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性工作是一个下辖于性社会学的研究场域。一直以来，也都是我较为关注的部分。我是从高中开始第一次读到人大黄盈盈教授的访谈，标题印象深刻——“谈论性的快乐，是抑制性暴力的重要途径”。我是从这个访谈开始进入黄盈盈在性工作领域的研究，另外也读到台湾学者何春蕤的性／別研究。这里的斜杠至关重要，标出了性别的流动和跨越性，也显示了性与性别的不可化约同一，把性重新抛掷到了阶级、种族与年龄的纠葛场域。而近年比较热门的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y），则是一个更聚焦心灵层面的独立畛域。
说回性工作，这个定义曾受诟病，争议点在于我们是否认同“性工作”也是“工作”。但我依然坚持使用这个词，它不带有侮辱性和挑逗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沿着这条线溯回人物本身的机会。借助“性”这个可能导致色变的窗口，也会更懂得人类一些。或许正是在这个契机下，我确定了要对李碧华的小说《胭脂扣》做香港性工作文化的分析，或者将之称为香港娼妓史。
隐入一层灰色的香港性工作 //
标题提到的塘西风月，指的是香港开埠初期一直到1930年代中叶禁娼为止的，集聚于港岛西区石塘咀的色情产业。具体的开埠时间为1840年，那时候，所有的妓院都要申领牌照。而在1873年至1879年间，在港督坚尼地爵士《保护妇孺条例》的约束下，亦有一次短暂的禁娼期。1930年代中叶的禁娼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32年6月30日，港府先禁了洋妓和日妓，特许华妓禁令推迟三年执行；二便是三年之后的1935年6月30日，《胭脂扣》里追忆的塘西风月，瞬息间也成为历史。
到了一九三五年，香港政府严令禁娼，石塘咀的风月也就完了。在如花死后两三年之间，整个的石塘咀成为一阵烟云。
——《胭脂扣》
（下文不再标出）
全面禁娼。
这是1932年3月8日，小说人物“石塘咀名妓如花”死后接踵发生的事。禁止永远不意味着消失，在这之后，娼妓行业的经营方式也发生改变，迅速隐入我们耳熟能详的灰色地带，一批批经营者不断地绕过法律框架，以不同形式经营性产业活动。当时的香港法例赫然规定，只要场所内服务人员不超过一人，便不视为卖淫[1]。各式各样的性服务流荡在香港的诸如舞厅、酒吧、按摩院、大型夜总会、卡拉OK、桑拿、足浴店、“女子理发厅”、 “鱼蛋档（康乐中心）”、 “马栏”、指压及“一楼一”等意想不到的场所。以上是对香港性工作史的局促回顾。
上世纪香港娼妓史的缺位 //
小说中初次引出性工作文化是借如花之口。因为拒喝孟婆汤而重返人间，寻找爱人十二少的如花，暂居报社社员袁永定家。不料，袁永定的记者女友凌楚娟突然来访。三人组成了一个稳定的对话结构，有点像卡佛小说里的餐桌叙事。
我和阿楚，在问了一大堆问题之后，也无从整理。一时间又想不起再问什么。这都是一些细碎、温柔的生活片段，既非家国大事，又非花边新闻。
袁永定和凌楚娟的连番追问，合理地辅助了如花将自己的身世一一说出，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袁永定和凌楚娟决定分头帮如花寻找线索，希望能够一举确定十二少目前的下落。可是，袁永定并没有如愿找到他想找的“香港娼妓史”。
“小姐，我想找一些资料。”
“什么资料？”
“所有香港娼妓史。特别是石塘咀的妓女，有没有她们的记载？”
“对不起。没什么娼妓专书，只有香港百年史，和这几本掌故。”
从香港百年史和那几本掌故中，袁永定知道的不会比我们更多，李碧华于是借袁永定的口说出：“文字资料仅止于此，虚泛得很。”是不是可以推断，娼妓与其带出的社会问题，在1980年代的香港并未受到关注。这就是上世纪香港娼妓史的缺位，这种缺位，也为李碧华行了虚构的方便。因为历史本身的缺漏，李碧华摇身一变为拼图者，最根本的则是利用了这个缺漏，让此种缺漏成为情节的一部分，进一步诱发了读者对历史的关怀和对香港性工作文化的好奇。
出版于1984年的《胭脂扣》，甚至比当时已有的文本更有资格被称为娼妓专书。十多年过去，2001年才有吴昊的《香江风月史》，2003年才有郑宝鸿的《香江风月：香港的早期娼妓场所》。这两本书，大概就是这个领域我目前找到的最重要的文本。就是这样，《胭脂扣》出版之后，花了这么多时间，史学家们才完成了那幅终年残损的拼图，相关历史才得以统合，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呈现在我们眼前。大家应该更熟悉电影《胭脂扣》，无论电影还是小说，两者都有过各自的风潮。所以说，小说《胭脂扣》的风行，大概率也对后来该领域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当然首先包括刚刚提到的两本书。
管窥娼妓内部存在的等级 //
小说中借如花看见街上汹涌的菲佣，点出了娼妓内部存在的等级制度。
“一叫便肯过夜？”
“是。难道你们不是？”
“——我们不是的。”如花说，“大寨自有大寨的高窦处，虽然身为阿姑，却不是人人可以过夜，如果不喜欢，往往他千金散尽，也成不了入幕之宾。”
香港的妓院制度渊源于广东，可以简单分为高级妓院和低级妓院。高级妓院的娼妓能歌善舞，但未必会与客人发生关系，所谓卖艺不卖身；低级妓院的娼妓则无艺可卖，通常是有客就卖，属于纯粹的肉体交易。所以在这个文本中，我们看到，如花的心里有自己的一套鄙视链，虽然同为娼妓，但她在这个群体里无疑处在优势地位，这可是从属于高级妓院倚红楼的红牌阿姑，她为人并不随便，也可以轻易拒绝和客人发生关系。
一根刺与《胭脂扣》的文化意义 //
下面这段文本讲述的场景是，如花突然给袁永定普及性文化。对我来说，此处的情节，行进得比较牵强。如果学术点说，这是作者叙述视角的显现，是李碧华作者意识的闯入；通俗点说，这是李碧华突然附身如花开口说话，她太想要告诉我们有关娼妓文化的种种，反而让人物的行为动机略显不足。
“如果想——，那么要——，我是说，要经过很多‘手续’吗？”
“当然啦，你以为是二四寨那么低级，可以干尸收殓，及时上床吗？”
……
“永定！让我告诉你一些‘手续’好不好？”
于是她教会我叫老举的例行手续，由发花箋至出毛巾、执寨厅、打水围、屈房——以至留宿……
挑了一根刺，也要说好话。好话好在李碧华并没有让如花接着以对话的方式讲述这些文化知识，而是用了袁永定的转述视角完成了对如花所言所语的归纳。《胭脂扣》涉及到娼妓与各类人之间的关系与人们如何看待娼妓两方面的内容，表现出了娼妓的社会地位及其被施加的歧视，也足以让我们大致了解香港娼妓史的概况。往大了说，其实也可说成李碧华对女性地位一次铿锵有力的关怀。
正如小说中提到，在如花还“活”着的时候，娼妓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上的，这份工作也像唱戏一样需要接受训练，需要靠自己的努力获取牌照从而合法执业。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导致这个行业出现的供需因素，那是男人的事，也是我们心知肚明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归罪于从业者们。中国性社会学带头学者潘绥铭，在《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里分享了曾经有记者问他，选择性社会学作为研究领域是不是因为容易突破的问题，潘老的回答是：“你太年轻，不明白我的那个根本无从选择的时代。”如花从小便被卖到倚红楼，那也是一个无从选择的时代，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如花，千千万万种无从选择。
其实，李碧华通过小说来传播娼妓文化，就是在为娼妓身份做正名。事件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件，作为历史文化的一环，本来就不应该被轻易地忽略和轻率地定性。《胭脂扣》的文本中有不少细节可以看出李碧华在史料爬梳上做的功课，据我目前了解，它们和已知的历史叙述可以说没有出入，可以担当起正确和真实两个大而重的形容词。这就是《胭脂扣》作为虚构文本的可贵之处所在，一个略显通俗的小说，也能发挥如此巨大的力量啊。虽然，我并不喜欢它充满戏谑而透心凉的结局。
Footnotes
[1] 根据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条例》第一百一十七条对“卖淫场所”的定义：“就本部而言，除非有下列情况，否则处所、船只或任何地方不得视为卖淫场所——（a）该处所、船只或地方由二人或由超过二人完全或主要用以卖淫；或（由一九九一年第九十号第二条修订）（b）该处所、船只或地方完全或主要用以组织或安排卖淫，或与组织或安排卖淫有关而使用。”也就是说，仅一人在一场所卖淫，可被视为非卖淫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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