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在德国汉堡大学毕业回国从事法学教学与研究以来，有很多机会邀请德国教授来中国讲学，与中国师生进行交流。从经济上来看，他们有时候还要倒贴，即便不倒贴，通常也就是收支平衡而已。在学术上，只有极为少数的德国法学教授以中国法为研究对象，参与交流的德国学者大多从事本国法的研究，了解中国法对他们自己的研究没有帮助。因此，一直以来我就想知道，德国同行乐于与中国师生交流，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最近，老朋友德国明斯特大学Sebastian Lohsse教授来京，怀着极大的热忱与我们进行了交流。晚上请他在禾谷园社区餐厅明光北里店（之所以说明餐厅名字，一是说明Lohsse教授不是冲着高大上的餐厅来的；二是跟这个餐厅很平民化，价格亲民，因此我愿意为他们宣传一下），特意跟他讨论起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给我一定的启发，特此整理如下。
一是他觉得给中国学生上课很有意思。虽然是讲授德国法，但在课上经过交流，知道中国法上对同样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的，两相比较，获得新知，满足了其好奇心，虽然没有直接的用处，但乐在其中。
二是作为德国民法教授，其很关心民法被正确地讲授，而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看到他人不正确地讲授德国法，以讹传讹，是令人难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只要是有机会，他就愿意去讲授德国民法。这给了我一个启示：教职并不仅仅是一个谋生手段，而是一个志业。高校教师应当认同自己的专业，以促进本专业的知识得到正确传播为己任。这跟我的一个说法有点相似。在法学是显学的今天，宪法学是法学中的非主流，宪法学者是“绿原上啃枯草的动物”（林来梵老师语）。他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宪法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说，个人精力有限，只能抓大放小。宪法这么重要，不亲自抓，晚上睡不着觉啊！
三是支持耕耘德国法的中国学者。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就能够向中国学者介绍德国民法的最新动态，使其知识得到及时更新。此外，对于中国同行的教学也是一个支持。向中国学者的学生讲德国法，学生就有机会获得一手的德国法知识，会觉得远在八千公里之外的德国、德国法、德国学者并非遥不可及，往往会有兴趣继续学习德国法。这一态度，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前法官盖尔教授高度相似。从2010年开始，除了疫情期间完全中断一年，第二第三年改为线上进行，盖尔教授每年克服困难来北京参加中德宪法论坛，至今已经来京11次。有一年是手术之后不顾医生的反对而坚持参会的，并为了防止病情恶化，凌晨到京，白天参会之后晚上立即返回德国，在北京只呆了一个白天。为了避免给我们带来心理负担，事后他才解释为什么那次只呆了12小时。我说这种情况下，您不来，我们也要完全理解啊！他回答，首先，与中方宪法学者交流很有意思，其次，他知道中方学者都重视他的参与，如果缺席会议，多多多少会影响会议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