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第一次去殷墟博物苑，印象最深的就是地面上被玻璃罩起来的，一片一片的殉葬场面。当时同行的陕西人感慨：兵马俑再壮观，那都是假家伙，还是你们河南人实在，殉葬品都是如假包换的真人。
当时听到这句“赞美”，五味杂陈，只有苦笑的份儿。
白骨堆积的场面毕竟是静态，回归正常生活后也就忘了。但后来在任何文物展览中，但凡看到青铜器，总想起殷墟那两颗蒸锅里的人头，算是后遗症之一。
右图左侧：殷墟王陵区M259墓室 压扁蒸锅里的人头。（1984年出土）
左图：刘家庄北M1046 东夷少女的人头，颜色灰暗，断茬整齐，说明已被蒸熟。（1999年出土）
2年前，偶尔在豆瓣看到一篇文章《殷商最后的人祭》，作者是中古史学者李硕。
看完那篇文章，彻底失眠。因为实在承受不了被视觉化语言再现的人祭场面。
作者对殷都宫殿区东后岗H10人祭坑的考古发现，做了时空还原，把整个人祭仪式的过程，按照先后顺序完整呈现出来，语言克制冷静，又白描写实，所以显得更加残酷。
“第一轮杀了19人”……
“第二轮……至少杀了29人”……
“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24人”……
“在填入这层碳灰土的同时，主祭者杀掉了最后一个人”。
毛骨悚然、五内俱焚这样的词汇，我一向以为只是形容而已，但读这篇文章时，确实真切体会到了——什么词儿都不是生造的。
今年，看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作者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就下单买了一本。
双11的单，晃悠到双12才到手。万没料到的是，这本等了1个月，将近600页的书，居然是一口气读完的，序言里许宏老师说本书“拿起就放不下”，并非一句客套话。
右侧是拆了书封后的封面，疑为金文书名，存疑
“翦商”二字，出自《诗·鲁颂·閟宫》：
“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 ，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
我国历来的治史传统，都并非基于“真实”，而是基于“道德”。时代越古老，真相越缥缈，越容易成为道德建构的重要阵地。
上古史中趋于两级的圣君与暴君，正是为了便于展开道德叙事，而再造的脸谱符号。
这种真实观，浸润在从小到大的历史读物里，所有的新朝气象都是因为得道多助，德行丰沛，所有亡国之祸都因为失道寡助，德行有亏。
为了证明社会运行规律是具备道德底色的，治史者主动无视复杂的真实，忽略更多复杂因素，地理、气候、经济、文化、人性以及偶然。以上这些原本应当都是历史更为复杂的内在动力，但在传统治史者的主流意识形态中，统统被无视。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个高度相似的重复故事，夏桀和妺喜，商纣与妲己，幽王与褒姒……
史官们不厌其烦地用重复叙事，用浓墨重彩的脸谱符号掩盖了真实的人性，更掩饰了建立于真实的历史叙事。
这一传统，正是从孔子开启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种包含功利主义的历史观，含有中国文人特有的“一言兴邦”的幻想。
儒家传统中的君子，往往对于文字有一种过高的崇拜和期待，期待能够用文字来整顿世界，甚至拨乱反正。
这种文字崇拜，有时会物极必反，变成一种恐惧， 担心不当的记录会“一言丧邦”。
北大历史系赵冬梅老师曾在一席演讲中深入分析过：“国恶不可书”在中国史官中是一种普遍性选择，因为基于功利主义、道德至上的真实观，如果是不好的事情，就可以被允许选择、允许删减，允许漏略。
这样根深蒂固的治史观，会使得我们接触到的历史，特别是正史，其中美和善的部分要盖过真的部分。因为史官们面对复杂和恶，会压抑不住的捏造或回避冲动，甚至出现“制造真实”的情况。
《孟子·离娄下》中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把历史分为三个层面，“事”是指客观发生的齐桓晋文之事迹，而文字记载是“史”，最后，孔子删订的《春秋》其实是“义”的呈现和表达。
长久以来，“义”一直主导着我们的历史认知，而事实层面是大量缺失的，以至于历史更像是道德教科书，少了人味儿，少了细节，少了过程。
幸好，当代出现了基于科学的考古学。
殷墟宗庙区对外展出的殉葬坑之一
考古挖掘颠覆了很多文本中的历史，在我们这个以史为鉴的文献大国，这种颠覆可能来得更加猛烈。
因为真实、细节和过程，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事”的层面，恰恰都是考古主要针对的对象。考古学家就是要尽己所能，把历史真相尽可能还原。
当这些被刻意忽略甚至抹去的“事实”在土层之下浮现时，那些脸谱化、符号化的历史人物，和道德读本般的历史故事，就会瞬间失去吸引力。
这就是《翦商》全书带给我的体验，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周之变，重新讲述了这段我们自幼耳熟能详的上古史，靠现代考古发现串起全书线索，书中所有推测，都基于相应的出土证据。
而靠这条线索上串起的另一套叙事中，那些熟悉的名字变得陌生又震撼，同时卸下脸谱后，又显得无比接近真实。
主线之一，是在考古中发现的人祭传统，在新石器时代的分布，以及在商代的具体呈现。
主线之二，是周朝历经三代人的翦商事业，文王受天命，武王的“商化”倾向，以及周公的彻底废除人祭的宗教改革。
1930年代殷墟发掘时的照片
殉葬坑内的六具无头尸骨，头可能在蒸锅里
以下是阅读时记录一些简单感受：
1. 人祭的文字记载是一回事，结合考古证据的场景化再现却是另外一回事，作者考古记录般的白描仿佛使人身临现场，果然触目，才能惊心。
2.郑州商都的没落或许源自一场试图废除人祭，但却未能成功的宗教改革；人祭兴盛的殷都，也有一些聚落坚持不使用人祭，让人看到一点文明起源时的人性微光。
3.妇好使用的斧钺在随葬时即破了角，卜辞记载她经常主持伐祭，并且患有肩周炎，可合理推测是砍人太多所致。
4.《易经》或许是文王殷都见闻以及翦商计划的私人手帐，如此理解，很多古奥之意或可有更可靠的解释。
5. 武王如果活得久，周也有可能商化。所以从精神方面翦商的工作，主要是周公完成的，他把文王的私人手帐加工为成了公开文本，并进行了道德叙事重构。以及，周公吐脯可能是对肉食的PTSD。
6. 纣王一个人承载了千年人祭文化的恶名，有些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恶，必须让人彻底忘记，所以只能找到一个最接近的稻草人，作为可被攻击的靶子，让这一切都解释为个体的道德沦丧。
7. 孔子或许通过散佚文献和口述史了解了一些真相，基于对周公的高度认同，完成了其重建道德叙事的未竟事业，并开启了史官道德化的传统。
8.周公-孔子的持续改造，使得我们在文明的起始处，就果断摒弃了商人的凌厉阴森，但同时失落了一些别的什么文明要素，其中是否包括探索、奔放、以及科技理性？历史无法重来，所以已无从判断。
看到最后一章，完全理解了孔子那句“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其中的深意。
以上札记挂一漏万，更多精彩还得靠亲自阅读。
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的周初青铜器冉方鼎
（又名周公东征鼎）铭文拓片
我居住在郑州，常爬商城墙，偶尔逛省博物院、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博物馆，去过两次殷墟博物苑，虽然爱好文博，但实则非常业余。
以往看展时，总有种割裂感。
一侧是信息量超大的考古发现，一侧是干瘪的历史知识。
我也听不进去那些信息堆砌型的讲解，因为这些内容靠查阅资料也可获取，用不着一个在现场滔滔不绝，且打乱参观节奏的背稿机器。
我需要的不是点状的信息，而是那些能够把历史填充起来的线索、思路、框架，以及新知。
与真假难辨的文献相比，那些古人留下的物品，能够传递给我们的信息量，显然更为丰富，然而我却缺乏解码的能力，甚至很多讲解员也缺乏这种能力。
这种能力的缺乏并非技巧层面的原因，根源是在于认知层面，我们统统都有被道德叙事的符号化历史塑造出的缺陷认知。
要弥补这类缺陷，就需要多读建立于考古证据之上的历史作品，这类作品充满细节、过程、对人性的合理推测，恰好能弥补我们历史认知中缺失的部分。
对于商周之变这段历史，《翦商》就是这类作品。
以及，这本书阴气森森，正好可以对冲一下当下过剩的阳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