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探讨苏东文化史时，人们的目光往往聚焦于苏联，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请允许我将民主德国纳入其中——并没有吸引太多目光，或许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象征便是“斯大林注射器”——波兰华沙的科学文化宫。发挥华沙科学文化宫类似作用的大型建筑在东欧各国均有存在，并不是每个都建成婚礼蛋糕的形状，当然，这也与建造时间和去斯大林化密切相关；同时，文化宫并不仅仅以大型建筑的形式在重要城市设立，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在1965年，全国各级文化宫多达约4000个，遍及几乎每个城市与村镇，成为一些乡村开展社会文化活动的唯一场所；文化宫并非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才在苏联的影响下于东欧各国出现，其源头追溯至19世纪欧洲民族运动、社会民主党与工人运动。
本文介绍的对象——东柏林的共和国宫（Palast der Republik）便是东欧代表性的大型“文化宫”，诚然如此定义便强调了其文化作用，其重要的政治作用（SED统一社会党党代会与人民代表大会会场）亦不可忽视，这一点在正文会提及。兼顾政治功能的“文化宫”并非柏林人民宫独一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文化宫(Palác Kultury)，虽名为文化宫但其主要任务是为各大国内国际会议提供场地。
如今，曾位于柏林中心的共和国宫已不复存在，自1990年建筑停用以清理石棉污染（共和国宫建造时的石棉使用遵照西方程序，与其同时期的东西德建筑不少都有石棉污染问题，西柏林的会议中心污染情况比共和国宫更严重却仍继续使用，但共和国宫被以此理由宣告“彻底失去了任何挽救的价值”），2006-2008年建筑主体进行拆除，至2020年位于原址上新建的洪堡论坛（Humboldt Forum）方建设完毕，讽刺的是该建筑的外观以霍亨佐伦皇宫为蓝本——这是15-20世纪初矗立于共和国宫土地上的建筑，在1956年作为封建主义的象征被拆除。在共和国宫拆下的35000吨钢材被卖去阿联酋用于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哈利法塔的建设。
本文原本是一篇英文的课程论文，被教授评价为“似乎是有点过于怀旧了”（确实）。若阅读时有些许翻译腔请多多见谅。
在1976年4月24/25日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Neues Deutschland）的周末版上，整个头版与另外两个版面均为关于23日共和国宫开幕式的专题报道——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建筑史上的荣耀时刻。报道刊登了第一书记埃里希·昂纳克与建筑部长沃尔夫冈·容克的演讲词，以最华丽的语言描述了晚会节目的盛况，并独辟一个版面详细介绍场馆设施与后续活动日程[1]。报纸上的官方文章如此形容“人民之家的第一夜”：“有谁不翘首以盼这一刻的到来：共和国宫的大门为其所有者——工人们敞开。现在欢庆之日已经来临，这第一夜属于宫殿的建设者们，这是他们独享的娱乐、欢聚、交友、教育与文化之家。[2]”
Neues Deutschland, April 24/25, 1976, Page 1,2,8.
除了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的的表演外，对受邀工人们来说，或许最难忘的体验是亲眼见到他们的第一书记与妻子共舞华尔兹。开幕之夜的活动完全符合政治局的预想，即象征性地将人民和政府团结在同一个屋檐下，呼唤双方的牢不可破的团结[3]。
图的中右侧，昂纳克与他的夫人跳舞，于共和国宫大礼堂，1976年4月23日。
共和国宫于1973年至1976年建造，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多功能现代建筑之一”[4]。在它十四年的使用时期，甚至在1990年关闭后，围绕它的政治神话和辩论从未减少。这从它的各种昵称可见一斑，如“埃里希的灯具店”、“EDEKA：埃里希的运河别墅”、“民德最大的酒吧”（《明镜》杂志的调侃）[5]。有些人视其为“一个有毒国家的象征性遗产”；而另一些人，尤其是东柏林人，则将它珍视为一个美妙的娱乐场所，也是他们美好回忆的载体[6]
在本文中将探讨共和国宫的多种功能和神话，从其城市规划效应和意识形态功能，到其在政治、文化和娱乐方面的主要实用用途。尽管共和国宫是人民议会（Volkskammer）的所在地，作为民主德国中央权力的象征，它具有重要的象征和宣传价值，但其多样的文化用途超越了其政治意义——共和国宫实现了作为“人民之家”的初衷，成为了东柏林居民和游客心爱的场所。
柏林中心的玻璃立方体
共和国宫位于一个城市的显要位置，被民德官方评论员称为“首都中心最重要的建筑”[7]。它建在柏林原皇家宫殿的旧址上，该宫殿在战时受损，1950年被统一社会党当局拆除[8]。共和国宫位于城市两条主轴线的交汇点。南北向看，它坐落在从博物馆岛到渔人区延伸的狭长施普雷岛的中部，与菩提树下大街仅隔一条街，附近还有柏林大教堂，再往北不远处则是四座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东西向看，它是“中央轴”的“社会政治和设计亮点”，共和国宫与南侧的国家委员会大楼（昂纳克的办公地点）以及西侧的外交部共同组成了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广场的民德政府中心“国家论坛(Staatsforum)”[9]。这一建筑群与新建的电视塔、经过重新设计的亚历山大广场商业中心以及更东边的卡尔·马克思大街一起，标志着以广泛的中央轴为核心的城市重建的完成[10]。共和国宫作为一个“引导性建筑”，在这片新政治和社会中心（东侧）与代表历史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西侧）之间起到了衔接作用[11]。
本图出自
在皇家宫殿旧址上建造共和国宫无疑是一个高度象征性的行为。共和国宫补充了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广场的民德政治中心，宣告东柏林心脏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新的社会主义权力中心取代了旧的君主制权力中心，曾经属于霍亨索伦王朝的代表性场所如今被一个象征“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宫殿所占据，象征着社会主义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12]。在开幕典礼的序言中，作家赫尔穆特·拜尔尔赋予了共和国宫极大的历史意义，称其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最终点”[13]。
为了使共和国宫和周围环境和谐融合，由海因茨·格拉芬德领导的建筑团队采用了金青铜色的镜面外立面，映照出周围的景观；建筑的高度也与周围建筑相协调——25米高的外立面与宫廷马厩(Marstall)和国家委员会大楼的高度相同。悬挂在白色大理石包边的立方体前的玻璃幕墙是共和国宫最显著的特征。格拉芬德认为透明幕墙是实现“外部和内部建筑开放性统一”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进步建筑师们所设想的 “实现工人自我表达的充满光明的人民之家”的重要特征，这点在后文仍会提及[14]。一些评论家认为，日光下不透明的金青铜色玻璃正象征着民德不透明的权力机制。然而，选择低透光率的玻璃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止建筑物因太阳辐射过热，从而降低空调成本[15]。
这一水平矩形建筑长
库尔曼认为，共和国宫是“民德现代主义真正的产物”，代表了1960年至1980年间“追赶现代化”的一个新建筑时期，有别于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建筑传统风格”，后者深受新古典主义的苏联建筑影响。共和国宫的非对称整体结构、立方体形状、平顶、玻璃幕墙和嵌入式底层等诸多特征，与国际现代建筑相呼应，尤其是那些受结构主义启发的战后文化和会议中心。在1970年代初经济和外交成功的基础上，民德成为国际认可的国家，共和国宫作为这种新自我意识的建筑象征，满足了东德政府展示其现代性和国际化的意图[16]。
在城市规划上，一些牺牲不可避免。由于高访客量，共和国宫前原本用于大型阅兵的马克思-恩格斯广场被改建为停车场，东柏林就此失去了一个用于意识形态展示的中心场所[17]。一些柏林人认为广场的象征意义受到了玷污，一位市民在投诉信中写道：“这是首都的广场，是我们国家的红色心脏。而现在呢？成了停车场！”[18]此外，为了解决停车问题，原计划放置在共和国宫前广场的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不得不向东迁至宫殿后施普雷河对岸的空地。这个新地点缺乏鲜明的政治象征内涵，马克思和恩格斯仿佛在意义不明地眺望着电视塔[19]。
1959年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的五一阅兵。
马克思恩格斯像，背对共和国宫，面朝远处的电视塔，1986年。
充满光明的人民之家与民主德国的梦幻岛
“充满光明的人民之家”这一设计理念备受其主设计师格拉夫恩德与第一书记昂纳克的推崇。在封顶和开幕仪式上，昂纳克称这座建筑是“人民之家，一个充满生机的政治与知识文化生活的场所”，它“见证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20]。这种“民族文化”源于19世纪晚期德国的“人民之家Volkshaus”传统，其起源于工人运动，核心理念是让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地享受文化[21]。包容性的人民之家与原址上封闭性的皇家宫殿形成了鲜明对比。
共和国宫被设计为一座五层的多功能市民中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可容纳5000人的“大礼堂Großer Saal”、容纳人民议会的“全体会议厅Plenarsaal”以及门厅（见图4）。此外，还配备了剧院、美术馆、保龄球馆、迪斯科舞厅、桑拿浴室和相关的餐饮服务等设施，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奢华和多样化的服务[22]。将国家权力机构的功能与大众娱乐的公共建筑相结合，这一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前卫。对于民德民众而言，这座宫殿主要是一个公共空间——一个去中心化、无等级的场所，其政治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仅偶尔用于人民议会和统一社会党的会议[23]。从1976年到1990年，共和国宫举办了超过2100场演出、大众舞会、会议和其他重大活动，其中只有135场是政治性质的[24]。
共和国宫剖面图：左侧为全体会议厅，中间为主门厅，右侧为大礼堂，图中也展示了五层楼的不同主题配色。（©Frösi，1975年9月，东德青年团杂志）
超大型机械工程：高科技大礼堂，疯狂的一次性工程，每个部件都手工单独铸造，可根据使用需求在短时间内完全变样——天花板和地板可以独立升降，观众席可以折叠和移动，可容纳500至5000名观众。
共和国宫因其日常开放性和多样化的活动，成为了一个深受欢迎的聚会场所，不论是为咖啡小聚还是为周年纪念日。据支付记录，在14年的运营期间，共和国宫共接待了约6020万名访客，平均每天约12,300人次[25]。这座宫殿不仅承诺为普通市民带来欢乐时光，更切实地提供了这样的体验，同时促进了他们的文化生活。著名德国作家珍妮·埃尔彭贝克（Jenny Erpenbeck）曾回忆起她在小学时期的一次难忘的校外参观，那是她首次走进这座崭新的宫殿：
“在画廊上铺满了地毯，高挑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像气泡一样的灯具，让人仿佛置身于水下……我去体验了保龄球；去五楼的剧院听了一场著名女钢琴家的音乐会，这让我下定决心成为一名钢琴家；我还去了可以俯瞰施普雷河的葡萄酒吧，我挪了挪沉重的铸铁椅子，好能舒服地坐着。[26]”
共和国宫在开放后不久便成为了民德的文化中心，并迅速发展为多元文化和国际理解的重要论坛。比特纳评论道：“在从通俗性到代表性、从大众化到先锋派的创作尺度上，这里可以找到任何形式的艺术表现。[27]” 以1983年为例，访客们全年都能在画廊欣赏到备受推崇的东德先锋派艺术家的大型绘画作品；一月份，他们可以聆听新年音乐会，二月份参加政治歌曲节，三月份参与“春之舞”，七月和八月则是宫殿的夏季舞会，十月份则能在大礼堂欣赏联邦德国巨星乌多·林登贝格（Udo Lindenberg）的“为和平摇滚”音乐会。年末，他们还可以前往剧院观看热门电视节目《五彩缤纷》（Ein Kessel Buntes）的现场录制[28]。
全体会议厅：人民议会
门厅与画廊
大礼堂：1986年SED大会
大礼堂：1984年，大众芭蕾
青年迪厅
剧院：1981年，勃兰登堡协奏曲
诸如“广度与多样”、“融入日常生活”、“与人民团结一致”、“国际团结”等标语，是媒体和文化官员的标准宣传内容，但普通市民对此相当冷淡。他们经常光顾共和国宫的原因很简单——这里的服务在各方面都极具吸引力且价格实惠[29]。诚然，某些特殊表演（如乌多·林登贝格在“自由德国青年”[FDJ]活动上的演出）通常只有通过特定组织内部的配额票才能进入。然而，对于大部分活动，例如深受欢迎的剧目《马克思》和宫殿舞会[30]，普通市民购票并无困难。此外，在每天从上午10点开放至午夜的主门厅区域内，一年四季都有多种免费活动对公众开放——包括时装秀、音乐会、节庆集市、舞蹈表演等等[31]。
1983年10月25日，林登贝格在共和国宫的音乐会。
免费入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直播活动在主门厅的配套节目
除了丰富的文化活动，共和国宫内的餐饮服务也备受欢迎。共和国宫内共有13家餐厅、酒吧和咖啡馆，提供了许多在东德其他地方无法品尝到的菜肴和饮品。更重要的是，这些餐厅面向普通大众，价格实惠，并且无需使用西方货币支付[32]。在东柏林居民间，这些餐厅享有美誉，有市民评价道：“五个人只花25马克就能吃到爽。[33]”
然而，稳定且实惠的价格以及众多免费服务却以民德在其宣传口上的巨大支出为代价：共和国宫的年度预算约为1.2亿东德马克，其中仅有3000万通过门票、餐饮和场地租赁收入得以回收，其余部分则需由国家补贴[34]。共和国宫在严重赤字的情况下仍受全力支持，无论是每一餐饭还是每一场文化活动。然而，其财政成本几乎超出了东德的承受能力。
曾为多家英文报纸报道东柏林的记者克莱夫·弗里曼这样评价这座宫殿：“它是周围一切单调景象中的一抹亮色。每次我去那里，宫殿总是熙熙攘攘，人们尽情享受着欢乐[35]。”在这座被戏称为“埃里希的灯具店”的建筑中，一万多盏灯泡从早晨到深夜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与这个能源短缺的国家中其他地区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
斯特凡·沃勒将共和国宫比作“一个梦中的民德”—— “一个依赖高额补贴而人为维持的幸福岛屿”[36]。 这一“梦幻岛”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民德国家与社会间的交易：“扩大消费与物质保障，以换取政治上的沉默——若非忠诚的话。[37]”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种消费主义政策从长期来看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
当宫殿失去了它的共和国
2006年1月31日，柏林最受欢迎的小报《BZ》带着几分揶揄报道道：“共和国宫消失了……埃里希的灯具店最终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拆除工作在八点整开始。没有人会为它流泪。”德国艺术史学家阿德里安·冯·布特拉评价道：“这一说法完全是谎言。[38]”
共和国宫成为对失败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意识形态进行刻薄批判的化身，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这座矗立在东柏林中心的纪念性建筑，长期以来被视为民主德国的标志。坐落在原皇家宫殿旧址上的共和国宫及其“国家论坛”中的人民议会，象征性地宣告了社会主义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而民德现代主义风格也满足了国家对自身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展示需求。
然而，在其14年的使用寿命中，这座多功能宫殿的政府建筑功能始终居于次要地位。作为一座备受喜爱的市民中心，它兑现了最初“人民之家”的承诺，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吸引力十足且价格实惠的服务。它为市民提供了丰盛的盛宴、聚会的欢乐时光，以及极具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文化活动。随着“宫殿失去了它的共和国”，这个依靠国家补贴维持的梦幻岛就此寿终。然而，对于不少民德民众而言，这里是他们美好记忆的真实存放地。尽管人们为保护它免于拆除进行了抗议和请愿，尤其是1993年宣布拆除后掀起了一场抗议风暴，但仍以失败告终。
脚注
[1] “Was, wann, wo im Palast der Republik,”Neues Deutschland, April 24/25, 1976, 8.
[2] “Der erste Abend im Haus des Volkes,”Neues Deutschland, April 24/25, 1976, 3.
[3]Moritz Holfelder,Palast der Republik: Aufstieg und Fall eines symbolischen Gebäudes(Berlin: Ch. Links Verlag, 2008), 54-55.
[4] Adrian von Buttlar,“Berlin’s Castle Versus Palace: A Proper Past for Germany’s Future?”Future Anterior 4, no. 1 (2007): 14.
[5] Anke Kuhrmann,Der Palast der Republik: Geschichte und Bedeutung des Ost-Berliner Parlaments- und
Kulturhauses (Petersberg: Michael-Imhof-Verlag, 2006), 64; Holfelder, Palast, 57
[6] Brian Ladd,The Ghosts of Berlin: Confronting German history in the urban landsca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62.
[7] “Der erste Abend,” 3.
[8] Ladd,Ghosts, 56-58.
[9] Anke Kuhrmann,“The Palace of the Republic in Berlin - the Demolition of a Politically and Aesthetically Burdened Building,” Historic Environment 25, no. 1 (2013): 47, 92.
[10]Tim Birkholz,„Schloss mit der Debatte!“?: die Zwischennutzungen im Palast der Republik im Kontext der Schlossplatzdebatte (Berlin: Univerlagtuberlin, 2008), 11.
[11]Kuhrmann,Palast, 93.
[12] Ibid, 169.
[13]Hans-Joachim Kynaß, „Ein schönes farbenfrohes Festbukett,“Neues Deutschland,April 24/25, 1976, 4.
[14]Deborah Ascher Barnstone, “Transparency in Divided Berlin: The Palace of the Republic,” inBerlin Divided City, 1945-1989, ed. Philip Broadbent and Sabine Hake (US:Berghahn Books, 2010), 108.
[15] Kuhrmann, Palast, 176.
[16] Ibid.
[17] Brian Ladd, “East Berlin Political Monuments in the Lat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Finding a Place for Marx and Engel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7 (2002): 100.
[18]Letter from Gerd Lüdersdorf, BA, DR1/1759A, fol. 34-5,cited Ladd, “Monuments,” 101.
[19] Ladd, “Monuments,” 101
[20] “East Berlin Gets Vast Civic Center,” New York Times, May 9, 1976, 18.
[21] Kuhrmann,Palast, 145.
[22] Ibid., 65-66.
[23] Ladd,Ghosts, 62.
[24] Volker Büttner, “Die Veranstaltungen. Zwischen Professionalismus und Provinzialismus,” inEin Palast und seine Republik. Ort-Architektur-Programm, ed. Thomas Beutelschmidt (Berlin: Verlag Bauwesen, 2001), 159.
[25] Ibid., 160.
[26] Jenny Erpenbeck, “PALAST DER REPUBLIK,”MQR 58, no. 4 (Fall, 2019): 548.
[27] Büttner, “Veranstaltungen, ” 173.
[28] Holfielder, Palast, 62.
[29] Büttner, “Veranstaltungen,” 169.
[30] Holfelder,Palast, 65-66; Büttner, “Veranstaltungen,” 173.
[31] Büttner, “Veranstaltungen,” 163.
[32] Ladd,Ghosts, 62.
[33] Holfielder,Palast, 57.
[34] Ibid., 65-66.
[35]Ibid., 60.
[36] Birkholz,Schloss, 16-17.
[37] Mark Landsman,Dictatorship and Demand: The Politics of Consumerism in East Germa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5.
[38] Buttlar, “Castle,” 14.
[39] Ibid.
[40] Erpenbeck, "PALAST,”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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