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总部外迁的步伐正在加快！
2024年年底，短短两月内，2家新设的“国”字号央企，在北京之外的城市接连成立。
先是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在天津宣告成立，系全国首家以循环经济为主营业务的一级央企总部。
紧接着，中国数联物流在上海揭牌，成为我国首家数据科技央企，也是我国第99家由国资委监管的产业类央企。
落子谋势，央企外迁已成为定势。
选址背后有何考量？又给地方发展带来哪些机遇？
北京，历来是央企总部的集中地。
根据国资委最新公布的央企名录，99家产业类央企中，北京以69家的总量遥遥领先，占比近7成。高峰时期，8成以上的央企总部云集于北京。
我们熟悉的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铁路和中国航天军工企业，均扎根于此。
近年来，随着央企总部逐渐外迁，这一局面正在改变。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以来，全国已有接近10家央企总部离京，或在京外设立新的总部。
这些央企的新家落户在多个城市，雄安新区、上海、武汉、深圳、赣州等城市，就成了主要受益者。
具体来看，上海和雄安新区分别以7家和4家的数量领跑。紧随其后，深圳、武汉和香港则各有3家央企总部落户，广州也迎来了2家。
此外，天津、成都、长春、澳门、哈尔滨、赣州、齐齐哈尔、鞍山等城市，也相继拿下了1家外迁央企总部。
从城市群的角度来看，京津冀地区以74家央企总部领跑，而成渝地区则仅有成都的东方电气一家央企。
这一布局，既体现了首都的资源集聚效应，也反映了历史发展路径的依赖性。毕竟，部分央企正是由原部委改制而来。
这些央企总部部分可追溯到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期的战略布局，东北和西南地区的央企总部多源于此。
而另一部分，则得益于新一轮国企改革与央企外迁的推动，上海、深圳、武汉、雄安等地都是如此。
更细致来看，在长三角地区，只有上海拥有央企总部，而江苏、浙江的民营经济更为发达，亟待补上这一环。
央企外迁，绝非简单的搬家。
这背后，可能会面临人才流失、项目停滞等风险，以及经营环境变化、配套体系不足等问题。
企业在迁移前需深思熟虑，做好万全准备，以确保迁移过程平稳进行，并充分利用新环境的优势。
那么，在这一系列复杂的因素中，究竟有哪些关键因素在起作用呢？
首先，与自身的主导产业相符。
对于新兴产业导向型央企而言，选择新的落脚点时，会先判断与自己的主业是否相符。
比如是否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否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鼓励发展的产业，或者项目是否属于国家先进制造业等。
最后，他们会选择产业定位高度匹配且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的城市。
例如，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选择深圳，正是因为深圳是全国制造业的重要基地。特别是在电子制造业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
这种产业聚集效应为企业融入产业链，以及提升其市场竞争力，提供了有力支持。
再比如，中国资源循环作为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在选址时也充分考虑了产业契合度。
天津是国内较早发展循环经济的城市之一，在循环经济、碳交易等绿色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选择天津，正是对区位、产业和定位契合度综合考量的结果。
其次，考虑地方资源禀赋和潜在市场空间。
以江西赣州为例，这里被誉为“稀土王国”，全球大部分中重稀土都源于此地。
中国稀土集团将总部设在此处，旨在有效开发和利用当地资源，进而提升国家在全球稀土资源领域的话语权。
中国三峡集团迁往武汉，也是基于武汉与三峡大坝的地理关联及其在水电领域的产业优势。
央企在迁居时，也会关注新址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以确保搬迁后能进一步拓展业务版图。
比如，中国商飞、中远海运、中国船舶等市场导向型央企落户上海，一方面是立足自身发展需求，寻找与其业务相匹配的市场环境；
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上海是大国重器集聚地，国际化水平高，能提供更广阔的全球竞争舞台。
最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去年中央经济会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从而培育新的增长极。
央企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其选址策略对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因此，央企在决定其总部或重要业务部门的位置时，会紧密结合国家战略。
比如，基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央企通过在西部地区设立总部，可以助力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增强西部的发展动力，进而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再比如，基于国家战略腹地的需要，部分能源类、军工类、农业类的央企总部，会向中西部的重点城市布局，同样备受关注。
再加上，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热潮下，中西部地区更应该抓住这一机遇。
央企总部入驻，不仅能为地方带来显著的总部经济效应，更能带动无数上下游产业链的汇聚，形成产业链的强大磁场。
可以预见，优化布局与结构调整，仍然是央企的重要发展动向，外迁脚步还未停息。
在此趋势下，各地争夺央企的竞争日益激烈。如何吸引央企落户，并留住这些行业巨头？考验的其实是招商逻辑。
其一，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蓝图。
央企在选择落户地时，不仅会考虑是否符合战略新兴等前沿产业的发展趋势，更会审视其与国家重点区域发展规划、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地方招商引资重点引进产业方向的契合度。
因此，对于拥有一定资源优势的地方政府而言，可以做好这方面的基础工作，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蓝图。
这包括梳理自身的当地产业基础，科学布局战新产业，促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打造先进产业集群。
目前，全国有20多省市区，围绕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布局未来产业发展。
其二，融通产业链供应链，结合地方资源与央企优势。
央企拥有庞大的生产系统，想要保持这套系统生产稳定运作，离不开各类资源要素的支持。
因此，在选择“新家”时，会比较看重地方政府能否提供人才、土地、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的综合支持能力。
那些更具有活力、更贴近目标市场、资源丰富且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完善的地方，往往更受青睐。
地方政府可以优化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人才链、价值链等关键要素，在这些维度与央企实现全面对接。
通过打破企业边界的束缚，将资源向优势的央企集中，实现地方资源与央企优势有效结合。
这样的合作模式，就能充分发挥央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引领并推动各类企业协同发展。
其三，优化营商环境。
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单纯依赖政策的时代已经过去。
地方政府应换位思考，从央企的立场出发，深入探索如何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全力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针对央企多样化需求，坚持精准对接，提前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体系配套，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工作。
必要时，适当承担市场不愿承担的风险，为央企外迁扫清障碍。
写在最后
央企总部的竞争，不是一场零和博弈。理想的落脚点，势必是能助力央企在更广阔区域内实现协调联动、加速发展的最佳选择。
随着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众多大型国企正进行重组整合，一批聚焦新兴产业的央企开始崭露头角，为各地吸引央企总部落户提供了机遇。
未来，那些能捕捉并把握这一机遇的地方，必将释放出巨大的“乘数效应”，进而带动、辐射并促进地方经济的加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