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左翼党能否重振旗鼓？

去年10月，德国的左翼党选出了新的领导层，承诺重新与工人阶级选民建立联系。随着德国大选确定于2025年初举行，他们面临着改变党内文化的时间赛跑。

德国的左翼党（Die Linke）曾是欧洲左翼的耀眼之星。该党成立于2007年，由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党（PDS，前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部分继承者）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内的亲劳工分裂派合并而成。在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左翼党迅速成长为国内的重要政治力量。在东部地区，它代表被边缘化的年轻人和养老金领取者，并引起人们对德国统一后遗留的不平等问题的关注。而在城市中，它显然是左翼学生、激进工会主义者和各类活动家的政治家庭。在巅峰时期，左翼党在全国的支持率稳定在10%左右，在许多前东德州的支持率甚至接近30%，并成功进入了地方政府。

然而今天的情况已大不相同。自2021年以来，中左翼的社民党和绿党领导联邦政府，其主政下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停滞，同时又在国外战争中表现出几乎无底线的支持。表面上看，作为反对党的左翼党似乎正处于大好时机，可以借此崛起。但实际上，左翼党正陷入低谷，多年来深陷身份认同危机无法自拔。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该党得票率不到3%，退出了一个东部州的州议会，并面临失去全部联邦议会席位的风险。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

瓦根克内希特问题

在左翼党内外的许多人看来，问题归结为一个名字：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毫无疑问，自从该党在2010年代最杰出的代表瓦根克内希特开始公开蔑视党的路线以来，左翼党的衰落就显而易见了。这一切始于2018年左右她发表的可疑的反移民言论，以及之后在2019年试图以自己的名义（而非左翼党的名义）发起一场“黄背心”式运动的失败尝试。在过去五年里，左翼党的命运似乎与这位党的最著名公众人物的任性选择紧密相连。对于更年轻、更受教育的城市背景的活动家来说，问题在于如何约束她，或使她退出。瓦根克内希特对于组建新的对手政党的反复犹豫，使她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头条。

长期以来，左翼党依赖模糊的治理结构，基于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策略性合作来维持团结。党内包括前东德更倾向于政府导向（more government-oriented）的“改革派/改良主义者”、后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不在少数的以色列支持者，以及“运动主义”自主主义者（“movementist” autonomists）。在劳工权益或租金等议题上，他们通常能够合作无间；即便一些更“革命”的活动人士也支持其他单一议题的运动，或在左翼党议员手下任职。然而，这种互不侵犯协议在面对一位高知名度领导人在文化战争问题上的“叛变”时毫无准备。这项互不侵犯协议不足以应对在分裂的文化战争议题上叛离的高调领导人。即使是党内直言不讳批评瓦根克内希特的庞大派系，也无力迫使她离开。批评者指责她“红皮褐心（red-brown）”（译者注：指左翼面貌下的法西斯主义内核），而她则嘲讽他们是“生活方式左派”，与普通选民脱节，而热衷诸如性别代词之类的议题。

讽刺的是，这种局面与她丈夫在1990年代末的德国社民党中的角色十分相似，后者最终导致了左翼党的诞生。瓦根克内希特的丈夫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曾是社民党籍的部长，他曾长期声称自己不会退党，同时通过媒体将自己塑造为公开异见者，最终选择在正确时机组建了新党。他所帮助组建的正是左翼党；如今的瓦根克内希特则在打造个人品牌上更进一步，于2024年1月成立了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新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

逝去的时光

左翼党成立后的十年是其黄金时代，因为它似乎代表了社民党所背弃的一切。它在2000年代中期通过动员反对社民党的所谓“哈茨第四条”（Hartz IV）福利改革（削减失业救济金）而获得了动力。从这一时期到2008年金融危机，福利和劳动市场等议题是全国政治议程的核心，包括在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总理默克尔执政期间。

左翼党不仅“抵抗”了反工人改革，在其早期还因前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的加入而具有一定的公信力，他因上述问题脱离了社民党。从反对派立场出发，左翼党不断提出联邦最低工资的问题，直到其最终于2015年由基民盟-社民党“大联合政府”勉强引入。左翼党是德国在欧元区危机中的角色以及对希腊实施紧缩政策的最强烈批评者。在其第一个十年中，左翼党经常能够在议会中设定政治议程并赢得媒体关注。

但随着德国选择党（AfD，德国极右翼政党）在选举格局中出现，局势开始改变。成立于2013年的选择党到2017年已进入除两个州之外的所有州议会，并在同年以12.6%的支持率进入联邦议会。选择党显然也面临着巨大反对，其进展经常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大规模街头抗议。左翼党的社会基础（尤其在柏林以及莱比锡、德累斯顿等东部城市）一直是这些示威活动中的积极力量，他们认为对选择党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其核心认同。左翼党为自己能与社会运动保持联系而感到自豪，并用一句现已被广泛使用的短语形容自己：“一只脚在议会，一只脚在街头。”

然而，尽管左翼党在各个大城市中建立了一个社会自由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形象，但其内部也包含了一些在“经济”反移民言论中徘徊的成分，其热衷于所谓移民对德国人就业的竞争。从一开始，该党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发言人显然在这方面持保守观点，这最终成为定时炸弹。远早于2018年瓦根克内希特因类似观点在党内成为众矢之的，拉方丹在2005年就曾因类似言论引发争议。他为使用纳粹时代的“外来工人”（Fremdarbeiter）一词道歉，但在同年出版的书籍中的言论却未引起很大的公共争议。他在书中表示，只有德国社会“上层的一万人”支持移民，因为他们能够免受其“后果”的影响，例如住房和就业竞争，或因外国儿童过多而负担过重的小学。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为了党内团结，这一议题被淡化处理，在全国政治背景下，这并不是核心话题。

这种平衡一度得以维持。但2015年所谓“难民危机”后，政府和媒体对移民问题的关注转移，导致这些矛盾再也无法被忽视。问题不仅仅在于党内立场的多样性。左翼党基本上没有能够解决分歧并在面对高调成员单方面行动时保持党内团结的机制。

衰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愈发严重，同时其他危机的考验破坏了左翼党采取不妥协立场的倾向。无论是对新冠疫情封锁和疫苗争议，还是对乌克兰战争，左翼党都并无表达明确的立场。在此之前，反对武器贩卖的道义基础在左翼党内几乎无可置疑，但这一脆弱的共识掩盖了党内的巨大分歧。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后，当德国公众强烈支持援助乌克兰时，左翼党的中立主义立场很容易被视为“亲俄”。由于对主流言论缺乏真正的影响力，即使是在公众情绪发生变化、主流党派开始讨论和谈的今天，左翼党相对一致的立场也没有为其赢得支持。更为混乱的是左翼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糟糕立场：尽管一些领导成员明确表达了停止对以色列出口武器的必要性，但该党内部也容纳了相当一定数量的、坚定的亲以色列活动家。在今年6月为欧盟选举所作的宣言中，该党也未提及这场战争。那些希望通过投票支持加沙的选民不得不转向其他选项。

在这一背景下，围绕瓦根克内希特——一个直言不讳的电视明星——缺乏问责制的纷争，也成为了掩盖其他问题的误导性借口。在过去五年的党内争斗中，许多党内评论者似乎寄希望于瓦根克内希特的最终离开可以为党带来新形象，在选民眼中实现“净化”。这种观点认为，瓦根克内希特的对手政党成立后，左翼党将成为那些不满于绿党和社民党的选民的真正左翼声音。这种论调在2023年11月一次旨在重振该党的大会上尤为明显，大会还接受了更强烈的“反资本主义”色彩。这为活动家们带来了安慰，但却未能帮助左翼党重建其基础。与此同时，被乐观地称为“社会运动”的各种街头抗议也未能提供解决方案。今年德国最大的抗议活动——数十万人参与的反对选择党的集会，其源于选择党驱逐少数族裔德国人的计划被曝光——非但没有帮助左翼党，反而将进步选民引回了政府阵营，因为他们担心局势会进一步恶化。

何人掌舵？

左翼党往往只依赖对最低程度共识的承诺：社会正义、对社民党日益新自由主义化的不满，以及认为选民需要某种左翼替代方案的设想。毫无疑问，德国人仍然基于经济问题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进行投票。然而左翼党是否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经济模式，甚至是否曾提出过这样的模式，却并不明确。相反，瓦根克内希特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如今通过复兴旧西德社会契约的一种变体而蓬勃发展——该议程的合理性在于主张恢复“正常”——并将德国恶化的状况归咎于讨厌的环保主义者、移民和当前的乌克兰战争。

事实上，尽管左翼党活动家认为他们是该党的核心，并在瓦根克内希特离开后能够提高选票，但似乎相当一部分选民，尤其是在该党表现最强的地区，相信瓦根克内希特才是核心，而这些活动家只是持不同意见的边缘群体。在9月的东德三州选举中，瓦根克内希特的政党在所有三州都超过了10%，轻松击败了曾在这些地区执政的左翼党。

左翼党的新领导层带来了一些希望，10月党代会选举出两位联合主席，伊内斯·施韦德特纳（Ines Schwerdtner，曾任《雅各宾》杂志编辑）和扬·范·阿肯（Jan van Aken）。施韦德特纳呼吁左翼党更加具体地关注工人阶级利益，通过大规模的上门访问倾听选民的关切。这些举措无疑是克服与许多选民群体之间文化距离的积极一步，并可能摆脱党内成员偏好聚焦自身议题的现象。然而，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而随着计划于2025年2月23日提前举行的全国选举临近——分裂后的左翼党面临丢失议会全部席位的风险——结果的到来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