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那边（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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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丨静闻
图片 丨Charles Vickery

大轰炸那天是个周末，街上全是人，昆明城熙熙攘攘像个太平盛世。天，坦荡荡地蓝，阳光肆意倾泄，满城的桂花约好了似的全开了，黄的，白的，一团团，一簇簇，香味沁在空气里，幽幽的甜。

一群人风尘仆仆地走来，打头的是老白。车队后半夜到昆明，天亮排队卸货，一趟紧急运输顺利结束，又领了一个月的薪水，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吃一顿，犒劳犒劳自己。这时候的他们就像一群流浪汉，褪了色的黄布军装皱巴巴地耷拉在身上，油污东一块西一块，有些地方还开了口，脚上的鞋沾满尘泥，看不出原先的颜色了。街上不断有人回头，看呗，滇缅线上跑了近千公里，饥一顿饱一顿，白天累了睡车肚，夜里困了睡车头，还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汽车抛锚变修理工，车轮陷入烂泥当大力士，遭遇塌方还得做“山大王”，翻车随时发生，死亡如影相随，谁还来得及在乎形象呢？

几个胸戴校徽的女学生向他们招手致意，老谢调皮地打了个唿哨，老傅还了一个歪歪的军礼，“流浪汉”们都笑了，引来更多的目光。吸引人的，不是他们的灰土灰脸，而是灰土灰脸里的青春抖擞。

老白的两条长腿跨得很快，鹿似的轻盈。只有在滇缅线上踩过油门的脚，才能深刻感受城里街道的平坦结实，可以随便踩，随便踏，完全不用担心翻车。天气这么好，桂花的香气缭绕，每一口呼吸都带着植物的纯凉，让人心生欢喜。其实，没有桂花，老白照样欢喜。完成一次紧急任务，大伙平平安安回到昆明，昆明的机工宿舍还有星洲来信未婚妻的绵绵情话在等着他。

国振牵着星，止不住的笑挂在嘴角，一圈胡茬使他的脸长出薄薄的风霜，那笑像是薄霜里开出的花。每一趟长途运输结束，回到熟悉的城市生活，另一个他就开始复苏——吃，痛痛快快地吃，然后剃须理发，舒舒服服地洗个澡，换上西装、皮鞋，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到翠湖、滇池去游逛，然后……

星更兴奋，一会撒着欢跑在国振的前头，一会又绕着一棵树嗅来嗅去，不时抬腿撒点尿圈占领地，遇到别的狗，它不是朝人家横眉立眼，就是撵上去献殷勤。国振拽着绳子，不让它跑远。

迎面来了一支娶亲的队伍，扎着红绸的花轿在轿夫的肩膀上颠来颠去，轿帘也跟着晃来晃去，金线绣的龙凤在帘上游动，帘下两个红鞋尖时隐时现。国振看着花轿傻笑——如果穿高跟皮鞋的余战也坐上这样的花轿，那是什么感觉？

“阿振，想什么呢，口水都流出来了。”旁边的老谢擂了国振一拳。

老郑抬抬眼镜，一本正经地说：“老谢，人家小孩子在做春梦呢，你老人家捣什么乱啊？”大伙嘻嘻哈哈地笑。

老谢、老郑都是有家室的人——从星洲出发时，跑进队伍找阿爸的就是老谢的女儿——老白有未婚妻，老傅、老余他们都有女朋友，国振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孩子、一张白纸。

其实，国振的心里也有一片云，纯洁的，轻盈的，比所有美好还要美好的云。那春光般明媚的脸，那星星般灼灼的眼，那棱角分明蓄着无限丰富的唇，余战，这个他在星洲时总躲着的女孩，云一样飘在他的天空里。他们搭过戏，他在戏里拉过她的手，揽过她的肩，但那时候的他不是他，他只是戏中的人。现在，就是睡在车肚下他也可以回到那戏里，拉着她的手，揽着她的肩，让迟到的甜蜜麻酥酥地流遍全身。偷偷地想一个人，像风一样自由地想一个人，不必担心她会气、恼，也不必担心旁人笑话，真好。如果再来个郭长骏和周昌文，国振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了。但九批华侨机工共三千余名南洋青年抵达昆明，国振只等来郭长骏和周昌文的信，他们已结伴回琼州去了。

“汪，汪汪”，花轿过去，星冲着轿子叫，欢跃着要追上去。

国振忙拽紧绳子喝住星，一条桂枝正好碰上他的脑门，他一缩脖颈，金黄的花瓣纷纷地落。

警报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的，尖锐，犀利，屠刀一样划过祥和的空气。昆明城立刻陷入混乱，屋里的人往街上涌，街上的人往城外涌，寸步难行的车辆拼命地按喇叭。

西边的天空出现几架飞机，人群乱成一锅粥，一个孩子指着天空大叫：“飞机屙屎了！飞机屙屎了！”

轰！轰！轰轰！城西头传来一串爆炸声，震颤从地面传来，满街凄厉的尖叫和绝望的哀嚎。迎亲的队伍散了，花轿丢在路中央，龙凤呈祥的轿帘安静地垂着。

飞机飞过来，机翼上膏药旗清晰可见，轰鸣声辗过警报，辗过仓皇的人群。

“散开，卧倒！”老白吼喊。

“散开！卧倒！”老傅吼喊。

国振被裹挟、冲撞，绳子脱了手，星不见了。

“星！星！”国振大声唤他的狗，他的声音淹没在声音的洪流里。

老谢来拽他，他不走。

“星！星！”国振将手拢在嘴边唤他的狗。

老谢架着他跑。

炮弹呼啸而下，老谢往前一扑，将国振扑倒在地，爆炸的巨响震天动地，街边的屋舍像玩具一样碎了，地上的人和车被炸上半空，国振的世界黑了，静了。

国振是被星舔醒的，醒来的时候，星温润的舌头还在一下一下地舔他的脸。他茫然的眼帘上映着一张狗脸，狗脸上斜着几枝桂花，桂花的枝杈间卡着一条腿，红绣鞋竖向浓烟滚滚的天空，桂枝上还挂着一截肠子，血水不偏不倚正滴在他的额头上，滴得他周身黏糊糊的。天啊，这是在做恶梦吗？他的身体怎么动弹不了，他被梦魇住了吗？当噼哩啪啦的燃烧撕心裂肺的哭喊刺鼻的硫磺浓烈的血腥一股脑儿涌来，国振才发现老谢一动不动地趴在他身上。

这一次大轰炸，昆明城死伤无数，车队失去老谢和老傅，还有两个战友被炸成重伤。

接下来的日子，日机隔三差五就来炸一轮，滇缅线是轰炸的重点，运输被迫在夜间进行。队长老白说，夜间运输危险很大，有顾虑的队友他可以帮忙申请到维修部门去。老白深下去的眼窝盛满忧虑。

老余攥起粗大的拳头：“妈的小日本，老子跟你拼了！”

国振说：“我不走！”

老郑说：“我留下来！”

“我也留下来！”

“我也留下来！”

没有一个人退却。

“好！”老白伸出右手，掌心向下，十一个脑袋围成一圈，十一只大手叠在一起。

星从他们的腿间钻进来，急得直哼哼。大家把手放低，让星也添上它的一条狗腿。

“等等，还有我们！”大家回头，傻了眼，中队派来的四位补充队员，为首的就是跟他们干过架的喷刚哥。

“怎么，不欢迎？”

老白忙说欢迎欢迎，国振将头扭到一边。

“大少爷，咱们不打不相识，见了面怎么连声招呼都没有？”喷刚哥笑，一副无赖相。

“我不认识你。”国振的声音像从火药桶里出来的。

“那就正式介绍一下，敝姓雷，单字刚，大名雷刚，外号喷刚哥。从今日起，我是你们的队长。”喷刚哥咧着大嘴，东倒西歪的黄牙占了大半张脸。

国振冷冷道：“我们有队长。”

“白队长是吧？”喷刚哥龇着黄牙笑，“别急嘛，兄弟是过渡的，过了年就去中队报到，嘿嘿……”

三个同来的“辣椒头”也跟着嘿嘿笑（“辣椒头”是华侨机工对国内机工的戏称）。

国振还想说什么，老白的手按在他的肩膀上，他懂得老白的手语：不必计较，咱们是回来抗战的。这个老白什么都好，就是太“君子”。运输处那帮家伙明摆着欺负华侨机工，他倒好，人家怎么来他就怎么受，永远是那句：不必计较，咱们是回国来抗战的。现在好了，一个华侨分队挤进来四个“辣椒头”，队长还是喷刚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喷刚哥一来就把小分队分成三个班，跟他来的三个人都当了班长。他要求各班开展竞争，争创更好的成绩。这支华侨分队的运输成绩在整个运输处都是杠杠的，喷刚哥托了关系到这里来当队长，就是想踩着它的成绩往上爬，进入中队，再进入大队，以后捞钱的机会就多了。世道这么乱，谁不想趁机捞一把呢？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什么“万众一心，保家卫国”，什么“军民团结，一致抗战”，公路沿途粉刷的口号只有这些傻乎乎的南洋机工才当真，运输处那些当官的，哪个不肥得流油？滇缅线上来来回回的走私商，哪个不腰缠万贯？

大家看不惯喷刚哥，老白说，谁当队长都没关系，咱们的任务是运输，大家要永远记住把“安全”放在第一，赶走日本，咱们还要一起回南洋。

夜间在滇缅线上行车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天昏地暗，车灯只能照见车前短短的一段路，此外什么也看不见。上坡、下坡、拐弯，全凭记忆。有些路段地势特别险峻，民谚“初一翻车，十五到底”，再有经验的老司机腿肚子也颤抖。翻车伤亡事故天天都在发生，与喷刚哥同来的三个“辣椒头”，不出两个月就一死一伤，喷刚哥又补充进两个“辣椒头”，仍当班长。

腊月初，车队执行紧急任务——给云南驿的飞机场运燃油。车队赶到仰光的港口装飞机油，又马不停蹄地往回赶。最后那个夜晚，车队离下关已经很近了，下关一到，云南驿也就不远了。国振把车停在路边解手，星也跟着跳下来。天上冷月半弯，山风很硬，带着冰雪的气息，国振打了个寒战。冬天已经来临，他还穿着单薄的旧军装，外边套一件薄夹克。每月的薪水是固定的，物价却天天在飞涨，父亲给的钱不到关键时刻他不会乱花。

解完手，国振唤星上车，星却磨磨蹭蹭不肯走。远处传来狼的叫声，星也跟着哼哼。国振又好气又好笑，这狗东西越大越贪玩了。他不再理星，一个人回到车上，他知道，星马上就会追上来的。可星赖在路上，像一个还没玩够的孩子。换在平时，国振或许会在路边抽会烟，让星再玩一会。可这一次是紧急任务，喷刚哥下令，车队在天亮前必须到达云南驿。国振在车上叫星，星汪汪回应，迟迟不肯上车。国振嘭地关上车门启动汽车，开了十几米，星还是没有追上来。国振真的生气了，他熄了火，将手电筒斜挎在身上，下车往回走，这狗东西再不听话，他今天就遂了它的愿，让它在山里当一条自由自在自生自灭的野狗。

星跑过来咬国振的裤脚，将他往回拖。国振心一动，知道自己可能错怪星了。他跟着星往回跑，跑了一段路，星站住，冲坡底汪汪叫。国振用手电筒去照，发现坡底下翻了一辆车。星朝坡下跑去，国振的心揪了起来，如果车上的人还活着，他得马上施救，可一个人怎么救啊？车队开到前面去了，他无法寻求帮助。

坡底传来星焦急的叫声，这等于向主人确认，车上有人需要救援。国振这会也顾不上别的，抓着灌木就下坡，走一段，滑一段，来到翻车处，他用手电筒往驾驶室里照——真的有人！那人倒在方向盘上，满头满脸都是血，国振伸手进去摸那人的脖颈，在黏稠的血里摸到细微的脉动，人还活着！可车门已经严重变形，根本打不开。国振只得又爬上来，跑回车上取来铁锤、铁钎。车门被他撬开了，人却卡在车里弄不出来。

国振急得没办法。星仰着脑袋默默地看着它的主人，月的微光在它的眼里，国振看到了一只狗对人类的悲悯。这悲悯让国振冷静下来，他借着手电筒的光，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撬，终于把人给抱了出来。

接下来就是上坡。望着黑乎乎的坡崖，国振深吸一口气，一只手竖抱着伤员，另一只手抓住灌木往上爬。坡陡，身沉，国振每走一步都觉得吃力。

星低声嚎叫，国振回头，看到对面坡崖上许多绿莹莹的眼睛——狼群！他打了个激灵，全身的毛孔翕张，冷汗直冒。如果这群狼从坡崖上下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国振咬咬牙，抱紧伤员，加快速度往上爬。

星在他的身后，不时发出几声低沉的声音，它是在威胁那群狼。

国振拼命往上爬，他的手抓住一丛刺灌，疼痛钻心，他不敢松手，忍着疼痛又向上爬了几步。

星像狼一样嗥叫起来。

国振知道狼群在逼近。快点，再快点！公路就在眼前，抓往头顶的那丛灌木就可以上去了！他的右腿忽然痉挛起来，他使劲地蹬那条不争气的腿，伸手去够那丛灌木，却怎么也够不着。

“星！星！”国振唤狗。

星跑过来，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它跳上灌木，将枝条压低，国振一把抓住，用力蹬了几下，终于爬上公路，抱着伤员向汽车跑去。

他的身后，星的叫声已走形。

国振把伤员抱进驾驶室，关车门，发动引擎，一次，两次，三次……汽车像得了寒热病一阵又一阵地颤抖，直到第六次，发动机才突突地响起来，车子开动了。国振大声叫星，星从车窗里跳进来，稳稳地落在国振的膝盖上。国振关严车窗，用拴狗的绳子迅速将伤员固定在座位上。汽车吼叫着，向下关开去。

东边的天空出现了红晕，千山万壑从混沌里显出起伏的线条。天地越来越明朗，公路越来越清晰，国振把车开得飞快。当他把伤员送进下关医院，一轮红日已经升起来了。国振连口水也来不及喝就赶往几十公里外的云南驿，这是紧急运输，运的飞机用油，他耽搁不起。

不用说，车到云南驿，国振挨批了。喷刚哥才不管你什么原由，没按时到达就该挨批。国振和喷刚哥理论，华侨机工都站在国振这边，喷刚哥那边也有三个“辣椒头”，要不是老白劝说，双方早就动手了。

在星洲，“同胞”这个词总给国振温暖、宏大的感觉。它是一个古老种族在漫长岁月的衍生，就像一棵大树的叶子，一茬茬地长，有着相似的形状和颜色，受着同样的风霜雨雪。在这个温暖而宏大的词汇里，国振不是一，而是四万万分之一，他和四万万个“一”汇聚成浩瀚的大海。站在回国的轮船上，看着越去越远的星洲和塑像一样立在码头的父亲，国振听见心头澎湃的潮声——别了，星洲，我的四万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我的国家濒临覆亡，他们需要我的拯救，需要我的流血牺牲！

可当他回到国内，当他和他的同胞站在一起，当同胞具体到小贩、“辣椒头”、运输处的官员，“同胞”变得模糊了。

战争让一切走了样，只有时光在天地间漠然地来去。

除夕到了，星洲机工在昆明酒馆聚会。老白被推上台讲话，他仍穿着去年除夕回国时的那套西装，脖子上围了一条浅灰的围巾，人黑了，瘦了，可看上去还是那样挺拔俊雅。

“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与我们一同回国的战友，有的已长眠于地下，有的翻车坠崖连尸体也找不到，星洲，他们是永远也回不去了……”

老白哽住了，他的头低下去，大家默默放下酒杯。

“日本叫嚣三个月亡我中华，但从卢沟桥事变到今天，二年半过去了，中华还在！”老白忽然抬起头，眼里泪光闪闪。

国振的心涌起一团辛辣，他懂得老白的话——同胞，四万万同胞的坚守将战争拖入泥潭，“同胞”又一次变得温暖而宏大，他，又是四万万分之一。

“不要怀疑我们当初的选择，更不要怀疑我们工作的意义！滇缅公路是国家最后的输血管，前线的军用物资、后方的生活用品和工业原料都靠这条路来输送，我们和千千万万守土将士一起，用流血牺牲粉碎了敌人的狂言！现在，战争已进入僵持，越往后局势对日本就越不利。新一年即将来临，我坚信，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大家热烈鼓掌。之后是乐器合奏，老白的口琴，还有其他人的口琴、吉它，当《告别南洋》的旋律响起，大家都跟着唱，跟着吼，也跟着流泪。

国振走出酒馆，一股寒气迎面扑来，他裹紧西装外套，眼睛却亮了——啊，下雪了！

雪花悠悠地飘，轻轻盈盈，自由自在，国振伸手去接，一片雪花飘入他的掌心，旋即就化了，只留下一点湿凉。他走到街上，雪花落在他的头顶、肩头，他觉得自己走进了雪的诗。

街上冷清，国振漫无目的地走，走到医院门前忽然想起自己救过的伤员，听说已转到昆明来治疗，不知道情况如何，他应该去看看。此念一起，立刻就变得迫不及待了，国振几乎是冲进医院，向医护人员打听情况。一个护士将他带到一间病房外，笑着指指里面。

病床上坐着一个人，穿着病号服，胳膊上还挂着绷带，正对着窗外的雪出神。

国振知道这就是他救过的伤员。他有些后悔，今天是除夕，自己两手空空来探望病人，是不是太没有礼节了？可现在来都来了，后悔又有什么用？

国振清了清喉咙，那人缓缓回头，四眼相对，他们都愣住了。余战！国振做梦也想不到“他”竟是余战！

余战的脸有些浮肿，头发剪得像男的一样短，国振还是一眼就认出她来。前几天听说南洋机工出了个花木兰，受伤住院才暴露真实的性别，他没想到那竟是余战！

除夕，是菊的一道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苦苦的想，苦苦的盼，难以言说的委屈和怨恨乱麻似越缠越大。每到除夕，这团乱麻就像揉进了酵母，不管不顾地发起来，从心头一直堵到喉咙口，堵得她连气也喘不过来。菊沉默地忙碌，机械地做一切该做的事，直到新年来临，迎新的鞭炮在天地喧响，菊才像被疏通的泉眼，泪水与炮声一起痛痛快快地流，一直流到她的心像洗过了一样干净、平整，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可1939年的除夕，菊几乎忘记了它是个除夕。

这一年有太多的变故。日本鬼子来了，她的家成了鬼子的营地。国兴在日本侵琼前就去广州报考军校，鬼子一来，连音信也没了。唯一欣慰的是攸宜出嫁了。宗瀚，那个从南洋回来的青年做了菊的女婿。天下这么乱，别人都往南洋逃，这个多情的男人，却从南洋回来娶攸宜。菊想，靠着宗瀚宽厚多情的臂弯，攸宜的心该有多甜。一个女人嫁给这样的男人，就是浮萍泊了沃泥，小鸟依了大山，一生一世的稳妥。攸宜稳妥了，菊的心也就稳妥了。

可菊很快就发现她想错了。

宗瀚在海口洋行谋了一份差事，攸宜带潘先生和菊随夫搬到海口，他们的新家安在一条小巷里。宗瀚平时在洋行上班，周末去教堂教人唱诗，认识了不少教友，常有教友来找他，他们关起门来一说就是半天。菊发现那些所谓的教友，大多是从南洋回来的，有时候，菊给他们送茶，还会听到他们聊南洋的事。不知什么时候，后院的小屋多了一台油印机，宗瀚下班回来，常躲进小屋忙碌，等他从屋里出来，身上总有淡淡的油墨味。

菊不知道有一个词叫“交通站”，也不知道宗瀚是琼侨回乡服务团的主要成员，但她明白宗瀚干的是掉脑袋的事。这个发现让菊接连几个夜晚难以合眼。原来这个南洋青年回国不单为了攸宜，原来她的攸宜也没有一生一世的稳妥。而这一点，攸宜和潘先生自然是知道的，他们平静如初。还有国兴，走的时候给菊留下一封信，“国家将亡，青年有保家卫国之责任，这个道理母定能懂，请母原谅儿子不孝……”儿子说得那么平静，就像请母亲原谅他下了学没能按时回家似的。

这些读书人似乎都有一个脾性，他们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菊真想问问他们，天下这么乱，别人能逃的都逃了，难道你们真的不怕死吗？

但菊什么也没问，家里来了“教友”，她就到巷口的裁缝店和裁缝娘子闲话，顺便帮人家缝些纽扣。

1939年的除夕，菊像往常一样提着菜篮出门。买菜是她每天的事务，一家人的温饱都在她心上。阿公老了，攸宜、宗瀚还年轻，他们都应该吃得好一些。可这是什么时候啊，什么都缺，物价涨得没了边，为了这个“好一些”，菊费了多少心思。然而今天，菊的心思不在买菜上，她的菜篮里装着年糕。当宗瀚郑重地请她买菜时顺道到打银店走一趟，将年糕送给打银店的老银匠，然后帮他取回定制的银镯，菊就知道这篮子里一定藏着秘密。宗瀚把秘密交给她，就是不把她当外人，就是相信他们做的事她能懂。菊酸着鼻子接过菜篮，一种莫名的庄严感山一样漫过她。

菊提着菜篮经过巷口的裁缝店，裁缝娘子在屋里跟她打招呼，她竟忘了回应。街上没什么人，偶尔过去的吉普车坐的也是鬼子，几棵椰子树萧瑟在风中，鬼子的膏药旗高高地飘在钟楼顶上。菊沿着墙根走，她的脸缩在旧头巾里，蓝黑的土布衫有些宽大，楼房屋宇将她衬得又瘦又小，怎么看都是一个乡下老妇了。

街上设了哨岗查良民证，菊的心咚咚地跳，脑子里转过一万个“万一”。万一……万一……她死了不足惜，怕的是牵连到宗瀚和攸宜，如果……如果……菊不敢往下想。这时候，排在前面的男人被查出一封书信，当场就连人带信扣了下来。菊挽着菜篮的手臂绷得直直的。

很快查到菊了，她定了定神，将手里的良民证递出去，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嘴里叫着“兴尚，兴尚”。“兴尚”是日语里“先生”的意思，菊在办良民证时人家教她这么叫，还教她鞠躬行礼。那时候，她是多么别扭，今天不知怎的竟演得如此自然。日本哨兵看也不看菊的良民证，就挥手赶她走。

菊头也不回，到了打银店，将年糕连同菜篮子交给老银匠。当菊揣着银镯，挎着菜篮重新回到街上，她的内衣已被汗水湿透了。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菊提着一包糕点到裁缝家贺年，裁缝娘子将她拉到厨房，神秘地给她看一张传单。

“昨夜从门缝里塞进来的！”裁缝娘子兴奋地说。

菊说她不识字。

裁缝娘子指着上面最大的几个字，在菊的耳边一字一顿地念：“中国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