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史：中国唯一一个世界首富，靠的是鸦片还是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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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千年”专辑中列举了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有6名中国人上榜，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其中介绍伍秉鉴的文字是这样的：

浩官（又名伍秉鉴）（1769—1843）

职业：商人

财富来源：进口、出口、钱庄

资产：千万银元

入选原因：他那个时代最富的商人

伍秉鉴

伍秉鉴的父亲是当时中国少数被允许与外国人交易丝和瓷器的商人之一。伍家只接受白银的付款，也不是所有的外国商品都要。1789年，伍秉鉴接管了父亲的生意。他还是公认的慈善家。

不过，这个名单很不严谨，没有提及伍家主要的出口货物——茶。名单中出现宋子文更是成问题。1985年，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的畅销书《宋家王朝》提到：“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宋子文

西格雷夫在注释里说明，这其实是日本在战时制造的谣言。宋子文研究专家吴景平教授、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系学者戴鸿超、胡佛研究所的郭岱君博士均认为，宋子文有那么多钱的可能性不大。

从1947年傅斯年那篇暴躁异常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可以发现，热爱收集政界秘闻但又缺乏金融常识的傅斯年，并没有能力将宋子文推行的统制经济及政府多次授意银行拒绝兑付的恶劣事件1与他个人的财务状况分开来谈。

虽然《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编辑水平有限（撰稿人未必翻完了那本通俗书《宋氏王朝》），但推出十三行行商伍秉鉴还算有眼光——当然伍秉鉴的事迹在1882年出版的畅销书《广州番鬼录》里已经被大书特书了——毕竟当代中国人了解他的并不太多。尤其是与另外四位大佬相比，他的钱既不是抢劫来的，也不是从国库里偷来的。

《广州番鬼录》

伍秉鉴与十三行很多行商一样，祖上为福建茶农。从1700年左右至1842年，十三行的生意占了中外贸易的很大部分。但必须补充的是，与多数历史书的说法相反，广州“一口通商”的说法事实上并不准确。据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决定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留粤海一关对外通商。这个政策从乾隆二十二年延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一共85年。

广州十三行

据索科洛夫·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新书《俄罗斯的中国茶时代》介绍，1792年，俄国参议院向在恰克图经商的人们宣布了双边贸易的开启（之前贸易已经进行了上百年）。恰克图贸易同样以茶为重心，主导者则是晋商。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严格意义上的“一口通商”期间，北边的茶叶贸易仍在进行。

所以可以说，伍秉鉴成为世界首富，靠的不仅仅是在“一口通商”的广州进行特许经营。十三行与全世界贸易的主要货物为茶叶，伍秉鉴之所以获得显赫地位，取决于他的茶叶质量与商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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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与伍秉鉴打过交道的《广州番鬼录》作者、美国商人亨特回忆：

浩官（伍家经商用名）究竟有多少财产，是大家常常谈论的话题；但有一次，因提到他在稻田、房产、店铺、钱庄，以及在美国、英国船上的货物等各种各样的投资，在1834年，他计算一下，共约值2600万元。

这里的“元”有三种解读：美元、一两白银或墨西哥鹰洋。明清史经济学家黄启臣教授估算，这个“2600万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美元。

威廉·C·亨特

更多的故事提到他的慷慨，比如撕了某个欠账商人的期票，让他回美国与家人团聚；手下人擅自做期货生意亏本，他谴责之余，自己承担了损失。

但十三行并不好做。曾被一些媒体称为18世纪全球首富的十三行总商潘启，就无法忍受长期恶劣的经商环境与朝廷的苛敛勒索。1808年，潘启之子潘有度以10万银两贿赂粤海关监督，辞去总商职务。潘有度刻意不培养儿子经商。

十三行商人生活在非常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一举一动关系到国家命运。他们不仅要担保洋商遵守中国法律，当中外冲突发生的时候，还要承担外交事务。

在对外贸易争端发生的时候，乾隆用连坐的方式管理十三行的国际贸易商人。某个商人经营失败，他的债务必须由其他商人代还。为了面子，乾隆会强迫中国商人加倍赔偿。

身处这种体制之下的伍秉鉴，想的是什么呢？《广州番鬼录》记载，这位老先生喜欢把自己和著名巴林公司做比较。在他的一生里，他一直与国际上的大公司竞争实力与信誉。他投资美国的铁路、银行、保险等多个行业，1858—1879年间，伍家就收到了超过125万美元的红利。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入粤禁烟。林则徐通过伍秉鉴传递书信，请教过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如何治疗鸦片瘾的问题。

林则徐

林则徐向道光提出的与洋人抗衡的诸多策略中，提到过茶叶。林则徐认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从我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这一点林则徐应该没有与茶商伍秉鉴交流过。

林则徐不与洋商直接沟通，传讯伍秉鉴之子伍崇曜等十三行商人，让他们劝洋人交出鸦片，并声称要将一二中国商人正法。十三行商人只是担保与协调人，缺乏对洋商施压的能力。

伍崇曜表示愿“以家资报效”2，林则徐说出了那句震耳欲聋的话：“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将伍崇曜拘捕起来。

年已七旬的伍秉鉴约潘启官三世潘正炜一起去疏通，林则徐痛斥伍秉鉴，并将二人戴上锁链，令士兵押送前往宝顺洋馆，让鸦片商颠地交纳鸦片。伍秉鉴“苦苦哀求，指着自己丢了顶戴的帽子和脖上的锁链说，如果颠地不进城，他肯定会被处死”。据说，颠地住所的灯熄灭了。

也许有人觉得林则徐如此对待伍秉鉴有些过分，其实，朝廷对待伍家的方式历来如此。

1831年5月，粤督巡抚偕同海关监督巡视夷馆，以馆前有所营建，怒捕伍秉鉴之子、十三行总商伍元华入狱。广东巡抚朱桂桢表示，英国人在商馆搭建的栏杆等侵犯了中国主权，因此要砍掉负担保责任的总商伍元华的脑袋。

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了当时现场场景：

“抚院及海关监督阁下……对商馆进行袭击……撕下英伦国王画像的覆盖物……以监禁与死刑威胁总商，迫使他与其他在场者跪地一小时以上。”据说伍华元此后又数次入狱。

伍元华出狱后一病不起，弟弟伍绍荣接替担任十三行公行总商。

林则徐并没有杀掉伍秉鉴。1839年6月，虎门销烟。7月，林则徐还去伯驾开设的医院里治疗疝气，这家医院是伍秉鉴帮助伯驾开设的。

余光中在《鸦片战争与疝气》一文中提到这段历史：“那年七月，洋行买办侯瓜带来林则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药给他医疝。”余光中读的应该是英文材料，“侯瓜”应该就是伍秉鉴经商用名伍浩官的英译Howqua。

不过，谈及治疗过程，还是美国学者约翰·海达德所著《初闯中国》一书描写最为准确并耐人寻味：“林则徐手下几个人来医院，请伯驾治疗一位匿名的疝气病人。伯驾为这个神秘的先生做了一根疝带，而这根疝带又刚好符合林先生的腹股部尺寸。”

这个神秘的过程，余光中的解释颇为贴切：“疝气俗称小肠气，我国幼婴常因患上百日咳而得了疝气。此病我小时就患过，后因开刀根治，当然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疾。不过钦差大臣生了疝气，却也不便张扬……”

平静的日子不长。第二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等处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7月攻占浙江定海。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并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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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林则徐对英军入侵的预测是这样的：“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林则徐集·奏稿》）

可惜他嘱托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出版晚于鸦片战争。林则徐被范文澜先生称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但他应该不知道三百年前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率领169名士兵就征服了600万人口的印加帝国；1757年6月23日，东印度公司以22人死亡53人受伤的代价击溃孟加拉的7万大军。

并非没有人对政局有清醒的预测。亨特的《旧中国杂记》一书里说，英国人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说他们这次一定要见到天子。伍秉鉴说，天子一定会去山西。亨特认为这是他一生中讲的唯一一个笑话。

六十年后，八国联军进京，光绪与慈禧往西逃亡，历时一年四个月，史称“西狩”。他们果然经过了山西。《庚子西行记》等书记载，晋商很早就得到了消息，准备接驾。慈禧在山西呆了五十多天，这是她自从八国联军对华开战以来过得最舒坦的一段日子。

这些事情，六十年前就被伍秉鉴以他特有的眼光预见到了。

咸丰七年（1857年），20万“洪兵”与英法联军南北夹击广州城。广州守军只有1.5万人（伍秉鉴已去世，此时伍崇曜募集400名壮勇参与守城）。1858年底，英法联军攻陷广州，英国领事巴夏礼带兵抓住了两广总督叶名琛。伍崇曜由广东巡抚柏贵派遣与英军议和。伍崇曜往来奔走效力，还挨过巴夏礼一记耳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什么事不会发生？不久之后，巴夏礼在“每天可繁殖1000只蛆”的刑部大牢里幸存下来；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加尔各答的牢房里绝食而死。晋商倒闭，后人颇多吸食鸦片荡尽家产；十三行没落，东印度公司覆灭。幸运的是林则徐，他在新疆重视实地考察与资料收集，提醒当局中国的忧患不在英国而在俄国，后来他的御俄之志由左宗棠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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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尽管不少人以艳羡的语气谈论伍秉鉴的财富，但在各种叙述中，伍秉鉴也因与鸦片“有关”而一直被很多叙述者攻击。有人隐约其辞，有人直面呵斥，不过这些叙述并没有证据——那么我们直面这个问题：伍秉鉴究竟有没有买卖过鸦片？

1821年，刚刚登基的道光以“知情不报”的罪名摘取十三行行商首领伍秉鉴三品顶戴花翎。据《清实录》记载：

又谕。阮元奏，请将徇隐夹带鸦片之洋商摘去顶戴一摺。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夷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禀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著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戴即行摘去，以示惩儆。仍责令率同众洋商实力稽查，如果经理得宜，鸦片渐次杜绝，再行奏请赏还顶戴；傥仍前疲玩，或通同舞弊，即分别从重治罪。

伍敦元即伍秉鉴，他的问题在于“不随时禀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大多数认为伍秉鉴与鸦片有关的言论，源头都是此段文字。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鸦片在国内的消费场景。

暹罗、爪哇一直向明皇室进贡鸦片，《大明会典》记载为“乌香”。1958年，考古学家发掘定陵地宫，经过科学化险，他们发现万历骨殖中含有较重的吗啡成分——偶尔服食过鸦片不可能留下这样的记录，这证明他是一位经常服食鸦片的瘾君子。

徐朔方认为，汤显祖在《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一诗中提到明朝皇帝在澳门采购阿芙蓉一事：

不绝如丝戏海龙，

大鱼春涨吐芙蓉。

千金一片浑闲事，

愿得为云护九重。

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记载，清朝从雍正起就严令禁烟，但禁而不绝。至道光朝，吸食鸦片现象相当普遍。据《蓉城闲话》记载，道光皇帝也曾吸（鸦片）烟成瘾。道光著《养正书屋全集》中有一篇《赐香雪梨恭记》，就是记述吸烟的经过和体会的。文中说：“新韶多暇，独坐小斋，复值新雪初晴，园林风日佳丽，日惟研朱读史，外无所事，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这是道光皇帝即位以前的事。

徐珂《清稗类钞》记载：“文宗初立，亦常吸，呼为益寿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粤寇事急，宵旰焦劳，恒以此自遣。咸丰庚申，英法联军入京，文宗狩热河，有汲汲顾景之势，更沉溺于是，故孝钦后亦沾染焉。”文宗即咸丰，孝钦后即慈禧。慈禧到去世那天都处于戒烟的痛苦中。封疆大吏中，张之洞、刘坤一都吸食鸦片（袁伟时《晚清大变局》），刘坤一烟瘾极大：“日吸鸦片二三两，惟于午、未、申三时始能勉强起坐办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李国荣、覃波在《帝国商行》一书中认为，从清代档案看，并没有行商贩卖鸦片的记录。

据英方档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明确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英国人的鸦片是通过澳门商人先官与自由商进行贸易的。编年史的另一处记载也可作为补充证据：“1815年春天，澳门的几个鸦片烟贩被捕。”

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也写道：“当鸦片贸易进行时期，经常讨论到做这种贸易的道德，以及中国人吸烟的后果问题。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几家外国行号凭着良心不从事这种交易。”而亨特所属的美国旗昌行是昧着良心买卖鸦片的，这从侧面证明他的话可信度很高。

原因很简单，享受正常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近百年的行商，长期遭受官方各种名目的勒索与摊派，根本不敢接近鸦片给官方以口实。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1817年，美国商船走私鸦片被官府查获，有担保责任的伍浩官被罚款16万两白银，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

如何看待这个事实呢？覃波研究员认为，从罚款的事实来看，伍秉鉴根本不敢涉足鸦片贸易。

财经作家吴晓波从罚款的事实大胆猜测：“怡和行即便没有直接参与鸦片业务，也至少起到了掩护和包庇的作用。”

怡和行

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一书中写道：“更多资料显示，伍秉鉴对鸦片泛滥难辞其咎。”这些资料是什么呢？“由他一手扶持起来的怡和、宝顺和旗昌三大洋行正是鸦片生意的最大从事者。”三大洋行有问题，他们的朋友一定脱不了干系，这大约也还是乾隆的连坐思路吧。

据历史文献，与鸦片贸易有关的是沿海各省走私商人、海关官吏家人、个别水师巡船。常见的运输工具是快蟹船，后来外国走私伤人参与进来，运输工具是配备枪炮的飞剪船。虽说是走私，但都是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绝不是什么洋人“夹带”鸦片——那只是官员应付皇帝的话。张鸣《开国之惑》一书有较直观的描述，细节跃然纸上：

在伶仃洋、黄埔洋面上，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幅动态的画面，走私鸦片的飞剪船在前面走，水师的船在后面追，无论怎么跑，怎么追，但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水师的船被拉远了，飞剪船还会等一等。就这样，前面跑，后面追，追到外海，后面的水师船放上几炮，鸦片船回几炮，都是空炮，像是在互相敬礼，然后回头。这场戏是给岸上的满大人看的，你看，人家的船快，我们的船慢，追不上，不赖我们。

在这种公开销售鸦片的环境中，行商很难包庇或者掩护什么——首先，行商是垄断贸易，与走私贸易势如水火，互不往来；其次，在那种阴险狡诈与胆大妄为的闹剧里，商总伍秉鉴帮不了忙，也插不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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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京先生掌握伍秉鉴的很多文献，不过刘广京先生2006年已归道山，相关著述尚未问世。哈佛大学保留有伍秉鉴写给各国商人的信件，这些信件所勾勒出的真实情景让人深感意外。美国杜克大学历史系教授穆素洁研究过这些信件，他在一次演讲中透露：

伍氏利用詹姆塞特吉（Jamsetjee）在孟买作为他的一名定期服务的代理商，负责在印度经营贸易业务，并用孟加拉汇票清算。在信件中，伍氏曾就作为从印度进口的主要商货原棉供应问题委婉地提及“商品中的投机买卖”。从给詹姆塞特吉的这些信件中表明他很可能还贩卖鸦片。

这里的“孟加拉汇票”值得留意，在清朝，政府与商人只接受银子的大环境下，有极少量商人开始使用“汇票”。十三行中，仅有潘家与伍家使用过“汇票”，并因此躲过朝廷的勒索，侥幸存活下来。建筑大师莫伯治在《莫伯治文集》中发现：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潘启为支付几个伦敦商人一笔巨款，要公司将是年生丝合约的货款用伦敦汇票支付，此次交易，是比较露面的交易。在这期间清政府只知鸦片专利，对一般商人的经营款项，还未加管制，潘启趁此空隙，将其国内大批货款，汇去伦敦。此事仅做过一次，而且甚为秘密，除去其合法继承人潘有度外，另无人知晓。

熟练运用汇票的伍秉鉴与鸦片之间的真实关系是怎样的？《初闯中国》一书透露：

1817年，珀金斯致信常驻土耳其土麦那的弗雷德·潘恩说，“我们的朋友伍秉鉴”与库欣“用强有力的措辞建议，我们大量购进鸦片”。

2015年出版的《黄金圈住地》作者雅克·当斯在书中明确地说，帕金斯洋行1819—1827年的账本中有一个账本名为“帕金斯洋行与浩官的鸦片账目”（Perkins & Co.and Houqua Opium Account Current），他说：“这显示出浩官在1821年前一直持续在毒品中投入精力。”（“It appears that Howqua continued investing in the drug until about 1821.”）

此书其他段落显示伍秉鉴的合作伙伴“顾盛通过波士顿联盟的关系把自己和浩官的资金全部投资到鸦片贸易中，他还帮忙决定从土耳其进口鸦片的数量”。

“他就管理浩官在海外的生意……并且将浩官的资金从美国经伦敦和加尔各答调回。”

“1821年以后就找不到浩官参与鸦片贸易的迹象。”1821年是道光元年，严厉禁烟的时代到来了。熟悉多种金融工具的伍秉鉴可能选择了停止自己的资金投入到鸦片贸易中。

当时，阮元从官方角度调查，最后参奏的只不过是他知情不报。如果我们怀疑阮元连眼皮底下的事还误判、误奏，或者有意大事化小瞒报，欺君之罪自有后面的人给他安上。阮元后来跟伍秉鉴关系处得很好，伍秉鉴还支持阮元的倡议，捐资筹建书院。以阮元的事功与治学水平，生前早就注定是要名垂青史的人，他不可能接受来历不明的钱。

可以说，从所有的中文文献里不可能发现伍秉鉴与鸦片之间的任何关系。“假如他的美国朋友们泄露了他们替他经营买卖的天机，他的麻烦可就大了。这个秘密是如此的天衣无缝，直到最近才被人怀疑。”雅克·当斯说。雅克·当斯的《黄金圈住地》英文版出版于1997年。也就是说，迟至1990年左右，记录伍秉鉴海外资金被用于鸦片生意的“帕金斯档案”相关内容才被学者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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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9月，伍秉鉴去世，终年七十四岁。在此前几个月，他还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帕金斯洋行的友人顾盛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这个预言了“两宫西狩”的明眼人，却迟迟走不出珠三角。

我们将眼光放远至鸦片战争爆发前一百多年，广东诗人屈大均就有“洋舶通时多富室，岭门开后少坚城”的诗句，我们今天应该为有人拥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图景而叹服。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关于鸦片的历史叙述变得模糊不清。其实，一个更苦痛的时代到来了。

国内很多省开始种植鸦片，“以土抵洋”的政策似乎成功抵制了外国鸦片。虎门销烟之后不久，身为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在给江西抚州知府文海的信中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对于土烟，林则徐又说：“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

对林则徐此言感到大为惊讶的人，应该是不了解当时的财政已到了气若游丝的地步。

在禁烟过程中，暴露出的无官不贪情形令人震惊，延续明朝低俸政策的清政府始终无法消除贪腐。那么，林则徐本人是否清廉？

道光二十六年，陕西大旱，禾苗枯死，粮价腾涌。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说“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其中的“抚”指的就是巡抚林则徐，据计算，林则徐所得“陋规”“年逾万”。

林则徐在《滇黔杂识》中曾清楚记录他本人“陕西陋规俱不收”。从他退休预留养老的款项看，他能够动用的只有两万余两白银。来新夏《林则徐年谱》记载有林则徐为诸子处分财产的分书，堪称清廉。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

1877年，郭嵩焘连上两道奏折请朝廷禁烟，两广总督刘坤一在给刘仲良信件中说：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失此百万税厘，转令贩者益多，吸者益盛，非惟无益而又害之。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

李鸿章与左宗棠也是持“弛禁”主张的。不过，许乃济值得一提，他是当时“弛禁派”一员。“严禁派”获胜后，许乃济受到降职处分，被赶出太常寺。

对国际新闻有洞察力的马克思却对许乃济的看法持肯定态度。马克思认为，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使清政府的国库得到385万美元的收入。为此，马克思说:“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意味着英国国库遭到严重的损失。”“中国政府无论从政治上和财政上着想……对外国鸦片征收进口税……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可是，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征收……增加的税收。”

现在看来，“弛禁”的本意当然不是放纵鸦片毒害民众，而是为了换取时间。但三十年后，郑观应、王韬、孙中山等人仍主张“弛禁”，说明时间并没有带来政治的好转。

1836年，阿萨姆地区产出了首批受市场欢迎的红茶，从此中国茶叶就渐渐换不来白银了。虽然土烟防止了白银外流，但白银已经枯竭。老百姓靠铜板维持生计，却要上交白银作为税收。银贵钱贱，民变四起，群臣束手。各省财政运转已无法离开“鸦片税”。

1906年，清政府颁布禁烟令，规定10年内逐步禁止烟毒。

1909年，清朝在上海外滩主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两年后，欠饷半年的湖北新军起义。

1 1927年，国民党政府命令武汉银行界停止兑付现金时，宋子文任财政部长。

2这句话被许多文章曲解为行贿林则徐本人。但查看历史可知，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这60年中，行商向政府“报效”就有18次，伍崇曜只是照本宣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