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台湾女作家三毛㝠归周年祭(全)
三毛(1943年3月26日-1991年1月4日)
选自陈漱渝先生怀人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西山红叶
编辑 林 枫
1991 年年初我在台湾滞留的时候,本想找机会拜访三毛,因为她不仅跟我同姓,而且父辈又同住在台北市健康路一带,但这种念头刚刚萌生,几乎港台所有报纸都刊登了三毛在台北荣民医院自尽的消息。这一天,伊拉克正式接受美国建议,愿意在日内瓦会谈讨论波斯湾危机。但不少报纸刊登三毛死讯的篇幅远远超过了报道波斯湾的篇幅。也就在这一天,台湾有十家广播电台在35个节目中播放了三毛最后的声音,三毛对热爱她的读者说:“对于这全新的纪元1991年,我的心里充满着迎接的喜悦,但愿各位朋友也能有同样的心情。”她还说:“生命真是美丽,让我们珍爱每一个朝阳再起的明天……”然而,她自己却突然抛弃明天而去了。三毛逝世当天报纸
三毛在她48年的短暂生涯中,一直追求的是生命的燃烧,她希望她的燃烧能得到一些结晶,而不是一堆灰烬。她的这一心愿无疑得到了实现:她生命的结晶就是她遗留的23部作品,其中包括18本著作,以及5本译作。这些作品以真纯的爱为动力,以浪漫的感情与放逐的流浪为基调,以“窥视他人”以及“勇于被窥视”为独特风格,在华人世界赢得了广泛的读者——这些读者中尤以转型期的青少年居多。三毛的作品能够风靡一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现象,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文字的简单朴素和故事的余韵无穷,更重要的是她以笔下新奇而广阔的世界抵销了周围世界的压迫感,以疏缓细腻的笔调使生活节奏紧张的人们获得了情绪的松弛。她对国家,对同胞——特别是对中下阶层命运的关切,作品字里行间洋溢的民族意识以及用一颗平凡的心容纳这个世界上平凡事物的广阔胸襟,又使她作品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1990年,三毛以西班牙文撰写的中篇小说获得了“塞万提斯文学奖”,标志着她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中文世界。令人痛心的是,三毛未能进一步挖掘她向新的高峰攀登的潜力,就匆匆告别了对她寄予厚望的读者,也给自己留下了许多遗憾:未能完成大陆游记《悲喜交织录》,未能完成一部描写中年人感情世界的剧本,更无法实现她撰写《陈氏家传》的宏愿——在这部鸿篇巨制中,她要从自己家族的历史写到中国人近百年的生活史……三毛的早夭给亲友和读者带来的是深沉的哀悼。她身体孱弱的母亲顷闻噩耗几乎昏厥;她上海的义父张乐平在唁电中写下了“至恸!至恸!白发人送黑发人,情何以堪”这种催人泪下的字句;她的读者以抢购她作品的方式无言地表达了对她的依恋。仅三毛逝世消息发布的当天,台北金石堂书局就售出了三毛著作4400本,台湾其他地区也订售了近万册,使出版三毛作品的皇冠出版社的仓库人员忙得不可开交。当然,三毛的猝死也给人们留下一连串的问号与惊叹号,舆论界的评价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她的自杀其实是她跟读者之间的一种特殊沟通方式,代表一种受苦、绝望的呼喊,并期望凭这种激烈的方式唤起别人的关心。另有人认为三毛的做法反映出一种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是自私、任性、大不孝。在当今时代,对于同一社会现象看法不一本是一种正常的事情,舆论完全一律倒是咄咄怪事。令人愤慨的是,港台新闻界与文化界有人乘机制造绯闻和谣言,更为荒唐的是竟说荷西之死纯属三毛编造,三毛跟荷西是因感情不合而离异。三毛与丈夫荷西
凡是略微熟悉三毛身世和作品的人都知道,蓄着大胡子的西班牙人荷西·马利安·葛罗是三毛的丈夫,一个平原大野似的男人。他们相恋十二年,其中共同生活的时间有六年,他们婚前有一段精彩的对话——三毛:“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三毛和荷西
就这样,他们在浩瀚的沙海中度过了一段物质生活最贫乏而精神生活最富足的日子。他们分担悲哀,共享欢乐。凡属三毛所做的事,在荷西看来均属理所当然;每当荷西下班回家,三毛感到连家具似乎都会说话。先是柴米夫妻,终成神仙眷侣——这就是三毛与荷西的婚姻史。1979年9月30日,荷西在爱琴海潜水时意外丧生,三毛的精神“沙堡”顷刻坍塌。出殡的前一晚,三毛为荷西做了最后一件事:亲自把坟挖好,一铲一铲的泥土和着她的泪水。此后,三毛由一个时哭时笑的人变成了一个难哭难笑的人。
荷西未死的谣言在三毛死后日趋扩散,似乎成了绘声绘影的真相,使三毛的亲友感到极大的困扰,乃至于无法忍受。三毛之父陈嗣庆律师公开了三毛的西班牙护照,上面注明了三毛的寡妇身份;他同时出示了西班牙报纸,上面有荷西死亡的新闻报道;三毛在加纳利群岛的邻居张南施先生也仗义执言,证明三毛作品中所叙述的西班牙纪闻肯定是真实的。三毛在文化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姜孟蓉小姐接受了《自立晚报》的独家采访,介绍了她陪同三毛前往荷西墓地上坟的情况:三毛神情黯然,一身素衣,在清理墓地时,一再默默注视着荷西墓前那座木刻的十字架——在大理石墓碑中显得较为寒伧。在三毛与荷西位于加纳利海港寓所的车库中,保存着荷西出事时装备的鱼枪和潜水用具——这是三毛最深的伤痛,三毛当地的邻居们都不愿走近这个地方。经过三毛亲友唇焦舌燥的解释,“三毛死后,荷西复活”的传言方得以遏止。
1980年,三毛在荷西的墓碑前
对于三毛的死因,不同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身患绝症说”“剧本受挫说”“感情孤独说”等种种揣测,上述解释各有其合理因素,又各有其片面性。是的,三毛的确长年为疾病所折磨,以致需要靠不停地抽烟和大把地吃止痛片支撑自己写作,但是,她并未患不治之症,医院已安排她在自杀的次月出院;是的,三毛创作的《滚滚红尘》的确在大陆和港台都遭到了非议,然而,根据这部剧作摄制的影片毕竟获得了台湾金马奖的八项奖,其中就包括了最佳剧情奖,这实际上是对三毛的一种不具名的肯定与表彰;是的,自荷西死后,三毛再也没有遇到一个能够给她以生活勇气的男人,然而她毕竟顽强地度过了十一年的孀居岁月。她回大陆探亲旅游时还曾表示,她如果再结婚,希望找一位大陆的中国人,以弥补缺乏大陆生活的空白。由此可见,将三毛推进地狱之门的绝非单一的原因,而是综合交织的因素。带着上述未获圆满解答的问题,我拜访了台湾《联合报》副主编症弦的夫人张桥桥和柏杨夫人、女诗人张香华。这两位三毛的女友,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分别向我提供了大体相同的答案。她们说,三毛的灵魂是不安的艺术之魂。她的生命是多种矛盾的混合体。她的一生经常处于生之向往与死之诱惑之中。她的感情温柔而流变,时而动如风,时而静如潭;时而飘如浮云,时而柔如溪水。她置身于现实社会,却沉湎于幻想世界。她希望她的生活中永远充满戏剧性,永远是高潮迭起。她选择的死亡方式,在她的生命史上制造了最后一个高潮。听完这两位三毛生前友好颇有见地的分析,我联想起三毛说过的一段话:“我在这个世界上,向来不觉得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分子,我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的轨道,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三毛著作《滚滚红尘》
在悼念三毛的日子里,台湾《中国时报》在“艺文生活”版刊登了一份《演艺圈轻生档案》列名于这份档案的有林黛、莫愁、李婷、丁皓、洪波,乐蒂、杜娟、翁美玲,其方式有服毒、引颈、卧轨、封闭门户打开煤气等等,究其原因,无非是精神或物质生活的不顺遂。这些事实又给予我一个深刻的启示:三毛之死在台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无论在艺文界或其他界,类似的情况都在经常不断地发生。这又使我联想起三毛在台湾生活的真实感受,她说:“台北那个地方,滚滚红尘,我是不想久居的。在那儿心思不清明,整天忙来忙去,而内心一样空虚如死。”又说,“台北有她的美丽,那就是强悍的生命力与压迫感,台北的美丽也在于她的竞争,可是从小到大,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比赛。”还说,“台北太不可爱,四周充斥着人情压力,令我引以为苦。”这就表明,三毛的个性其实是社会特征的投射。她内心经受的熬煎,其实所摹写的是一个举世皆病的时代。想到这里,我感到对于三毛的死因只有从自身、家庭以及社会环境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才能形成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少女三毛
三毛去了,像夏夜的流星,殒落在光华最灿烂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久远的忆念、深沉的思索和一份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学遗产。1962年,19岁的三毛在台湾《现代文学》杂志第12期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惑》,描写她大病初愈,心血来潮,要外出写生的情景。慈爱的母亲当时苦心地劝阻她,而她却拼命捶着大门,发疯似的大喊:“不要管我,让我去……让我去……”二十年后,重温这段文字,竟感到有如谶语。三毛原名陈懋平,又名陈平。她之所以选择“三毛”为笔名,因为她自己定位很平凡,同时也是作为对画家张乐平创造的那个三毛的纪念。她还解释说,“三”是“乾”卦, “毛”是“坤”卦, 三毛”暗含“乾坤”“天地”之意。“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不要问她从哪里来,也不必问她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