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少年时代的诸多记忆中，棉花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占据着重要地位，以致中年时期工作焦虑时，夜晚梦中会反复出现这样一个场景：满地的棉花白花花的开着，我就在一片茫茫的白色中焦急地摘棉花，那棉花无穷无尽，仿佛永远拾不完，然后惊醒，复又入眠，重复着同样的梦境。
八十年代初期，鲁西南平原上，我的家乡金乡，才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是当时主要的经济作物，也标志着家乡种植结构调整的开始——从传统粮食种植为主向以经济作物为主的种植结构转变。我所在的村庄，又要晚一些，大约在1986年开始，父亲首先从外地买了优良种，第一次试种成功，向全村推广，得以普及。我一直坚定地认为，父亲是一位坚定的成功的农业种植先行者，他在村里率先种植棉花、西瓜、种植果树，并且在这些领域的农业技术上遥遥领先，传帮带了诸多乡邻，为小小村庄的农业经济做出了贡献!回想起那些年来，乡邻们聚集在我家的田地四周，围拢着父亲问些农业技术问题，心中还是泛起满满的自豪感!
四月中旬，棉花就需要打“营养钵”育苗了。按照计划种植面积，挖出长方形的“育苗炕”，在摆放好的“营养钵”上面植放棉种，覆上薄土，喷雾器均匀地洒上水雾，然后在“育苗炕”上设置小拱棚，提升温度，确保棉种在适合的温高和湿度环境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待出棉苗出齐，还要定时通风、除草、浇水，如同照料婴儿一般。5月下旬，寸许高的棉苗就要移植定苗了。家乡采取棉麦套种方式，所以在齐腰深的麦田里栽植棉花是个辛苦活儿。那时，我和弟弟妹妹年龄尚小，五六亩地的棉花主要靠父母二人一棵一棵地种到地里，挖坑、种苗、填土、烧水，勤劳的父母几乎把全部精力投放在几亩黄土地上，将汗水转换成物产，养育了我兄妹四人。
打棉花杈子、捉棉蛉虫、打药均在盛夏进行，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一望无际的棉花田里，母亲用旧毛巾包了头，仅露出上半身，在茫茫的棉田苦熬了无数时光。我出身农家，成年后在省直单位、中央直属单位工作，长期在省会城市生活，但一直对农业、农村、农民怀着深厚的情感，深知农民生活之大不易，这多来自于童年、少年时代对父母乡邻劳动艰辛的深刻体会和感悟。
七八月份，棉花花盛开，或洁白，或紫红，或嫩黄，鲜艳艳地绽放在万顷碧涛中，整个村子弥漫着棉花特有的甜香味儿，这是夏天的家乡特有的味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为失眠所苦，求医问药皆不见效，但一回到家乡，置身于这种甜香之中，失眠症便不药而愈!家乡，给人提供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便是家乡的终极意义了。棉花花儿谢了，便生长出绿色的棉花桃子，棉絮在棉桃里孕育，待到九月便吐絮，生成棉花!
童年时代，家乡的夏季多雨，八月份更是如此，常常是七天或十几天的连阴雨，淅淅沥沥，无休无止，半个月不见天日是常有的事儿。棉桃经了雨，不见阳光，便会发黑，不能吐絮!如果不及时采摘，又会影响其后棉桃的生长。棉田里积满了水，父母常常是挽了裤腿，赤脚下田，将黑了但未吐絮的棉桃摘下来，运到家里。记忆中，父母常常一身泥水，背着蛇皮袋子盛放的棉花桃子，一趟一趟向家里运送。周末，我从外村上学归来，常常是一家人聚在昏黄的灯光下，剥棉花桃子直到深夜。由于染色的原因，手指手掌常常是黑的。
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月光下拾棉花。那些年，我和弟弟妹妹年纪尚幼，能够帮助父母甚少。1987年，风调雨顺，家中的几亩棉田几乎同时吐絮，天气预报又言说近日有雨。父母着了急，带着10岁的和年龄更小的大弟、小弟，全家人几乎吃住在棉田里。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恰逢阴历十五前后，月色明亮，一家人吃过晚饭就在田里拾棉花，一直劳作到后半夜，连续数日，甚是辛苦，最终在连阴天来临之前将棉花拾到家中。
那个时节，棉花对农民的意义非凡，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农民的一切。我曾深刻感悟到这一点。由于棉花收获后要轮作小麦，一般会提前将尚有大量棉桃的棉柴收割，置放在水渠里，经日晒自然吐絮。我家几亩地的棉柴就放在村东的水渠里，开得白花花一片，捡拾不过来。村集体决定用排灌站浇地，不留任何时间，大水很快就淹没了棉柴，父亲和母亲就流着泪从水里捞取棉柴。那个所谓当权者的大家族 族长一向对我家不太友好，他直接冷漠地下达了接电漫灌的命令，大水瞬间淹没棉柴，连同白花花的棉花，乡邻们一概袖水旁观，看着笑话，看着我的父母在泥水里摸爬滚打。也就在那时，我就坚定了要读书，要读好书，过好生活的信念。对于家乡的小村子，二百口人，四五个家族，充满了斗争、霸凌，大家族欺压小家族，嫉人有笑人无，我没有太好的看法。底层思维决定他们只会欺压更为弱小的族类。村里的恶霸流氓会在酒后，在大街上骂街，孩子们之间的冲突，他会持刀冲到别人家里，会二三人一起喝酒商议如何算计日子过得较好的人家。现在想来，真是可怕，没有法治加持的八十年代的农村，这种现象比比皆是，给人留下一生的阴影。
那个年代，农民的无助与无奈，更多地体现在卖棉花上。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决定了棉花只能由国家收购，即要仅有供销系统的棉花收购站来收购，在县里，由县棉厂收购，我的家乡的桥头上有也有一家棉花收购站。记忆中，收购站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待得收购站的大铁门哐当一声打开，两个穿中山服的棉花验级员腋下夹着文件夹，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鼻孔朝天地向门外走来。棉农便围拢过来，统一的动作便是敬烟，就这样两位验级员便嘴里吸着，手里拿着，耳朵上夹着，周围是一支支擎着烟的手。对棉农而言，棉花质量的好坏，销售价格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一张嘴。我的那些父老乡亲，在棉田辛苦劳作将近半年时光，在销售环节上，他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卑微，弓着腰，向当权者敬献着自己平时舍不得抽的好烟，软语温言，极尽谄媚。任何时代，只要有绝对的权力，就有绝对的腐败，这种所谓的权力给了这些人极大的自信，他们在权力的加持下，视农民如草芥，无尽地剥夺农民的利益与尊严。三十多年后，我又见识了一位当年棉厂领导的公子，自大自恋，唯我独尊，贪婪自私，狂妄无耻，嚣张至极，丝毫没有道德底线，靠着父辈荫照谋取了芝麻大的官职，愈发了不得了。细细思虑，正是当年他的父辈与棉农们打交道时那种权势滔天，为所欲为，造就了他这种性格和处世态度。
验级员验收评定级别后，就确定了价格，在过磅员、开票员的呵斥声中，棉农们点头哈腰，丝毫没有尊严，几百斤重的棉花包由棉农自己搬运到二十多米高的棉垛上，工作人员就那么冷眼瞧着，一有不适，便加以斥责。我所在村大桥头的棉花收购站，曾发生过过磅员与开票员联合在称重时恶意少开重量的案件，让人憎恨不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万事皆有因果报应。那一年，桥头的棉花收购站数十万斤、三十多米高的棉垛突发火灾，工作人员满脸黢黑，全力抢救棉花，声嘶力竭呼唤围观的数百名群众帮忙救火。十来岁的我，就站在人群当中，亲眼目睹了当时的影像：数百群众没有言语，没有动作，都冷冷地看着，没有一人上前帮忙。我想，这大概是一种无声的消极对抗吧!
90年代末期，市场经济的兴起，统购统销政策的取缔，棉厂、收购站，乃至整个庞大供销系统，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一是政策使然，二是人祸使然。三十多年后，省委开展了供销系统专项巡视，一批蛀虫浮出水面，当年风光无限的系统一往无前地没落了下去。
家乡种植棉花的时代已过去三十多年了，重拾记忆，心中充满了无奈和唏嘘!现在家乡已鲜有人种植棉花。我想棉花还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是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家乡人的思想图腾，是家乡农村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很好必要把这些琐碎的记忆传承下去，永远铭记、反思!
文／江夜雨
鲁小象，讲述最美金乡故事！
江夜雨，金乡人，用文字讲述金乡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