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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上班期间，偶然看到菏泽巨野万福河在七十年代开挖的描述：“1970年冬，菏泽专区组织民工20万人治理万福河，施工段上至东明县王二寨，下至济菏边界，长1093公里，其中属于东鱼河北支截流上段73公里，按“三年一遇除涝，二十年一遇防洪”标准，马庄闸以下按六级航道开挖，共完成土方1140万立方米。下游济宁段施工，自菏济边界至湖口长38公里挖河筑堤，全部由金乡县承担。1971年12月～1973年1月分三期进行，共出工10.3万人次，完成土方499万立方米。”如此浩大的工程，全部依靠人民群众 “挖河工”肩扛手抬完成，让人不仅赞叹人民群众之伟力!事实如此，鲁西南平原上的诸多河流，多是在七八十年代响应党中央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的号召，主要解决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为此开垦了许多新河道，修建了大量的水利枢纽工程。我家乡金乡的莱河、万福河、北大溜、东沟也不例外，正是父辈们的辛劳和汗水，换来如今的碧波荡漾，风景如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是以生产队为集体单位，农民集体参加生产队的田间劳作，按出工多少男女有别拿工分作为报酬，全村劳动力都得集体上工，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每逢秋收之后年末岁尾，县里公社里还得组织全体劳动力兴修水利设施，修水库、建大坝、挖大沟、挑大河。于是，一个刚劲有力的名字-----“挖河工”便响彻在乡村的大街小巷家喻户晓。这些工程的修建，少则一个月，多则数月，大队统一安排，组织人马，人们自带被褥、铁锨、扁担、抬筐、地排车等用品工具，吃住都在工地上。每到准备去开工前，生产队里要自备大锅土灶，蒸馒头的蒸笼，出发前，还要召开社员动员大会，挑选精壮力强的劳力参战，号召大家不能落到别的生产队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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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管出生在七十年代后期，但与挖河工却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今年春节回家探亲，与父母相聚，年近古稀的父亲放下酒杯，给我讲起带我去挖河出义务工的事情，尽管我当时年岁尚小，但在父亲的提示下仍依稀记得这些往事，现在想来仍然唏嘘不已。
1981年，我4岁左右的样子，这是我的模糊记忆与父亲的模糊记忆叠加在一起的结果。这年冬天，按照大队安排，我们小村有4名青壮年劳动力“出河工”，分别是父亲、二叔、寿山爷他和君伍伯伯，小小的我因为家中无人看管，也被父亲带上了十五公里外的工地。出发那天，下着毛毛雪，风大得很，每人用自行车拖着一辆地排车，上面装着行李和铁锹、䦆头、绳索、抬筐及其他工具。父亲将褥子铺在地排车上，用被子将我包住，放在车上。一行人有说有笑，颠颠簸簸地行走在乡道上，三十里的路程用将近三个小时，我在迷迷糊糊糊中睡着了。待到醒来，已经到达挖河的工地， 2公里多长的挖河工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喇叭声声、战歌阵阵。一队队挖河大军，沐浴着灿烂的冬阳、迎着凛洌的寒风，有的肩挑行李铺盖卷、有的拉着装满米面油菜的地排车、有的挑着铁锹、钉钯畚箕等挖河用具，精神饱满、喜气洋洋，从四面八方汇集于各自的分工地段。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顿时，莱河疏浚工程的两岸，人声鼎沸、临时搭建的帐棚里人们忙忙碌碌，一时间只见一缕缕炊烟袅袅上升飘荡在工地的上空。
父亲和乡邻们则忙着搭建窝棚——一种原始的人字形临时住所，可以遮风挡雨，抵御严寒。这次挖河工是莱河疏浚工程，我们大队来了约一百名名壮劳力，负责约200米长的河道清淤开挖。一个宽敞的窝棚搭起来后，工地上提供稻草，厚厚的铺在地上，一溜四个铺位就出来了，脸盆等放在靠近窝棚门口的地方，其实也没有什么门，两三捆秫秸捆起来，就是一个门了。同一个大队谢园村为我们一行五人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将伙食费交给他们。我的远亲德发爷爷负责伙房，他们愉快的接受了我们的搭伙，同时，他也接受了父亲的委托，负责在大人上工时看管我，这让我童年时代对挖河工的体验更舒适一些。
那个时代挖河没有挖土机、拖拉机等机械，这么大的工程只能全靠铁锨挖，扁担抬，板车拉，人挑肩扛。整个河道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喇叭喧天，热火朝天。清晨，太阳还没有露出笑脸，嘹亮的起床号声将熟睡的人们从温暖的被窝里叫醒，乡亲们紧张地穿衣洗漱吃饭。只要出工号声一响，工地便沸腾起来：挖泥添车的，驾车拉偏绠的，持掀平整堤坝的各司其责。有的穿着单衣单裤，有的光着膀子，有的脖子上挽着毛巾又擦汗又垫肩。民间有三苦，打铁行船磨豆腐。现在想来，挖河不亚于这三苦，可以说比它们还要苦三分。对原有的河道进行疏浚，是一个费力气的活儿。枯水期的河流已初分段抽干，从河床到河堤垂直距离约十五米深，七八个人一组，泥土装车后，从河底拉到河堤二三百米处，河堤斜度大泥泞不堪，如果是用淤泥新土垫的路，那会将车轮深陷进去，必须增加专人拉绳，一辆车七八个人，一人驾车其余人拉帮车。闲暇时，德发爷爷就牵着我的手，看乡邻们出大力向上拉车。他们弯着腰，弓着背，头朝下，脸朝地，瞪着眼，喘着气，喊着号子才能把一车泥土拉到堤坝上面。空车回来也不省力，驾车人必须双脚蹬地，身躯后仰，用双臂胳膊紧紧地夹住车把，使劲地扛住车子，不然一旦失控，那空车会迅速的乱窜，还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父亲回忆说，身体不好的人队里是不会派出河工的，这种超极限的体力劳动对人体伤害特别大，而且由于他是集体劳动，需要向心力，哪一个人出脱了力，几百斤重的泥车如果中途滑下去，撞死撞伤人都有可能。这种力气活儿，要持续干两个月，每天几十车，大人们都累得死去活来。晚上，几乎没人说话，他们躺在床铺的同时，便会响起震耳欲聋的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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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挖河工最清晰的记忆是大伙房的饮食，几千人的工地由数十个大队的群众组成，每个大队或村庄都有自己的伙房，由专人负责做饭做菜，提供后勤服务。父亲和其他三位乡邻在谢园村的伙房搭伙。80年代初，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加上政府重视，因为出河工是力气活儿，伙食倒还不错，起码白面馒头还是能管够的。我沾了德发爷爷的光，做好的吃食总是提前喂饱了我。更幸运的是，谢园的伙房与我外公家村子的伙房离得很近，他们也很关照我，做了好吃的东西总是抱我过去吃。工地上二千多口人，估计也就我一个小孩子，就成了稀罕物儿。那时，妇女们也参与挖河工，她们离开孩子到工地上干活儿，对孩子的思念与喜爱也就寄托在了我的身上。每逢改善伙食，那些大娘大婶和姐姐们就把大肥肉片子送到我们的窝棚，着实为我的童年增加了不少幸福感和满足感。干活人也是干饭人。我很早就见识了这些青年壮劳力的饭量。寿山爷爷能吃一大马勺油炸丸子，再加上一大盆面条，父亲则一顿饭能吃五六个大馒头，那可是一斤干面出3个馒头的超级大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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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挖河工这件事过去近四十年了，可是回想起来它却是我人生长河中泛起的涟漪浪花一朵、是我历史记忆宝库中珍藏的珍珠玛瑙一颗;它真实地记录着那个时代家乡人民群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的无私情怀。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文／江夜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