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均有所上升，尤其在美国，其发病率相对较高，与亚洲地区存在显著差异。针对前列腺癌的检测，通常首先通过前列腺特异抗原（PSA）筛查进行初步判断。当PSA水平升高时，建议进行进一步的活检。活检作为前列腺癌诊断的关键手段，是通过直肠途径，利用针状工具对前列腺实施多点采样，全面覆盖前列腺的左侧、右侧及基底部等区域。病理报告中，通过不同颜色和图示精确区分前列腺组织中的各种成分，为医生提供详尽的病理信息。依据这些报告结果，医生能够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提供精准的治疗指导与建议。

前列腺癌的病理形态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但主要以腺癌为主。腺癌的腺管结构多样，有的清晰可辨，有的则错综复杂，甚至可能以孤立细胞形式存在。Gleason评分作为评估前列腺癌恶性程度的标准，依据腺管的分布和形态特点进行判定，可细分为五个组别（Group 1至Group 5），用以评估癌细胞的分化程度及预测预后。其中，Group 1代表最高程度的分化，Gleason评分≤6，腺体形态保持良好。随着组别递增，细胞分化程度逐渐降低，腺体形态趋于恶化或融合。而Group 5则代表最低程度的分化，Gleason评分为9-10，腺体结构严重受损或完全缺失。

前列腺癌的Gleason评分组别与临床预后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具体来说，组别越高，患者的预后通常越差，肿瘤的远处转移风险或局部复发风险也会相应增加。这种预后差异主要是基于形态学评估得出的，即病理医生通过观察癌细胞的形态和分化程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肿瘤的生物学行为。这些形态学特征不仅反映了肿瘤的恶性程度，还与其侵袭性、转移潜力等密切相关。因此，病理报告对于临床医生制定肿瘤患者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前列腺癌的临床治疗策略多样，且与病理诊断紧密相关。为更精准评估患者预后及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除了形态学评估，还引入了分子水平检测，以深入分析肿瘤生物学特性。

其中，对于肿瘤生长缓慢、恶性程度低的患者，可选择带瘤生存并定期进行主动监测；激素疗法是另一重要治疗手段，其疗效受HSD3B1基因影响；化疗多用于转移性前列腺癌或激素疗法失败后的治疗；免疫治疗亦为关键领域；靶向治疗，尤其是PARP抑制剂通路，在前列腺癌治疗中扮演重要角色；放疗和局部治疗也是可选方案；对于Gleason评分4级及以上的前列腺癌，手术是常见选择；此外，临床决策需综合形态学和分子诊断结果，包括germline testing、Decipher、Prolaris、Oncotype Dx等检测以及免疫治疗相关检测，以辅助临床决策。

主动监测在前列腺癌治疗中非常重要，针对那些通常无症状、肿瘤体积较小且局限于前列腺内的患者，可不立即实施手术或其他积极治疗，而是通过密切的随访来管理病情。随访措施涵盖定期检测PSA、进行直肠指检（DRE）、安排定期活检以及影像学检查。一旦发现病情出现进展，即会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低危组患者而言，主动监测的总体生存率与接受早期手术的患者相当。

卢教授接着阐述了前列腺癌分子检测在预测肿瘤侵袭性方面的应用，注重介绍了Decipher前列腺癌基因组分类测试，该测试通过分析前列腺组织样本中22个特定基因的RNA表达水平，并将患者划分为高风险、中风险和低风险三组。高风险组患者前列腺癌转移风险较高，通常不适合主动监测，特别是那些形态学上表现为低级别但分子检测显示高风险的病例。中风险和低风险组患者则可能根据具体情况适合不同的治疗策略。Decipher测试有助于临床医生更精确评估患者风险，从而决定后续治疗方案。

PARP是细胞内修复DNA损伤的关键酶，对细胞存活至关重要。当同源重组修复（HRR）相关基因（如BRCA1、BRCA2、ATM等）发生突变，会导致同源重组缺陷（HRD），削弱肿瘤细胞的DNA修复能力。PARP抑制剂通过抑制PARP蛋白功能，使具有HRD的肿瘤细胞无法修复DNA损伤，进而引发细胞死亡。该疗法在卵巢癌、乳腺癌及前列腺癌等多种癌症中展现出显著疗效。为确定患者是否适合PARP抑制剂治疗，需进行分子检测以识别HRR/HRD状态，从而筛选出适宜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提升治疗效果。

前列腺癌的局部治疗主要针对肿瘤区域，包括冷冻疗法、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及其他消融技术，因副作用风险较低而受到青睐，尤其适用于不愿接受手术或放疗且担心副作用的患者。其中，HIFU的非侵入性和局部作用特性降低了尿失禁和性功能问题等副作用的风险。此外，前列腺癌局部治疗与分子检测存在关联。鉴于前列腺癌可能呈多灶性分布，分子检测可辅助医生准确判断哪些患者适合局部治疗，并精确定位肿瘤位置。

前列腺癌的遗传风险评估是一个复杂且至关重要的环节，需要综合考量家族史（FH）、真实基因变异（RPMs）及遗传风险评分（GRS）三大核心要素。家族史作为传统评估指标，与约7%的前列腺癌病例相关；BRCA2、BRCA1和HOXB13等真实基因变异尽管在患者中占比不高，却显著提升了患病风险，特别是HOXB13的相对风险值高达2.93；遗传风险评分则通过整合多个遗传变异，提供了更全面的风险评估，其在高风险人群中的影响尤为突出，极高水平GRS的相对风险值可达5.71。

报告进一步指出，NCCN已明确推荐前列腺癌患者进行遗传检测，这对临床指导至关重要。ClinVar和ClinGen等数据库为基因变异的解释提供了有力支持，帮助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更准确地理解和分析基因数据。

卢教授特别提到，NCCN前列腺癌指南强调了肿瘤微环境检测在靶向PARPi治疗中的重要性，同时，指南建议加速筛查，一旦发现风险，应鼓励家族成员也进行检查，以实现前列腺癌的早期发现和治疗。

卢教授详细介绍了GoPath团队在前列腺癌研究领域的成果，重点关注了HOXB13、BRCA2、ATM和CHEK2等在预测前列腺癌风险方面表现突出的基因。并通过meta分析进一步证实，以上基因以及PALB2等基因的特定变异与前列腺癌的转移和致死风险显著增加有关。

卢教授指出，这些基因变异对于前列腺癌患者的预后评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携带这些变异的患者预后可能较差，因此基因检测在前列腺癌的筛查和治疗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即使某些基因变异的检出率较低，也不能忽视其潜在风险，而应将这些患者纳入积极监测计划。

在此基础上，GoPath团队开发出了“ProstateNow”前列腺癌基因检测工具，通过对23个基因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及227个SNP测试来确定遗传风险评分，并检测HSD3B1基因以评估雄激素剥夺治疗的抵抗风险，对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具有指导意义。通过ProstateNow，医生和患者能够更精确地评估前列腺癌的风险，为前列腺癌的治疗分层提供了新依据，有助于实现个性化治疗。

随后卢教授通过一个具体病例来阐述了分子病理诊断在前列腺癌诊断和治疗中的重要性。为了增加对患者分子病理特征识别的准确性，GoPath团队设计开发了一套用于分子病理诊断的技术流程，具体聚焦于监测前列腺癌的微小残留疾病（MRD）并动态监测ctDNA的变化，来实现肿瘤治疗效果的实时监控与评估精度。

卢教授概述了数字病理领域中AI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在前列腺癌诊断与侵袭性预测上的应用。AI软件能精准区分正常组织与肿瘤区域，评估肿瘤侵袭性，并预测其发展趋势。结合分子检测，AI技术有望极大提升前列腺癌复发筛查的准确性。GoPath团队开发的TWOD系统优化了前列腺组织活检处理流程，实现样本数字化管理，自动记录关键数据，并能恢复断裂样本的原始状态，提高诊断精准度。此外，团队设计的IMS软件专注于数字化病理切片处理与展示，未来将与AI深度融合，智能分析并指出肿瘤区域，辅助医生决策。卢教授指出，AI技术虽不取代病理医生，但显著提升诊断效率，预测复发风险，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有力支持。数字化病理与AI技术的结合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将引领病理诊断领域的革命性变革。

在报告的尾声，卢教授简要分享了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特别是针对前列腺癌疫苗和膀胱癌疫苗的研发情况，为在场的听众提供了前沿的学术视野和启发性的思考。这一部分内容不仅拓展了报告的深度，也展现了免疫治疗在抗癌领域中的巨大潜力和希望。

报告结束后，会议主持严立教授和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苏春霞教授高度肯定了卢教授的报告内容，并邀请卢教授就线上同道提出的关于分子病理诊断与基因诊断在未明确前例腺癌的人群中的辅助诊断作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与肿瘤发生、发展相关的基础和转化研究新进展，为肿瘤患者治疗带来“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