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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第七卷，柏拉图用“洞穴”做了一个著名的比喻：
设想一个地穴中的囚徒，从小就被囚禁于此，被锁链束缚，头无法转动，只能看到洞壁上的影子。在他们后方有一堆火，和一条通往外界的小道，他们只能看到这堆火映出的外部世界的影子，那么他们一定认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
这时，他们其中一位可以转动头颅，看到了火光和外界的物体，最初，他一定会感到痛苦和困惑，甚至会认为这些是幻象，认为影子比实物更真实。
如果再进一步，一人获释，走出了洞穴，阳光下的世界会让这个人炫目且抓狂。最初，他可能会先从事物的影子开始，慢慢看到真实的事物，最后看到光线的来源——太阳本身。此时，他或许才慢慢开始处于解放的状态，质疑原有的信仰和生活，开始怜悯囚徒伙伴。
如果这时的他返回洞穴，会难以承受洞中的黑暗，但当他向囚徒伙伴们描述真实世界时，则很大可能会遭遇挫折。囚徒伙伴们多半会认为他疯了，并不会跟随他走出洞穴。
柏拉图的这一比喻，其源初目的，是要揭示教育对人的启蒙作用，讲述人的认识从猜测世界、信仰世界、形式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发展过程。
但后来，“洞穴隐喻”被历代的思想者用于解释各种各样的人类认识的境况。
最近有一些经历和观察，让我深感，当下的我们或许也处于某种洞穴困境中且不自知，对于真实的世界缺乏感知的能力，缺乏面对的勇气，更遑论探索的冲动了。
一次经历
前阵子参加某论坛，所在地是一个村庄，那里有颇具名气的农村社区发展项目。
与会人员大多为优秀的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大家济济一堂，按顺序分享，交流。
听完主办方分享，观摩了几场提前组织好的“村民小组活动”，与会人员们就情不自禁的表达了认同和感动，且纷纷附和并反馈。但对于近在咫尺的村民居住生活的领域，并未展现出探索欲望。
在讨论与互动中，大家也只是与主办方以及参与主办方找来的村民交流，论坛所在区域是一处很美丽但很微型的保护型建筑群，与村民真实生活的空间，泾渭分明，从活动安排来看，没有给嘉宾们自由探索，自由观察和交流的机会。
我掌握的信息，当然也不足以对项目做出全面评价。所以在这里，只讨论与会者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与接收态度，似乎跟我对优秀学者和社会工作者的“应当”想象，相距甚远。
或许这是因为，在主办方搭建出的活动场域里，很多名词、形象、结构和叙事方式，我们统称为“符号”的东西，完全合乎与会者过往的知识结构，以及的参会前的心理预设，因此，他们在这一场域，会感到熟悉且放松，其乐融融，有所“收获”和“体会”，论文材料充实，形象“饱满”，事件“立体”。在此获得了满足后，就没有了向符号背后真实世界进行探索追问的冲动。
实际上，这场活动从主办方到参与方，作为行动者和内容产出者而言，都是业内公认水准很高的。即便如此，在活动设计和信息获取中，尚且难以避免与真实的隔离。再去看行业基本盘，那就更令人沮丧了。
当然同时，我们也清楚的知道，这种满足于一些现成的，易于获取的符号，回避个体观察，回避真实的认识习惯，肯定不止是某行业的问题。
我们带着自身固有一些文化的惯性认识，被抛入这个新科技笼罩下，越来越符号化的世界，就难免进入一个“符号洞穴”，距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
一些孩子
最近接触到一些十几岁的孩子，拿起手机时，字母站，头条，视频号，抖音切换自如，谈起来国家、资本、民族等宏大概念符号时，妙语连珠，层出不穷。
同时，他们会游戏，会弹幕，懂所有拼音缩写的网络流行语，会在直播间互动，言必宇宙人生，家国天下，综艺娱乐，CP同人，绝绝子，YYDS，看似话语丰富，但细想，都是悬浮于赛博空间的一些符号。
让他们放下手机，走出门去，居然对于离家一两站地铁的城市空间，都非常陌生，毫无认知。
放下手机，他们很难与身边具体的人，哪怕是朝夕相处的家人，展开真实的对话。每天被数字信息流包裹，但一旦聊到身边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就不由自主陷入失语，无法发表任何成型看法与观点。
有人用“北京出租车司机综合症”形容这种倾向，但实际上并不准确。北京出租车司机虽然喜好宏大叙事，沉醉于纵横捭阖的概念对谈，但同时也熟悉每条街巷，建筑，对周遭还是有着空间感的认知。
而这些孩子，别说走出门去，放下手机，基本就找不着北，对实存的一切，都很隔膜，对真实世界的熟悉程度甚至还比不上游戏地图，因为游戏里的空间转换只需点击“传送卷”就好，大脑中关于空间认知的部分，是无需激活的。
所以，对于这类现象，我们依旧用“符号洞穴困境”来形容。这一困境在当下青少年群体里是否普遍？大家应该各有各的观察和思考，但从研究电子产品沉迷现象的诸多文献中可以推断，以上描述应当具备一定代表性。
父母最便捷的脱身方式，就是丢给孩子们一个电子屏幕
摄影：豆瓣网友“树下黑猫”
有个周末，我和朋友在一家茶店的二楼聊天，周围人很多，也很嘈杂，但我们渐渐发现了一个有点恐怖的现象，这些嘈杂的声音中，其实并没有人的对话。
有三五个男孩，拿着手机坐在同一卡座上打联机游戏；
旁边的秋千座椅上，一对少年小情侣，搂着肩膀，对着pad看刷视频；
还有一个姑娘，举着茶杯自拍了很久，随后修图，配文，发朋友圈。
大家在同一个空间里，但并无任何真实的关联，哪怕面对面，也只能通过游戏、视频等工具来开启沟通。对于自我，也必须要假借美颜，转化为更符合平均化审美凝视的虚拟符号，才能继续展示，并开启交流。
这些情景时刻都在发生，但如果停下来审视，就会体会到其中的诡异。就像那个周末的下午，我坐在热热闹闹的茶店里，在视频和游戏的嘈杂声中，在同类的环绕下，却感受到一丝彻骨的寒意。
上火玄学与巫术传统
再拓展到更广阔的观察维度，在我们的文化里，一直有着很明显的符号化倾向。
比如：对世界的复杂性视而不见，对新的致知途径不屑一顾，倾向于由着惯性，做出简单直观的解释。
这里要举的例子可能有点冒犯性，比如我们每天都挂在嘴边的“上火”。
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成都有父母“担心小孩喝奶粉上火”，就用“煮出来的蔬菜汁冲奶粉，自以为这样能去火”，结果因为煮的蔬菜汁里有亚硝酸盐，对6个月以下的婴儿过量了，孩子食物中毒，直接住院了。
其实在现代医学里，不存在“上火”这个概念。
脸上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嘴唇干裂都各有各的解释，多半是免疫力下降，细菌等微生物导致的炎症。但在显微镜发明前，我们无法做出解释，只能用上火这个玄学式的“兜底”概念涵盖这一切，这也没毛病。
但科学昌明的今天，还有大规模“上火教”教徒，甚至包括成都的那对年轻父母。这就不好解释。只能说“上火”这一符号太过根深蒂固，我们宁愿绕开所有的基于实证的解释，直接对它深信不疑。
又比如：刚才我提到成都的社会新闻，或许会有成都的朋友感受到了冒犯。这也是一种符号化思维倾向的典型体现。（我一个河南人配说这个么？）
个体事件发生后，我们通常不会基于具体情形做出分析，而是倾向于抓住事件中的某个概念，强化其中的符号属性，再次固化已有认知。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负面事件只要发生在河南，评论区一般都会出现“呵呵，河南嘛，难怪”诸如此类的论调。
GUCCI的狗年限量款可谓非常走心（fu yan）
再比如：中央美院的徐冰教授曾经在一篇访谈里提到过：如今，“名牌倾向在亚洲人中最为严重”。因为我国奢侈品销售额逐年猛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奢侈品牌已经开始尝试迎合国人的品味了，虽然从审美上讲，很失败，但实际效果或许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呢？徐教授说：“因为亚洲人，都在汉语文化圈范畴之内，汉语文化圈的人对符号是特别看重和带有敬拜情节。名牌其实是一种符号化的趋向，穿的是一种符号，而不是衣服本身。”
说来说去，又回到了文化。
前不久重读李泽厚先生2015年的文章：《为什么巫术才是中国独特传统的核心根源？》，结合上述经历，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李泽厚在《论语今读》里曾解释过“六合之外，存而不论”。
他认为，与当时人们一样，孔子应该是信上帝鬼神的。这个‘存而不论’，绝非不信，也并非不愿去探讨。孔子这一姿态，应该是想表达一种态度，即：
不用理性（理知、理解）去解说神的存在，而是将某种理解，例如对宇宙的存在及其规律性（‘四时行焉’等）的领悟沉入情感中，打造某种心理的信仰情态。
因为一旦去“论”，就涉及到理性认知，而孔子希望的是：跳过理性认知，直接诉诸情感，去呈现礼仪，匡扶秩序。
李泽厚认为，这种态度源于“巫”，同时也是孔子对不可知世界的态度。
但他接下来谈到，这种“巫”的态度，最终通过“礼”，“性存而体匿”，得到了隐蔽的传承。
巫术逐渐式微，其仪典形式不见了，但巫的思维特征和认识论则保留了下来，并潜伏在文化中，扩展到了可知世界。
所以，当我们不假思索的追随一个概念，未经分析的追随一个口号时，我们可能就在这样的文化惯性中，坐在洞穴的幽暗里而不自知，即便偶尔转动头颅看到光芒和通往外界的路，也赶紧背过身去，沉浸于熟悉的符号中。
也或者时至今日，我们更难突破这一洞穴困境。因为科技营造的全新“巫术”——电子交互屏幕取代了洞穴的岩壁，虚拟真实从未如此逼真、可亲、充满诱惑，相形之下，洞穴外的阳光和真实世界，显得更加可怖，于是，连转动头颅的动力都不复存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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