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一群唱国际歌的人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的国家”？

在四年内经历了四次大选之后，1月7日，西班牙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联合政府。新一届政府将由佩德罗·桑切斯领导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与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领导的「联合我们能」联合执政，这也是后者首次担任内阁职位。

伊格莱西亚斯领导的这一激进左翼组织自成立起花费了六年时间进入政府，有观点（例如社会学家卡洛斯·泰伯）认为，「我们能」已经变成了一个传统的政党。这类观点直指其逐渐体制化的趋势，试图向人们表明，「我们能」已不再是那个源自2011年15M反紧缩抗议时的「社会运动」了。

尽管「我们能」的确是走向了体制化，并且比2014年首次参选时相比降低了其政治抱负与诉求，但这也没有让他们完全脱离根基。当回头望向它成立之初的那几年，我们反而发现它仍然是一股混合政治力量——它的未来仍然取决于体制压力和街头诉求之间的平衡。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我们能」的起源。2014年1月12日，新闻网站Publico.es发布了一份题为《推动变革：化愤怒为政治变革》的宣言。该文本由来自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和社运届的大约30名知识分子签署。

这是一个合作倡议，团结了来自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一群政治学家——包括伊尼戈·埃雷洪（Íñigo Errejón）、胡安·卡洛斯·莫内德罗（Juan Carlos Monedero）和卡罗丽娜·贝斯坎萨——以及激进左翼的反资本主义左翼（Izquierda Anticapitalista）的领导人，如海梅·帕斯托尔（Jaime Pastor）、米格尔·乌尔万（Miguel Urbán）和特蕾莎·罗德里格斯（Teresa Rodríguez）。

他们的宣言强调了将2011年愤怒运动（Indignados，或称15M运动）所表现出的「社会愤怒」转化为「政治和选举层面的多数力量」的必要性——从而对抗欧盟所要求的紧缩政策。同年3月，「我们能」作为政党正式成立——并很快在选举中崛起，强有力地撼动了西班牙历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PSOE，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保守主义政党（PP，西班牙人民党）

15M运动五周年之际，西班牙人在马德里聚集

「我们能」的兴起深受2011年愤怒运动的影响，在这场运动中，西班牙数十万民众走上街头，在连续数周内占领了几十座大城市的公共广场。正如多纳泰拉·德拉·波尔塔（Donatella Della Porta）在其新书《反紧缩的运动式政党（Movement Parties Against Austerity）》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能」与这种社会运动动员保持着相当近距离的关系。

这里并不是在支持某种陈词滥调，即认为「我们能」是「愤怒运动的政党」。毕竟，不仅是在15M运动之后诞生了许多其他的组织，并且「我们能」本身也从其他来源汲取了灵感（从南美的社会主义政府到21世纪初的学生与和平主义动员）。

但这种解读至少有一个优点，即将「我们能」置于2011年后的政治时期这一语境下展开讨论，明确了其挑战传统政党的背景和意义。这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能」是一个「像其他政党一样」的政党吗？

有一些线索表明，将「我们能」仅仅视作一个政党是错误的。毕竟，在「我们能」正式建党之前，该党的核心领导团队，即康普顿斯大学的政治学家们主持了一档电视辩论节目La Tuerka，在播出后，该节目很快成为西班牙收视率最高的政治节目。正如后来创立「我们能」的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图里翁（Pablo Iglesias Turrión）在2010年所说的那样：“如果媒体不来找你，那你就自己成为媒体。”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作为这档电视辩论节目的核心主持人，被更广泛的公众所熟知。

伊格莱西亚斯富有魅力的形象在「我们能」取得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成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项选举前夕发布的民调显示，只有7%的选民听说过「我们能」这个政党，而50%的选民认识伊格莱西亚斯。「我们能」的成立并没有终止La Tuerka节目，恰恰相反，该节目从每周播出转为每日播出，观众数量也随之增加。此外，「我们能」领导人旗下的制作公司（Con Mano Izquierda）还推出了第二个节目——Fort Apache。

进展远不止于此。2015年10月，一个名为「La Morada」（住所）的建筑在马德里一个工人阶级社区中开放。这是由「我们能」直接管理的社会和文化中心网络的第一个节点。这个460平方米的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活动：他们可以在酒吧喝一杯，参加文化活动和摄影展，在有Wi-Fi的房间或共享工作空间里待上几个小时，购买「我们能」官方商店的商品，参加公开辩论和电影放映，最后，还可以举办「我们能」小组或本地协会的会议。

2019年，马德里La Morada举行的活动，「我们能」领导人伊格莱西亚斯对谈时任英国工党党首科尔宾

这种模式后来也在毕尔巴鄂、巴塞罗那等其他城市中得到复制。在间战期（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译者注）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扮演着社会整合者的角色，而这一社区中心模式的存在明显受到了这一角色的启发，这表明和前文所说的电视节目La Tuerka一样，「我们能」党也不能简单地被局限在单纯的政党政治维度去看待。

实际上，「我们能」在相关社群中的互动以及他们开展的社会活动工作，与大多数政党的基层组织传统上展开的活动有相当大的差别。他们组织会议和活动的风格更类似于社会运动组织中的组织者，而非人民党（PP）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等体制化政党中的那些基层活动家。

具体来说，「我们能」社群的成员会投入更多时间来对抗对租户的驱逐、抗议种族主义、支持公共服务部门罢工，以及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工人阶级社区里组织反对「旅游化」（Touristification，一般指某地随着成为旅游消费目的地而发生社会变迁的过程，一般可能包括当地物价上升或地方文化的“景观化”等，译者注）的行动，而不是花时间分发传单、张贴海报或组织竞选。

这些观察得到了2016年秋一项内部调查的印证。调查显示，778个活跃的「我们能」社群中有84%参与了不同主题的社会运动（包括女权主义、环保问题、移民问题以及对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能源的获取等），并通过多种行动方式（罢工、抵制、静坐、抗议、占领）进行参与。

除了这些活动，「我们能」党更接近「社会运动」的这一特点还表现在其社群的组织实践中——例如轮流发言、限制发言时长、手势交互、讨论中的主持、注重词汇的女性化等，这些都部分地继承了15M运动的集会形式。

在我的研究中，我与「我们能」的32位成员、活动家、地方管理人员和全国层面的领导人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访谈，他们都积极参与过15M运动（作为参考，参与这一运动的大约只占西班牙成年人口的20%）。这个数字确实仅限于一个有限的样本，尚需更多具代表性的定量数据来加以验证。尽管如此，这一数据仍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我们能」主要从活动家群体中招募成员。

非选举性活动的存在（如社群、抗议、社会公共空间建设）并不能单独证明「我们能」与其他政党有什么不同。毕竟，间战期的共产主义政党和1914年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这些活动。

不同之处在于成员对其组织的理解。过去，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认为自己是某个政党的成员，他们会称之为「党/我党」，仿佛这是独一无二的、唯一的政党，就像是一个人说我属于「我的家庭」一样——而「我们能」的成员则认为自己属于某个「运动」。在这个更重视个人而非集体、重视网络而非等级制度、重视自由而非纪律的时代，活动家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称为「运动」而非「政党」。

「我们能」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反体制」政党，因为它并不认同它们当下组织发展所处的政治环境。本质上来说，「我们能」质疑当前政治体制的历史基础，它反复强调，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建立在「弗朗哥主义罪行得以逍遥法外」和「对反法西斯记忆的遗忘」的基础上，并且这种转型最终建立起的是一个「寡头政权」。

「我们能」进一步质疑这个政权的历史基础，甚至把「改革1978年宪法」列为其竞选宣言中的五大纲领之一。实际上，「我们能」向西班牙政治阶层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腐败」且「无能」。它指责这些政治阶层只代表自身利益，并「屈从于[欧洲]三驾马车的利益」。

“三驾马车”（the Troika）是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组成的三方委员会的代名词

「我们能」的反体制特征也体现在其活动家们经常用来描述其政治计划的表达方式中：「从内部颠覆体制」，「玩转政治游戏以推翻旧有秩序」，「打入政治机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以及「创建新政党，超越传统政党局限」。这些表述也反映了「我们能」在行动上的内在矛盾：他们希望通过融入现有体制来改变政党政治的规则，同时又声称自己在政治上代表一个批判现有政治体制的社会运动。

因此，「我们能」的行动陷入了这样一堆矛盾逻辑之中：或是参与到体制化的政治舞台（即「我们能」作为政党），或是对抗（即「我们能」作为社会运动组织者）。

这两种逻辑经常十分明显地出现在政治光谱上处于激进左翼的政党中（尽管「我们能」自身拒绝这样的标签）：早在20世纪初，随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成立，工人运动的体制化就已经显现；而在1980年代，随着环保运动的兴起，绿党也因此诞生。

对于「我们能」来说，对政治体制及其主要参与者的激烈指责，与参与选举竞争并旨在赢得国家权力同时并存。

这就是「我们能」面临的根本张力所在。为了执政，「我们能」必须吸引尽可能广泛的选民，这要求其调整政治纲领，树立受人尊敬的形象以便更具信服力地去争取国家权力，并达成某些政治协议，以证明其具备治理能力。

然而，如果一个政党声称忠诚于愤怒运动，致力于社会对抗并公开反对其所处政体的价值观的话，那么想要在这个政党内施行前文所说的措施而不引发内部的紧张局势是几乎不可能的。为了走向正常化，「我们能」所具有的那种对抗性的立场有随时被模糊的风险，这导致其可能失去在选民和支持者中的清晰定位，并可能让那些最忠于其激进立场的活动家逐渐疏远。与此相对的，如果「我们能」致力于培养一个颠覆者的形象，那么其政治目标又可能变得不够明确。

「我们能」的「政党」-「社运」定位问题也受到实际基层动员水平的影响。2008年至2012年期间，社会冲突（罢工和示威次数）明显上升，而接下来的几年（2012年至2016年）则呈现出下降趋势。这种基层动员水平的起伏引发了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的重要争论：「我们能」究竟是社会冲突减少的原因，还是其结果？

换句话说，是体制化本身削弱了来自基层的动员能力（将关键的社会活动家吸纳进党，变成政党全职人员或国家官员，或通过将重点转移至某些纸上谈兵的议题）；还是说，在15M运动的高峰期和最严重的社会危机过后，基层存在着一种自行去动员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反过来推动了「我们能」领导人走向更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层面上的政治行动，就像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谈判中所展现的那样？

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些细微的差别。根据指标显示，基层动员水平的最高峰是在2011年。到2012年和2013年，来自基层的动员已经开始减少——这发生在「我们能」成立之前。2014年，「我们能」的创始人意识到社会冲突正在减少——事实上，这也是他们决定去涉足选举领域的部分原因。然而，这一决定在2014年至2016年间更加加剧了社会冲突的减少。从2017年起，街头行动开始以强劲势头回归——但其主要集中在加泰罗尼亚问题上。

面对这种动员的减少，「我们能」成员在被主流边缘化的风险与完全正常化的风险之间左右为难。区分彼此的策略与融入的策略是对立的。然而，这两者并不完全互斥——毕竟，自建党以来，「选票之路」与「街头之路」一直并存。这两种策略引发了组织内部的分裂，特别是在国家和地方代表大会期间，这种分裂周期性地影响着组织的运作。

「我们能」组织的集会

从根本上说，「我们能」从一开始的主要分裂是康普顿斯大学的一群政治学家（后来发展成La Tuerka团队）与激进左翼的反资本主义左翼（Izquierda Anticapitalista，成立于2008年）之间的对立。2014年1月，这两个团体合作创立了「我们能」，但在当年10月成立大会的内部选举中，他们便公开对峙；接着在2015年7月（关于2015年12月大选的「我们能」候选人选拔问题），以及2017年12月「我们能」马德里的第二次公民大会上，他们再次展开对立。

这些辩论的结果每一次都将最终都由公开初选来决定，也就是说，任何西班牙公民都可以在线免费注册投票。以法国社会党的初选为例，雷米·勒费弗尔（Rémi Lefebvre）指出：1）初选赋予支持者主导地位，损害了活动家的权力；2）在民主化这一理由的掩护下，初选往往强化了国家层面领导人的权力；3）初选是党内斗争中的一种武器。

尽管上下文背景有所不同，但这些观点对于「我们能」同样适用。的确，「康普顿斯」（即La Tuerka）团队强行推行了初选，违背了「反资本主义左翼」（Izquierda Anticapitalista）的意愿，后者希望将投票权限制在活动家范围内——而大多数调查显示，非活动家的普通支持者比活动家更倾向于投票给伊格莱西亚斯的团队。对于「康普顿斯」的领导者来说，公开初选可以绕过地方小组——这些小组中有相当一部分更倾向于支持反资本主义左翼的立场，而非支持伊格莱西亚斯。

不过，「我们能」中在社会运动领域最活跃的那部分团体，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个被动反对伊格莱西亚斯的少数派群体。毕竟，他们曾在像阿拉贡这样的重要地区领导过该党（直到地区书记巴勃罗·埃切尼克Pablo Echenique在2016年加入伊格莱西亚斯的团队），并且深深扎根于马德里、马拉加、加的斯和潘普洛纳等城市。

在2015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时任「康普顿斯」团队三号人物的卡罗丽娜·贝斯坎萨（Carolina Bescansa）攻击了她来自「反资本主义左翼」的对手，声称党内「一个路线为赢得选举、执政和推动我国政治变革而战，而另一个路线是为了抗议」。贝斯坎萨在全力支持「为胜利而生的路线」之后，补充道「这两个路线都是合法的」，而后者这一「抗议路线」「还有很多可贡献的力量」。

作为社会学家的贝斯坎萨发表的这些言论，其目的是回应「我们能」马德里市总书记选举中的内部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她支持路易斯·阿莱格雷（Luis Alegre）而不是「反资本主义左翼」支持的米格尔·乌尔万（Miguel Urbán.）。后者在第二天回应了这次攻击：「我们是通过抗议赢得了马德里」，并表示“我的忠诚属于抗议的「我们能」——一个能够赢得胜利的「我们能」”。尽管彼此对立，但双方都同意「我们能」党必须同时坚持两个目标：效率与激进，选举与抗争，选票与街头行动

然而，这些阵营的对立并没有持续下去。虽然在「我们能」存在的头两年（2014-15年）这场分裂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康普顿斯」团队与「反资本主义左翼」成员之间的分歧逐渐被康普顿斯团队内部的分裂所掩盖，即支持伊格莱西亚斯的伊格莱西亚斯派和支持埃雷洪的埃雷洪派之间的对立——而这场分裂也在2017年2月的「我们能」第二次公民大会期间被缓和至最低点。伊格莱西亚斯派和「反资本主义左翼」之间偶尔在地方上结成联盟，此外，他们还在2016年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联合政府谈判中保持了相同立场，这些也都使得最初的分裂变得更加复杂。不过，反资本主义左翼的活动家们由于集中在某些社群中，并且强烈倾向于参与社会运动，因此在党内仍然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康普顿斯大学相关的留学广告（虽然全日制硕士不能领导「我们能」，但是据说更易落户北上广）

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能」党既参与又反对体制化的政治，换句话说，它既是一个政党（旨在获得国家权力）同时也是一股社会运动（寻求对抗权力）。基于这点，我们可以将这个激进的组织描述为一个「政党式运动」。不过，这一观察也并不是无可辩驳的最终结论。

2014年，「我们能」自我描述为一股社会运动，并否定了「政党」这一标签——当时正值其快速扩张时期，全国范围内自发形成了多达1500个活跃社群，并采用了自组织模式。但这种活力在2015年一系列选举活动（市政选举、地区选举和大选）期间逐渐消退。社群的数量有所减少，与此同时，官方也逐渐通过一系列行政程序承认了其基层社群的合法性（也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并认可这些社群可以作为「我们能」的正式代表），这也让它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非正式性面临消退的危险。此外，这些社群也正在逐渐丧失其权力。

尽管如此，「我们能」的这种正常化的势头在2016年戛然而止，彼时，新的社群开始成立，同时活动家们也重新焕发出参与热情。2016年春季，巴勃罗·埃切尼克（被认为和基层社群关系紧密）被任命为「我们能」党秘书，这一任命受到了大多数社会活动家的欢迎。此外，2016年10月31日，右翼领导人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就任首相，这也终结了「我们能」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合组阁的希望。「我们能」党被迫处于反对派的位置，并且开始重新寻回成立之初的那种社会运动激情。

这一局面在2018年6月1日再次发生变化，由于腐败丑闻，「我们能」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合通过了对拉霍伊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拉霍伊政府就此倒台。次日，工人社会党总书记佩德罗·桑切斯成为首相。桑切斯所在的工人社会党在议会中处于少数地位，迫不得已寻求政治联盟以实现执政目标并通过政府预算——于是，该党与「我们能」达成了这一联盟协议。国家最高层的这一变化再次将「我们能」重新导向了体制化进程，此时，其作为一个政党的特点战胜了其社会运动的特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基层社群影响力的压制，因为「我们能」领导层在与桑切斯的谈判中所提出的要求，皆通过内部和在线公投获得基层党员的批准。此处，一种张力也浮出水面：「政党式运动」这一概念虽然是社会学家可以采用的学术范畴，但也是政党竞争中的行动者展开明确动员的一种实践种类。

「你还记得上一次满怀希望地去投票是什么时候吗？」这是「我们能」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竞选口号。这句口号很好地总结了其选举策略：在一个受到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打击的国家激发起民众的热情。事实的确如此，在2007年至2012年间，失业率从7%上升至25%，公共债务从GDP的36%飙升至100%，同时选民弃权率也在逐渐上升。

重振公共性生活的这一工作，其重点并不在于推广一些默默无闻的领导人，而是去使用一种焕然一新的政治语言，通过一些崭新的政治表达来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能」放弃了重提「工人阶级」或是「左派」，而是转而呼吁「人民」（用于反对特权阶层和社会精英）、「公民」（反对寡头政治）和「祖国」（反对「背叛」祖国的政客和银行家）。

这种去意识形态化（至少是不再提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宣传工作由一些与伊尼戈·埃雷洪关系更紧密的领导人推动。这一做法在很多方面让人联想到1960年代一些「广泛包容型」的政党为扩大选民基础而淡化其意识形态基础的做法。

然而，另一个较少受到关注的语言因素似乎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使用了「政党式运动」这一表达。这一术语有着十分强的象征性意义，足以使「我们能」得以将自己与其他政党区分开来。尽管人们通常认为政党和社会运动是截然不同甚至互不相容的实体，但将这两者并列，使得「我们能」能够将两者特性合二为一，在街头行动与选票之间、抗争与体制化之间的交汇点上将自己表现出来。

「我们能」内部这种张力的表达，塑造了一个「多元化」、「开放」且「充满不确定」的政党形象，从而使其区别于像人民党（PP）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这样「单一化」 「教条化」并且「过度自信」的政党。

年轻的「我们能」也觉得自己朝气蓬勃

在2016年6月的大选中，「我们能」与联合左翼（Izquierda Unida）组成了「联合我们能」选举联盟。在此之前，「我们能」一直与联合左翼，这个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政党保持距离。尽管西班牙的记者们经常指出「我们能」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几乎与联合左翼相同，但「我们能」的代表否认了这种相似性，特别是通过强调其自身的创新性组织形式。

就在这一阶段，「政党式运动」这一表达出现了。「我们能」的活动家们也以此作为依据，声称它并不完全是一个政党。正如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在一本畅销短书中所说：

2016年与联合左翼的结盟，以及随后几次选举中的续盟，构成了「我们能」（短暂）历史中的一个重大战略转折。这一转变也伴随着语言上的变化，「政党式运动」这一表达在「我们能」领导人的发言中出现次数越来越少（尽管并未完全消失）。然而，这一表达仍然被许多社群成员频繁使用。

这一表达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已经注意到，它使「我们能」的成员避免了「政党」这一标签——而在西班牙人的观念中，这个标签是带有强烈贬义的，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对于某种「陈旧且腐败」的组织的认知，而这些组织「普遍脱离人民群众」。「政党」一词让人自动可以联想到自民主化以来轮流掌权的两大势力：所谓的PPSOE（即将人民党PP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缩写结合在一起，就像法国的国民阵线将中右翼的UMP和中左翼的PS称为UMPS一样）。

将「运动」一词附加到「政党」之上，消除了这种来自于政党的污名，使「我们能」能够以「愤怒运动之党」的形象出现，从而为自己争取到该运动曾经并现在依然享有的公众支持。2014年，超过70%的西班牙人表示他们认同这一运动的主张和诉求。因此，「政党式运动」这一表达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政治资源，其目的是向选民表明「我们能」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同流政党，它是唯一能够「将社会愤怒转化为政治变革」的政治力量。

除了将「政党式运动」作为一种象征性政治资源来使用外，「我们能」的成员还会将其组织内部的张力予以展示，以此来提升该组织的形象。活动家们可以将他们的困境叙事化，从而呈现出一个充满疑问和自我批判的组织形象——以此与他们的对手区别开来，而那些对手则正因为无法对自身陋习自我个性而备受贬低。

「我们能」的代表们希望吸引和招募那些对政党活动感到失望，正在等待一个全新的、更加开放的组织的群体，因此他们会有意公开他们组织内部的斗争。尽管集体行动的社会学家们通常强调领导者在统一和构建同质化的公众形象方面的工作，但「我们能」反其道而行之，向我们展现出，通过公开其内部的分歧，组织能够获得多大的益处。然而，尽管这些分歧与分裂有时在政治上确实能带来好处，但始终存在一定风险会腐蚀政党形象，影响其内部成员，甚至导致成员的流失。例如，2017年11月，「我们能」在加泰罗尼亚独立问题上发生了分裂。

战略性地使用「政党式运动」这一标签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完全贬低了「政党」这个标签。实际上，「我们能」的代表们似乎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需要重新赋予「政党」这一描述正面含义，以便将自己与那些反对参与选举政治的活动家区分开来——这些活动家因此被描述为「无害的」「无害的」、「无力的」、「纯粹主义的」以及「无政府主义的」立场的「囚徒」。另一方面，他们又犹豫是否要将自己称为「政党」，因为他们正是用这个词来贬低人民党（PP）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的，认为这两个政党不过是体制的帮凶。

呈现这种张力使「我们能」的成员能够展示出一个比其对手更具吸引力的多元化政党形象。不过与此同时，他们的对手也学会了利用「我们能」内部不同派别的公开分歧，谴责其缺乏公信力，强调其选民无法严肃地将政权托付给一个在基本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的组织。

即便如此，我们仍应澄清，「政党式运动」这一表达不仅仅是为了将与对手政党区分开来。它同样被「我们能」用于内部斗争中。尽管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和伊尼戈·埃雷洪自2016年起几乎停止使用这一词语，但它仍被「反资本主义左翼」的领导人使用。

在2018年1月的《El Diario》报纸对「我们能」四周年的采访中，米格尔·乌尔万对形势做出如下评估：“我们必须找回「我们能」起源时那股来自大众的汹涌动力，这动力曾令其创始人感到惊讶。我们需要一个「政党式运动」，我们需要重塑「我们能」，使它不再变成又一个政党，而是成为普通大众的工具，帮助他们改变生活，改变一切。”

而在两年半前，在2015年10月31日关于大选的一份官方党内备忘录中，反资本主义左翼已经批评了该党的伊格莱西亚斯派管理层，指责他们不愿将自己「融入工人阶级」，以构建一个「政党式运动」，既从社会冲突中汲取力量，同时又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冲突。通过反复使用「政党式运动」这一表达，「我们能」内最具对抗性倾向的政治派别得以向对手发出警告，提醒那些可能的派别切勿走偏，不要仅仅将这一集体工具视为一个体制化工具和选举工具。

「我们能」走向了体制化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所有迹象都表明事实正是如此，它的成员也乐于承认这一点。不过，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领导的政党在2020年是否已经「和其他政党一样庸常」？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它依然是赫伯特·基特舍尔特所称的「政党式运动」。

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伊格莱西亚斯将「我们能」与那些「腐败无能」的政党代表的「旧政治」区分开来，他坚称「我们能」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众运动之合」。这一区分逐渐从他的演讲中消失，但偶尔还会在「我们能」的话语表达中出现。

实际上，我与来自不同社群的活动家们都有过讨论，而这些讨论表明，这种体制化与反体制化的张力也存在于个人层面，那些由于适应体制而害怕背叛自己对抗性立场的个体面临着这种张力——这种张力早在19世纪末美国的人民党试图颠覆民主共和两党时就已出现。

当我们审视着「我们能」身份中的这种张力时，或许可以通过讨论几句左翼民粹主义来总结一二。评论者们经常引用尚塔尔·墨菲（以及埃内斯托·拉克劳）的理论来解释「我们能」的运作方式。的确，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和伊尼戈·埃雷洪在攻读博士期间深入研究了他们的理论。但千万不要认为哲学家的思想足以解释一个政党的具体运作。

事实上，当我在2006至2008年间身处巴塞罗那时，这些关于霸权、激进民主和民粹主义的概念在西班牙的活动家中完全不存在。十年后，这些词汇才在「我们能」的社群中广泛被使用，并在更大范围内的活动家之间得到了传播。左翼民粹主义的学术词汇——尤其是「霸权」一词——因此得到了普及化与传播，这或许让我们认为这种哲学可能对活动家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上图为墨菲与拉克劳

然而，同一个词在不同的人和语境中可以有多种含义。像安东尼奥·葛兰西在1920年代的意大利所谈论的「霸权」，与在2010年代的西班牙谈论的「霸权」并不完全相同。

对于葛兰西来说，「霸权」这一概念意在表明，除了经济斗争之外，还有文化或政治斗争。他试图解释为何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见的欧洲革命没有发生。他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者过于关注生产关系——即经济状况，而忽视了政治层面。政治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资产阶级不仅通过暴力和强制力来进行统治，他们还需要制造共识。

如果我们转向墨菲和拉克劳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我们可以发现它与葛兰西的理论有两个主要区别。首先，霸权不一定与社会阶级挂钩；相反，霸权是能够将不同社会群体聚合在一起的机制。其次，在墨菲和拉克劳看来（他们称之为葛兰西的本质主义），没有一个政治主体能够直接施加其霸权；恰恰是在争夺霸权的过程中，一个政治主体才得以形成。

如今在西班牙，当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谈论「霸权」时，似乎在表达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年轻人不是通过听从父母、教师或政治家来政治化的，而是通过电影和媒体，因此必须在这些领域采取行动，才能实现霸权。当「我们能」的活动家们谈论「霸权」时，许多人将其理解为政治斗争是一种语义斗争——即对话语含义的争夺。

不过现如今问题在于，「我们能」使用的说法已经改变了。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们能」正准备首次与过去的敌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合执政。当我们对比2019年12月30日发布的49页联合协议文本与「我们能」在2014年第一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提出的纲领时，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已经大大降低了自己的政治抱负。

建立公共银行或公共能源公司的议题不再被讨论。曾经关于停止偿还公共债务的呼声现在也变成了更缓和的「尊重预算纪律机制」，这是西班牙IBEX35股指中那些大公司所希望的，也是由欧盟条约所规定的。加泰罗尼亚的自决权已被搁置。最后，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保护租户不被驱逐的问题上，曾为「我们能」输送了众多领导干部和社会理念的「抵押受害者平台（Plataforma de los Afectados por la Hipoteca）」严厉批评了「进步」政府的计划，他们警告称：“我们面对的是一系列美好的意图，但没有具体的措施——我们再次面临着空谈的风险。”

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我们能」已彻底与社会运动切断了联系。不过，联合政府的计划也承诺迅速采取措施，废除马里亚诺·拉霍伊右翼政府给社会运动定罪、限制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政策。

因此，无论他们在参与体制化运动上桌之后面临着哪些妥协，「我们能」似乎也还没有被完全定性。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政府与社会动员情况的互动，以此观察「我们能」是否至少保留了一丝成立之处的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