪中叶以来，以城市更新和高速公路建设的名义对黑人和移民社区所造成的破坏。Susaneck将这个项目描述为“种族歧视、‘城市更新’和环境种族主义的地图集”。
账号的大多数帖子以两张照片并置对比的方式呈现。一张是公共住房或者公共交通的历史档案照片；另一张是现在的空地，加上原来的建筑轮廓叠在上面的样子。
图二、曾经容纳第35街上的Bronzeville站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停车场
图三、芝加哥南区和Bronzeville的社区已被破坏
图四、芝加哥的Dorchester站于1973年被拆除
到如今，Susaneck的项目已经覆盖了包括华盛顿特区、休斯顿和费城在内的12座城市，现在正专注于芝加哥。他从受到“1956年高速公路法案”资助的180个城市中挑选研究对象，这个法案创造了美国横贯各州的高速公路。Susaneck认为，芝加哥与其他工业城市有相似之处，但中西部地区最明显的特点还是在那令人震惊的拆除和破坏。这包括像Bronzeville的奥尔丁广场（Aldine Square）这样的公共住房，这儿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块空地，以及像Dorchester站这样的交通设施。
David Sorrell 对此非常有感触，他从小在芝加哥长大，又在这儿的交通系统里上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设计中的隔离”这个账号清晰地展示出了50年前的城市规划决策和如今芝加哥社区现状之间的联系。
“这个账号做了很好的工作，告诉我们何以走到了如今”，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通主管的Sorrell说。
Sorrell还说，“设计中的隔离”的视觉元素帮助那些居住在城市内外的人了解了由于不良的规划过程而失去了的东西。
“芝加哥一度拥有强大的铁路网络，在过去的50多年里被淘汰和拆除”，Sorrell说，“因此，通过这样的展示不仅可以想象有轨电车网络曾经的盛况；更重要的是，对于居住芝加哥内外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可以看到轨道系统的拆除对曾经其所服务的社区的影响”。
正如Susaneck所看到的，这个账号的目的就是指出有意的、贫穷的和种族主义的规划造成了城市中的区隔。令他特别着迷的点在于，厘清高速公路建设是如何加强了这中隔离，以及高速公路的扩张如何吞噬了整个投资不足的社区，进而导致了原住民的流离失所和投资的撤离。
“现在我们被隔离的情况是，城市持续扩大对高速公路的投资，同时不断补贴那些行驶在高速路上、穿越着社区的小汽车”， Susaneck说，“我们是否变得越来越被隔离这个问题本身，在层出不穷的紧急情况面前，似乎永远只能排在后面”。
这个账号的粉丝认为，它促使他们思考社区被遗忘的历史，以及那些持续扩张的高速公路和开发项目到底在为谁服务。
居住在纽约法布罗的快递员Jibreel Riley说，部分问题在于高速公路被视为城市的永久固定物，并被理解为不受时间影响的东西。
“人们好像就是假设高速公路自冰河时期起就在那了。但事实并非如此”，Riley说，“高速公路中间和左右两边的街区不得不消失，这就应该是，哇，你在高速路上开车的时候也应该要想一想的事情”。
图五、纽约法布罗1927年和2021年的航拍照片
Susaneck指出，大多数地方要么在建设新的高速路，要么保留其现有的高速路。忽视了有些高速路并未被充分利用的事实。
“奥克兰有一条将西奥克兰与市中心分开的高速路，叫980号公路，上面只有设计量40%的实际交通”，他指出，“还有很多高速公路项目都是在过度建设，像是堪萨斯城。还有很多城市都只是在疯狂地过度建设高速公路系统，这抑制了城市的健康发展”。
在所有这些城市维护着他们的高速公路时，有一个城市正在拆除它。纽约罗切斯特的一项激进举措提出拆除其内环高速。纽约州还在被填埋的高速公路上面布置经济适用房，以增加城市的住房存量。
“城市需要拆除那些产生有害作用、扼住了城市咽喉的旧基础设施，像是高速公路；同时以更公平的形式投资建设和交通设施和城市建筑，比如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和交通”，Susaneck说。
可持续城市与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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