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了三十多年书，最清楚记得起来的，居然是几件特别傻逼的事情。
有人说，一个医院就是一个江湖；有人说，一个学校就是一个江湖；还有人说，一个车间一个办公室都是一个江湖呢。说到底，无非就是一个意思：复杂的是人。如果一个平头老百姓头脑复杂，不大要紧；要是一个手头有点儿小权力的人头脑复杂，真够他手底下的人喝几壶的。
我刚刚毕业的时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条件简陋，没有监控。一般举行考试的时候，就在教室里，让学生背过来坐课桌后面，避免他们把课本笔记放桌斗里作弊就可以了。
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说，人的大脑皮层褶皱决定了一个人的聪明，或者说是精明程度。这世上真就有那些大脑皮层褶皱比我们这些普通人多几道褶子的。
那一次学生要进行期中考试。这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常规性测试，对学生前半学期学习情况进行个摸底儿；而且，考试题都是学校科任老师出的，很有针对性。不知道当时教务主任，——那个歪脖子吊南瓜一样脸型的家伙，他早上睡起来后那根儿神经绷紧了一下，他发通知，让老师组织学生都到操场上参加考试。
这就闹腾的大了。学生们都得把课桌和凳子弄到大操场上；体育老师像栽树一样，在前后左右间隔一米半的位置上划上白点，学生们就坐在白点儿上参加考试。老师都倾巢而出，到操场上监考。
好家伙，满操场铺满了像波浪一样起伏晃动着的脑壳儿，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头发长的头发短的……老师们都像狱警一样，在周边和过道上溜达巡视。
第一次这样干是四月份底，操场上桐树开花；白杨树长出新叶子，一身翠绿；还有几棵洋槐树，热热闹闹地开出了一树放着甜嫩香味儿的洋槐花。树上那些鸟儿们，给激动得叽叽喳喳地欢哥跳跃。不是有个词儿，叫“春光明媚”么？就是这个样子的。学生们感到新奇，老师们也感到新奇：这跟监狱里的犯人给放出来让放风一样嘛，挺舒服的。
考试进行得很顺利，学生老师都竖大拇指称赞：领导，牛逼！
那天，局领导还带着县教研室几个人有模有样地来看了一下，说我们的举措很好，要在全县推广。
——这样的考试方法，就给延续下来了。每次要考试的时候，学生们就搬着桌子凳子，嘴里头叼着塑料文具袋儿，蚂蚁一样往操场上流动。
那一次的考试是在入秋后十一月过半了。天阴得很重，风是西北风，裹着点儿冷。太阳就好像个调皮的孩子，跑出去耍去了，没见露面。落尽了叶子的树，也都消瘦了很多，没精打采地杵在那里，缩脖缩颈。
外面的光线不好，视力好的老师还能看见。像我这五百度的视力，又因为爱运动不戴眼镜的，真的是看过去就是一片子。不要说能不能看到学生有没有作弊了，就是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的脸我都看不清，直接就跟贴了个相同的二维码似的。
真的是有意思极了，能讽刺死人。考试刚刚考试不到半个小时，忽然刮起一股妖风，霎时尘土飞扬，飞沙走石。学生们呼喊乱叫，把试卷一揉，塞进口袋里，拎着凳子搬着桌子就往教室里跑。——操场上乱得跟官渡之战一样。
很多女老师，穿着一拃半厚的高跟鞋，跑得扭扭歪歪的，咋像在踩高跷。我还算拿得住，没有像二零零八年汶川大地震里的范跑跑那样先拔腿就跑，而是走在一片混乱的后边。——因此，我目睹了整个闹剧的全貌。
狼狈跑回教室的学生，还有跑回房子的老师，嘴里都“呸呸呸”地吐着沙土。学生跺着脚骂学生神经病，糟蹋人。老师拿水冲着嘴，咕咕哝哝地骂领导，脑子就树棍棍儿给戳了。
那天晚上开了个紧急会议，校长把教务主任看了半天，说了几句糖盐混杂的话：“以后安排工作的时候，动动脑子，看看有没有实际意义，操作性可行不可行。”
同志们捂着嘴，嘀嘀咕咕地吐槽：“傻逼货，不知道从哪里搬来的办法，就爱搞怪名堂胡糟蹋人！”
这以后，再没在操场上举行过考试。
还有一件事情，是因为学校的这个安排太傻逼，把我直接给惹恼火了的。
这世上，就不敢有心术不正的人，也不敢有闲人。要不然，——我们这里有句话叫“闲得生烦”，他们准会给你生出很多特别低智商特别搞笑的事情的。
有句古话是怎么说的，“巧者多劳拙者闲。”学校教师紧张一直是个实际问题。但是，真正紧张的是能代课的硬棒老师。就像医院很缺大夫，是缺真正能在临床上有一把刀功夫的好大夫，而不是那些屁事儿干不了光会夹着夹子检查考评的行政人员。
我们学校也一样，英语和数学老师紧张的很。倒是一些不会教书的闲杂人员剁，都挤到了办公室教务处。他们的职责，就像明朝时候的东厂西厂，转圈圈儿检查。
还是那个教务主任，他忽然又想出了一折：教务处每节课检查老师上课的课堂。他们的做法，说的是为了落实课堂有老师，其实上是为了让处室那些闲坐的人找点事做。间接上，他们也是不想让老师随便倒课。这一点，很多老师颇有意见。为什么呢？比如有些女老师要去接孩子，或者上午第四节课要回家做饭，临时跟同事调一下课。还有，就是哪个老师家里临时有急事，得回家处理，也得调一些。——不行，检查就是为了杜绝这个。
当然，这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没啥。
教务处有个实在太呆板的家伙，——咋说呢，就是用比较粗俗一点儿的话说，砸一砖头第二天才知道疼的。——他那天去我的教室检查。我那会儿正给学生们讲“定语从句”部分内容。这个内容很重要，又很复杂，学生们把这个老弄不清，所以后边的从句和非谓语动词部分也就更混乱了。
回到正路上吧。我又划表格，又拿红的蓝的绿的白的几种颜色给学生们讲解得紧火，这个呆板的家伙拿着夹子推门进来了。我在讲台上手舞足滔地比划着，门“吱咛”一声被推开了，他把那颗西瓜头探进来了。你说人恼火不？
我示意了一下，意思这会儿不能中断，自己下课后马上去补签字。嘿，你说这呆板的人他脑子就是一根筋，他就定定地站在门口还不走了。学生们都看着他那个样子发笑。——课是讲不成了。
我只好过去，迅速拿笔在名字那里划了一下，“CQ”，是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然后弄走他，继续上课。说实话，我的心里非常不痛快。妈的，前面用了三节课做铺垫，好不容易把学生们的心思都集中起来拉到关键点儿上了，叫他这么给一鼓弄，咋也回不到刚才的辙上了。这就像你唱歌，正在飙高音，忽然有人把你脖子捏一下。我憋了一肚子的火。
下了课，我刚打算去趟厕所好上另一个班上课。——英语、语文和数学老师都代两个班的课。结果呢，教务主任在学校花栏那里拦住了我，要问我个究竟：
“教务处安排的课堂检查，不对吗？”
“没人说不对啊。”
“那你怎么不签字？”
“我签了呀。”
“有英文签字的么？”
“我是英语老师，汉字和英文都可以，哪个方便就哪个。”
“你这是在提意见吗，耍脾气吗？”
“你要这样认为就是这样。”
“你想咋了，要闹造反吗？”他越说越来劲儿了。还两手左右一分身上那件三十块钱买的地摊西服，在花栏半截围墙上圪蹴下了。
我朝前凑了一点儿，正正地盯着他的那张南瓜饼脸，“你，屎壳郎戴礼帽，——装得像个人的怂！”
说罢，我直接拧身去上课了。我走着的时候，就听后边“噗嗵”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倒下来的声音。
过后，我听一个关系好的同事说，“你把主任气得从花栏上翻下来了。——你咋这么半吊子的，要是把他给气出个脑出血咋办？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压根儿都把这事儿撂脑后了。现在想想，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儿后怕。
不过，那个时候啊，自己正是二十多不到三十岁的年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火气正旺，有个性有脾气偶尔也有点戾气，见不得一些正经本事不咋样的人在自己跟前胡摆扎。况且，那个时候，教语数英三大科的老师，都比较牛气。我们那个教务主任虽说是个教破政治的，可是他就是个接班来的，纯属糊弄人的，一学期给学生连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弄不清楚。——他脑袋里都一锅浆子，咋能掰扯清嘛。后来呢，他家个亲戚给通了一下门路，他跟自己媳妇就逢年过节提着鸡蛋，萝卜白菜给领导家里跑，最后就给弄了个这样的主任。这事儿大家都知道。
“买来的官，偷来的钱。”谁都知道这都是世界上最见不得人的事情。他反倒到处胡咋呼，爱扎势。
我今天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其实是想告诫新入职的小年轻们：不要把村长不当干部，不敢把领导不当人。起码的尊重还是要有的，人家大碎也是个领导呢，也需要人的尊重的。我们那个时候耍点儿脾气还行，只要你教学能力还可以，牛气一点问题不是太大。现在可不敢这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些实话，会教书的，教学能力突出的，可能还不如个不会教书但是有眼色会巴结人会跑官的。
不过，人多多少少都会犯傻出错的，年轻的时候嘛，很正常。现在回想一下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情，有点儿觉得自己太傻，不值；但是吧，你要是让我重新年轻一回，我还这样。——年轻的时候不轻狂，难道还要等到五六十岁了才“老夫聊发少年狂”么？那才是真的犯傻了！
（父亲的手工制作：手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