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小不爱照相。
我不爱照相的缘由吧，很简单，是因为自己瘦不拉叽的，不上相。我就羡慕那些胖大丰腴的人，人家照出来显得多么富态的，一看就是有福之人。而自己呢，揪揪扯扯抠抠索索的，一看就是苦吃的多了。
照相对于我来说，就跟打针一样，我心里还有点儿畏惧。医生说，“忍一下，立马就好了。”照相馆的人也这么说，“不要动，坚持一下子，很快就好了。”稍微不同的是，照相馆的人会把头塞在一块黑头巾里，嘴里数个一、二、三，然后“咔嚓咔嚓咔嚓”几声。喊一声，“好了。”我们才从凳子上解放下来。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老家那里的老人们说，照相会吸走人的精气神儿，照相太多了，就把人给照死了。我们就给吓得直打尿颤，弄得连镜子都不敢照了。所以呢，头老像个鸟窝，发枝乱蓬蓬的支楞着。那个时候有个词儿叫“三毛不顺”，就是说我们当时的那个邋遢样子的。没办法，不敢照镜子，没办法正衣冠弄发型嘛。
初中要毕业的时候，得往毕业证上贴照片。我们跑十里路到祖庵街照相馆去照相，真有一种赴死如归的英勇气概：这是要死一回了。
照了相，没有啥感觉。过了五六天，又跑去取了照片，黑白的。我操，这哪里是本尊啊，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是谁了。瘦掐掐的，咋个下煤窑掏煤的。还有点儿贼头鼠脑的，跟我们看到的民国狂人刘文典那个样子一样。要不是必须得用，我恨不得丟地上拿脚踩几下子。
好在，毕业证上的照片，也就是个应付差事，贴上后，人家主要是看文字看章子的。这以后，一直也没用过，也没再见过。搬过几次家，我那个不忍重睹的毕业证照片也找不见了。我心里不但没有什么遗憾和惋惜，反倒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不见了好，眼不见，心不烦。——我实在不想承认读初中的自己就是那个破败相。那个时候电视里正演《霍元甲》，我还以为自己就是霍元甲那个英武样子呢。
高中毕业证上也要贴照片，就又抽空跟同学去县城照相。县城照相馆的人，把我们摆弄得就像家里人栽树，左右胡乱拧摆。他们扳着我们的脑袋，跟玩耍货一样摇晃。额头往左扳一下，下巴朝右拧一下；后背拍一下叫挺直，肚子拍一下叫收紧。我们给箍啦得，跟个木头撅撅子一样了，还纹丝不敢动。
然后呢，照相的人钻进黑布里头看半天，又出来把我们的下巴抬一下，脸颊拍一下；再钻进黑布底下的时候，还要叫我们笑一下。我们感觉自己的五官跟颧骨，都硬梆梆的成了钟楼上的青砖了，拍一下子估计都能裂成碎片了，还咋能弄出个笑容呢。简直就是胡扯鸡巴蛋。不哭都算不错了，还笑个狗屁呢？
这么说吧，照个相下来，把人给累得，弄一身汗水，比锄了二亩苞谷还苦累。
——我患上了照相紧张症。一坐在镜头前，就心慌气短脸颊紧抽后脊梁骨冒冷汗小腿肚子抽筋儿。
不过，高中毕竟比初中好多了，草绿色军装，青涩但朝气蓬勃的脸颊，透射着一股隐隐的帅气。
这照片，人家给洗了好五六张，我自己还保留了几张。现在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堆满沧桑老于世故的嘴脸，感觉这世道真的是就像杀猪刀，把自己咋给变成这样了。
高中课程紧，人的压力大。大学的时候，毕竟课程不紧张了，大家的闲暇时间就结伴出游。出游，就肯定要照相的。有那些细心的，就借个相机挎胸膛上，给留影。我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不多，因为我要做家教，忙完了去旧书摊上转过来转过去地搜寻，买书。我大学时代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是临毕业前的四五月份，树叶新绿，树荫初成，阳光正好，春风徐徐。我坐在学校图书馆大楼前面小道的道沿儿上，两腿半蜷曲，两手拢着膝盖。身上是那个时候的流行装：天蓝色牛仔服，暗蓝色老板裤，黑皮鞋，白袜子，就是香港明星刘德华张国荣周润发万梓良那样的打扮。
那个照片照得很不错，很青春的我，后面背景是白色的三层图书楼。我的表情，是唯一一次如此放松的样子。
那个时候用的是胶卷，照相的时候很珍惜的，只洗了一张。我把那张照片一直保存着。工作后，我把它压在了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来坐的人看了，都说那张照片照得好，把我照得跟刘德华有点像。我说，的确有点儿像，——都是男的。
那张照片在我要调动的时候，给弄毁坏了。好些年了，照片压在下面跟玻璃板黏一块儿了。往下取的时候，撕烂了。我的心，也给扯了一道口子。
智能化了以后，拍照就成了日常生活里很随随便便的事情了。但是，我感觉没有了对于拍照的那种严谨性，心里还有点儿失落。出去玩的时候，尽管自己也拿手机胡乱拍，但是还是很少叫人给自己拍。
写公众号了以后，需要相片。就请董晞崴先生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用作公众号的形象照。感谢他，我的公众号能到现在这个样子，跟他的这张照片有很大关系。
因为写的文章里，有时也会用到照片，我得隔一段时间也就拍个照，把自己就像在橱窗里卖白菜一样摆放一下子。有人说，写作就是在出卖自己。其实，照相又何尝不是呢？
所以，照相可以随便，但是要发朋友圈的话，还是慎重点好。
（父亲的手工制作：手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