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吕红文：一位老通讯员的写稿记忆

文摘 2024-08-09 22:18 重庆

吕红文　/文

作

者

简

介

吕红文，1942年生，重庆巫山龙溪人，原名吕磐孙。笔名苏松、检林、劳泥、山之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5 年参加工作，1983年起担任万县地区文化局长、宣传部部长、万县地委委员。1989年调任省级机关工作，担任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四川党的建设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于2007年退休。出版有《三峡旅伴》《三峡风情》《凡人小传》《家位长江边》《三峡鉴赏志》《沧桑十八拍》《三峡诗话》等著作。

（2022年）5月23日，在参加离退休干部座谈会后，我仔细阅读了发到手中的《生活》杂志。一篇篇读下来，感慨良多。其中，2022年第3期所刊唐小强同志《与川报相伴　与时代同行》一文提到的一段往事，更引得我浮想联翩。

小强同志写道：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次到巫山与县委宣传部干事吕洪文到海拔 2000 多米一个乡采访农民夜校。车只能开到山脚，我俩在崎岖山路上步行十多公里才到达目的地。采访那几天，我俩晚上住在农户猪圈上方的简陋木架上，一人一捆稻草和衣而睡。每顿饭只有土豆和泡菜。洪文告诉我，下基层采访，这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对基层新闻通讯员不由地心生敬意。

那个叫“吕洪文”的县委宣传部干事，就是我。

文中那个乡现名为重庆市巫山县邓家乡，位于巫山县城东南部，距县城30.8公里（应为120公里，编者注），现已经有G209国道线过境。而当年，我们却只能先坐轮船跨过四川与湖北交界的“楚蜀鸿沟”，从湖北巴东县、再转乘汽车辗转盘绕、然后迂回到四川境内巫山县的邓家公社。

小强同志站在川报人角度“对基层新闻通讯员不由地心生敬意”。而我，从曾经拥有11年“基层新闻通讯员”岁月的角度，在《川报70年，我们共成长》主题之下，所想表达的则是另一种情怀：感恩川报，致敬川报人!

两次融入川报大家庭

1971年恢复地方新闻组建基层新闻报道网时，我从乡村中学调入巫山县革命委员会报道组，结束“三支两军”后便成为县委宣传部干事。我们基层通讯员与川报联系的渠道是报社通联组，新闻单位为我们提供的平台是川报与川台合办的《报台通讯》。当时不仅没有程控电话，手摇的老式电话也是靠话务员“呼叫接力”一级一级来连通的。那时候，即使是从巫山县城邮寄一篇稿件到成都，也需经轮船上行三日抵达重庆中转。

后案，报社通联组推荐进修，一个地区两个名额，我有幸被列入名单，第一次被抽调到报社学习。

接待我的是川报通联组负责川东片区的王治安老师。从巫山出发当天，我不小心跌跤打坏温水瓶烫伤了臀部，车船颠簸一路没照顾好伤处，治安老师带我到川报招待所住下，我赶紧把这个“隐私”告诉他，问询最近的医院怎么走。治安老师微薇一笑：“跟我走吧。”他把我带到川报医务室，医生很费劲地把化脓后的伤口处理好了。

在带我到进修记者组报到的路上，治安老师看出我怕因伤被安排就近采访，无法达成借此机会“走万里路”的愿望，便主动对我说：“放心，我给你保密，不影响记者组对你的原有安排。”那之后的几天内，每天都是治安老师借故把我从记者组叫出去，带我去医务室“秘密换药”。集中学习结束，我按原计划被派到西昌记者站实习时，伤口刚好利索。期间，治安老师为安慰我，还在一个星期日带我到他家里坐坐，用了珍贵的肉票，与他的家人分享了肉丝面。

到了西昌记者站，杨庚虎老师和曾旭东老师两位担任指导老师。前者亲自带我到当时还处在保密时期、公开报道时叫“渡口市”的攀枝花市“四零公司”（攀钢），后者带我到了会理镍矿等我非常想接触的企业采访。

由于到报社进修机会难得，接到通知时我与爱人合计，隐瞒了她怀孕即将临产的消息。当我随杨庚虎老师在小宝鼎矿区采访时，巫山县委宣传部把妻子难产、速回照顾的紧急电话打到报社。我把采访初稿交到杨庚虎老师手里时，庚虎老师一手接过稿子、另一手递给我一张出发去火车站的车票：“马上去收拾行李，送你去火车站的吉普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我刚把行李收拾好，杨庚虎老师已经把修改过的稿子交到我手上：“在马角坝转快车，明天一早到成都，稿子你直接交到记者部组负责内勤的彭老师。报社已经给你买好当晚去重庆的火车票，车票也在他那里取。”

到成都后，负责内勤的彭老师也是一手接过稿子，一手递给我火车票，告诉我：“去巫山的轮船船票已经给你买好，你到解放西路 88 号重庆日报社内的四川日报重庆记者站去取。”从记者组出来，王治安老师安慰我：“不要着急，母子平安一切安排好后，如果你那里走得开，我会与记者组联系，把时间补回来。”

后来，我真的就重返报社补回剩下的学习时间。记者组满足我想另外走个地方的愿望，安排我去了绵阳记者站。那时绵阳地区包括了现在遂宁、德阳，是川报最大的一个记者站，站长是陈能文老师和陈焕仁老师。考虑到进修结束临近元旦、春节，他们特意安排我单独去学大寨典型的剑阁县化林大队完成一个相对容易的采访任务——既报道他们怎么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又能得到一个顺道去看看剑门关自然历史景观的机会。行程结束直接回成都交稿子，领报社为进修学员准备的副食品购买券，捎带点成都特产回家过年。

以上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之周到细致，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仍是感慨连连，有时甚至热泪盈眶。

1991年，作者工作照

我第二次到报社进修是5年之后。

这次负责推荐的，是川报驻万县地区记者站向守培老师。一个地区分配两个推荐名额，报请通联组和记者组复审，仍在巫山县委宣传部工作的我幸运地通过了复审。报到时间与记者组召回驻站记者例会时间一致，驻站记者直接把我们领到被分派的记者站去当见习记者，从万县地区来的我被派到达县记者站驻站。

达县记者站站长是被笑称“彭婆婆”的一位非常细心的长者。他说：“你们先到大竹县跟跟高恩堂书记，发现什么点子，给我先报个线索，我转报组里没否认的话，你们大胆去写就是，我就不‘婆婆妈妈’了。”到大竹后，才体会到“婆婆老师”的深意，跟高书记学习到许多在别的采访方式下学不到的东西。高书记后来到达县地委做了副专员。之后，我们向“彭婆婆老师”请求去别的县看看，他很快安排我们去了平昌、万源，只交待了大体线索的建议：“具体怎么样去选角度、定主题，你们从实际出发。”

此次学习后，我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被调到万县地委宣传部做新闻工作。

至今我还对当年两对门的通联组和记者组的办公室格局特别是人来人往的大办公间，留有极深刻印象。通联组开碰头会时间比较多，身材清瘦、精神头颇好的卢集干组长一声“请各位把椅子转个向。先交流情况，然后我说点事情”，大家就转椅子交流。简简短短碰头之后，通联组各位老师椅子再转个向，继续拆剪面前一大堆刚收到的信封，处理各地通讯员的来稿、来信，挑选出有价值的分送到业务编辑室或分管领导。

记者组三位组长中，黄文香大姐就像大办公间的“大堂经理”，大小事务都是她在一一处理，她面对的大办公间里，多个办公桌是为负责重大、紧急报道的机动记者和成都记者站所准备。因为出去采访的人和回来写稿子的人走马灯似地变换着，总有一两张办公桌空着，谁都可以去坐着写东西。

在川报老楼拆除之前，每逢到省城开会，我总要找机会在报社门口的阅报栏前散步。停步朝里面望望。一年又一年呀，在川报这所没挂牌子的大学校里，给基层通讯员搭起的成长金桥上走过的人呀，把他们的名单列出来，应该可以拉成一个长卷了。

从川报起航的文学梦

1989年5月，我奉调到当时还叫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的省作协担任领导职务，而红星路二段与作协办公楼一街之隔的川报老楼，曾是我人生文学梦起航的地方。除了我和家人外，外界几乎无人知晓。

我是在 1982年先后出版了长篇游记《三峡风情》、报告文学集《凡人小传》之后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而中国作家协会在其官网上关于我的资料“原名吕磐孙。笔名松林。重庆巫山人。中共党员。……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所指的那个处女作，是刊登在 1961年11月26日出版的四川日报每周副刊上。掐指一算，已是60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了。但如果把它放到“川报70年，我们共成长”旗帜下，从一滴水望出去也许能折射出光辉闪耀的意义。

鉴于自媒体时代与当时环境天差地别，只有把时空错位那些事讲清楚，今天的读者才能对《每周副刊》是否发表这个处女作，对一个业余作者后来人生道路影响之大才有所理解。

上世纪60年代及其后很长一个时期，在一个省只有一份文学期刊的背景下，对文学初学者来说，每周一期的《四川日报》报纸副刊，一年之中也就只有 52次机会。

那是1961年夏天，因家离县城180里、县城每两天才到一次邮差，当我拿到南充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离报名截止日期只有不到一个星期了。那时以燃油为动力的“江渝”“江汉”号轮船还很少，从旧中国接收过来靠一铁锨、一铁锨把锅炉烧起来的小火轮和拖载驳船载客军用登陆艇，还是长江上的客运主力。我坐“华康号”从巫山县港口启程上行途中，因为不时抛锚检修，走了三天多才在天黑时分抵达重庆港。偏偏，在重庆牛角沱长途汽车站时，因为汽油柴油均供应不足，许多班车停摆，根本买不上直达南充市的车票，只能购买到合川的车票。到合川车站对岸时，因为同样原因动力大的汽车轮渡停摆，只有靠人工划桨木船摆渡，于是就只能挑着行李渡过嘉陵江，一步一步走到合川汽车站。

处女作就是在这样——停下来等待的时间比行走时间长很多的情况下诞生的，在日记本上写写画面来摆脱焦虑不安的状态中，“把纸当对话者”，在老掉牙的轮船上写着、在购买汽车票排队时想着、在候车的棚子里趴在行李上继续写着……

当时也就是“闲的无聊+乱的发慌+碰碰运气”交织的复杂心态与动机驱使下，把《渡工世家》投寄给了四川日报副刊部。

1961年刊登在《每周副刊》上的《渡工世家》

没曾想，稿子就在进校后不久被全文刊登在《每周副刊》上了。很快这件事在学院传开，我被推荐选为院学生会干部、南充市电影院特约评论员，在学生时代得到比别的同学参加更多社会活动的机会。

奉调到省作协工作后，我曾怀着感恩愿望多方打听当年处理《渡工世家》稿子的编辑老师，有说可能是茜子编辑的，有说是另外几位散文编辑。现在把60多年前的个人经历放到“川报70年，我们共成长”旗帜下观照时，我更情愿把川报编辑老师的无私奉献，视为被我在《渡工世家》中极为尊重的“江河上的渡工”——是他们，一年又一年地，把怀揣梦想的通讯员和业余作者，从青春蓬勃之河的此岸送往成年壮大的彼岸，而他们仍旧默默地坚守在“渡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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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刘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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