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文章《这些房子想要产权证，想上市交易，得加钱》写了几个问题。
一个是自建房成本低，居住体验好，缺点是丧失了金融属性。
只能在小范围内少数人之间流转，缺乏法律保护，政策风险高。
另一个是很多同事买的限价商品房，9年了，还没有下房产证。
以目前的行情来看，他们的房产证遥遥无期，买房的时候沾沾自喜，以为占到了便宜。
却不知道，同一块土地上，盖了几栋楼，有些是不限价的商品房，价格高，有些是价格便宜的限价房。
其实是高房价的那些人出钱，在补贴了限价房的买家。
这本身就是对高房价买家的不公平，为了弥补这个不公平，所以在产权上有一定的倾斜。
价格高的优先拿到房产证，价格低的要继续等等。
有房产证的可以利用法律的允许，用市场价交易，没有证的只能买卖双方私底下签订转让协议。
有政策风险，所以卖不出高价，成交价格是市场价的60%左右。
如果没有掌握垄断力量，所有占便宜的人，一定会在某个时刻和阶段，要做出让步。
除非你是真正的穷人，对资产没有升值需求。
以下文章写的都是一些琐碎的想法，不一定对，看过即过。
没有产权证的房子，交易困难，本质上就是被剥夺了流动性。
一件商品，如果没有流动性，很难再叫商品，价值一定会被大打折扣。
如果想要赋予一件东西更大的价值，就要为它创造更好的流动性。
解除房地产的限购就是在创造流动性。
以前大家都想买房子，流动性充沛，价格上涨。
老板们一看不对劲，就加码限购，把流动性锁住。
现在房子卖不动，交易下降，流动性枯竭，又解除了限购。
如果还不买怎么办。
就再用更多的办法为房子继续创造出新流动性。
悲观的人觉得不可能。
其实想多了，他们的工具箱里面有的是办法。
昨晚一直在追一部剧，叫《天行健》，拍的特别好。
讲的是大清在被革命前的一个寻宝故事。
这部剧里面拍了很多那个大变局时代的宏大故事在里面。
但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争夺宝藏的几方势力。
有大清内务府的保守派，以淇亲王为首的立宪派，还有革命派的同盟会。
保守派急需要找到宝藏，是因为大清的财政出现了严重问题，再没有找到新的财政来源续命，就要完犊子了。
支持立宪的淇亲王有个女婿，是北洋新军的一个头目，翁婿二人打算通过政变逼迫摄政王立宪。
但是他们两个担心北洋新军的其他人会直接干预，所以需要钱来收买安抚。
而同盟会革命多年，组织内部松散，早期的所有革命暴动都失败。
一直在苦于没钱继续搞事。
这部电视剧最大的启发就是不管什么政治立场，是掌握权力的大清政府，还是后来的竞争对手。
都在为财政所困，金钱是塑造组织的形式，不能没有。
表面上掌握国家机器的大清保守派，知道如果再不解决财政问题，那些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人，一定会倒戈相向。
而革命的同盟会也知道，不是只有一套宏伟的国家愿景理论，就能说服大家一块来搞事业。
得需要钱，需要利益来说服。
复杂的政治语言是精英之间的交流用语，对于多数普通人，说多了就变得无法理解，并不适用。
就比如我们组织多年以前的创业口号，打土豪分田地。
非常的直白纯粹，就是大家加入一块干，过上好日子。
再复杂一点，就听不明白了。
后来又有另一个伟人进一步阐释，会抓老鼠你就是好猫。
这些语言背后就是一整套激励的策略，看到好处了大家就会上去猛猛干。
一套房子，背后是国家的税收来源，是社会稳定治理的基础。
买房子，等于是把命运跟国家深度捆绑，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理解不了这些深刻的东西。
他们买或者不买，主要还是看能不能赚到钱。
而这个其中的关键，是决策者要不要继续坚持以房地产为基础的税收来源。
如果不放弃，就要想办法让大家买房子，继续贡献30年的税收。
就要让买房子的人看到好处，赚到钱，才能提供足够的流动性。
两年前的时候，我写了很多文章，从政治，经济，社会动员等等角度。
论证历史上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跟现在的房地产对比，不管是目的还是形式，极其的相似。
那时候都在锤房地产，平台对于站地产的文章在尺度上收的很紧。
我那会没控制好，经常瞎写，把自己的号都给干没了。
如果是现在的宽容尺度，那些文章都能活下来。
为什么在两年前，舆论场对地产喊打喊杀的时候，坚定认为这个行业不会死掉，肯定要救起来。
不是无脑的这样想。
而是读过一些书，了解过历史上的那些事，对一些事情的演变有了解，它们的背后都是有一定的规律。
比如历史上的政治变革，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在制度的设计上，都是往集权方向演变，在中枢决策的时候都是少数核心的几个人在拍板决定。
外部庞大的机构都是执行层面。
这种设计好处就是稳定，决策效率高，扯皮少。
缺点就是有时候人数少，智力支持不够，于是会不定时的从外部补充一些能提供决策帮助的人。
放在古代就是各种同平章事，现在就是研究室，产业发展中心之类的。
这是政治制度设计，而在经济改革层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比如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唐朝的杨炎，刘宴晏，杨国忠，李林甫。
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贾似道，明朝的张居正，清朝雍正搞的摊丁入亩。
这些人干的事，目的都是在增加税收，扩大财政收入。
而改革的聚焦点则是如何不增加百姓的负担，同时又能增加税收。
这些历史上的经济变革几乎都是遭到了失败，因为两个目的几乎很难同时完成。
一边要增加收入，一边要减少负担。
所有的这些历史上的经济改革为什么到最后被骂，变得一地鸡毛。
主导改革的人一死，像张居正，或者支持者一死，像王安石。
改革就被推翻，更惨的是还有人被清算。
为什么会这样。
传统的解释是得罪了既得利益者，被他们集体的反对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有个学者叫秦晖，总结了一条定律，叫黄宗羲定律。
大致的意思就是每一次历史上的经济变革，百姓的负担会下降，但是过一段时期后又会反弹，而且还会超过原来的负担。
这个才是历史上那些经济变革失败的原因。
并不是主导改革的人性子太坏，要搞人搞事，而是受限于条件所困。
在增加收入和减少负担之间，一直没有找到平衡的办法。
而政权的稳定，国家的治理又受制于财政水平，为了更宏大的目标，只能在辛苦一下自己人。
所以如果现在有一种税收方式不但效率高，而且伤害程度相对于其他税收方式更小一些。
那在找不到更好的替代物之前，是万万不能轻易去破坏。
而真正要在增加财政收入和减少百姓负担之间要找到平衡点。
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出更多财富，生产出更大的蛋糕。
继续把搞经济放在更高的位置。
而现在明显就是这样，kpl就是一种引导，考核什么就能干什么。
其他次生的问题，等财富增加了，自然会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