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长度约为8500余字
采访人：大卫·布罗德尔（David Broder）
受访者：伊内斯·施韦德特纳 （Ines Schwerdtner）
译者：北雁五月
原文链接：Die Linke Has to Be a Party for the Working Class
https://jacobin.com/2024/12/germany-die-linke-wagenknecht-afd/
本文为系列文章，关于上一篇，请参见德国左翼党能否重振旗鼓？
在上一期的评论区里，有读者表示参与了左翼党的活动，这里值得引述一下：
“我参加了8月莱比锡左翼党越南裔候选人的5万户入户访谈计划，平时也参加哥廷根的党支部活动。Wagenknecht退党后左翼党吸纳了一大波来自各种社会运动的年轻人，并且大家通过海量的入户访谈，宣传和参与工会的动员组织工作迅速成长，基层党组织呈现出惊人的活力，给我很强的震撼。我（也许过于天真地）相信左翼党摆脱wagenknecht后正处在phoenix moment，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本文的访谈内容中新任主席也提到了入户访谈作为左翼党和群众重新建立联系的方式，这无疑是一个革新的符号，和我们这位乐观的读者也形成了呼吁。不过，对于本次选举来说，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直接转化成选票，甚至不一定能扭转先前展现出的颓势，但是至少有了一个开始。
伊内斯·施韦德特纳是德国左翼政党“左翼党”新当选的联合主席。在接受《雅各宾》采访时，她解释了自己如何希望将党与工人阶级基础重新连接起来。
德国将于明年2月23日提前举行选举，此前总理奥拉夫·朔尔茨的政府发生分裂。在经过长时间的预算争议后，由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上周三宣告解体。自从这支“交通灯”联盟三年前上台以来，乌克兰战争、能源成本飙升以及政府自身的紧缩政策共同推动了生活成本危机，使得执政党失去了大量支持。左翼党（Die Linke）曾是德国近二十年的主要左翼政党，此次原本有机会利用政府的失败和“进步”形象的丧失。但左翼党本身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一年前党内一位最具影响力的成员——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的分裂导致党内局势更为复杂。瓦根克内希特的新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将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立场与反移民立场相结合，如今在民调中的支持度超过了左翼党，后者面临着可能无法顺利进入议会的风险。即便在分裂之前，左翼党的支持率就已持续下降，尤其是在它曾经的东部大本营。对此，伊内斯·施韦德特纳（Ines Schwerdtner）深感担忧。施韦德特纳曾是德语版《雅各宾》（Jacobin）的主编，也是“国有化柏林大地产主财产”运动的活动家。她与扬·范·阿肯（Jan van Aken）一同当选为左翼党的联合主席。施韦德特纳呼吁左翼党重新与已逐渐疏远的工人阶级建立联系。本周二，《雅各宾》欧洲版编辑大卫·布罗德尔（David Broder）在柏林总部会见了施韦德特纳，讨论了左翼党的前景。他们谈到了特朗普胜选对德国政治的影响、左翼如何与工人阶级选民沟通的问题，以及在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中如何为左翼党注入新的活力。我们现在谈话的时间是在唐纳德·特朗普胜选后一周、德国政府分裂后六天。你认为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将它们相类比是否合适？在这两起事件中，很明显，政治中间派都失败了，因为它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无法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美国和德国的自由主义媒体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工人阶级选民会再次支持特朗普，结果完全猝不及防。他们在过去几年什么也没有学到。我认为伯尼·桑德斯说得很对，他说你们不应该对自己的失败感到吃惊，因为你们并没有为工人阶级利益工作。我认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奥拉夫·朔尔茨的“交通灯”联盟中。但区别是：在其内部分裂后，为了迎接新选举，社民党和绿党现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克里斯蒂安·林德纳 [前财政部长，来自“新自由主义鹰派”的自由民主党] 身上。他被塑造为那个未能对执政负责的坏人。林德纳确实是坏人——但整个执政联盟从本质上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不只是他一个人。政府整体上未能关心工人阶级的利益。一些欧洲中间派人士在特朗普的选举中看到了机会：这是重建欧盟的机遇。今年9月，马里奥·德拉吉（译者注：前欧洲央行行长，前意大利总理）发布了关于重启欧盟经济的报告，声称现在是付诸实践的时候。你认为特朗普当局——或许还有欧盟在防务上加大投资——将如何改变德国的政治？特朗普的当选加剧了已经在发生的动态过程。当社民党和绿党谈论“主权欧洲”时，他们指的是扩大军事支出。事实上，朔尔茨总理和罗伯特·哈贝克 [副总理，来自绿党] 在最近几天就已经这样说过。在面临提前选举的同时，他们表示需要在军费支出上获得“债务刹车” [德国宪法限制政府预算赤字的规定] 的豁免。绿党正在讨论为防务增加5000亿欧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不是用于基础设施，不是用于学校、建筑和桥梁，而仅仅是用于军事支出。因此，我认为这场短暂且激烈的提前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围绕着欧洲和德国的防务以及安全政策展开，一切都在军事的语境下讨论。这令人担忧。当政治中间派提到“主权欧洲”时，他们指的就是以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为代表的建设欧洲军的计划。今年夏天，在欧盟选举的竞选活动中，我们曾对此表示，是的，我们需要一个具有社会和经济政策意义的主权欧洲和欧盟，这意味着我们不依赖美国或中国。在最近的选举中，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表现良好，而左翼党则失去了选票。我们可以说，这些政党利用了对经济的不满情绪，如燃气价格和通货膨胀。然而，它们显然也将这些情绪与战争的叙事结合在一起：它们说精英们在北溪管道问题上撒谎，没有将德国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左翼党说它呼吁的是对社会的支出，而不是军事建设。但你们提供的替代方案是什么？欧洲的北约国家，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即使考虑到购买力，其军事开支也大约是俄罗斯的两倍。因此，至少如果你认为俄罗斯政府是由理性行为者组成的，普京即将（对欧洲）发动攻击的说法就不可信。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人们的焦虑，但不能陷入自由主义话语，说我们需要一直增加军事开支。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和选择党的所谓“和平联盟”的问题在于，它们假装只要重启北溪管道，一切就都会好转。这不是事实。也不能把德国的工业衰退仅仅归咎于更高的能源价格；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有普遍的投资不足问题，并且在许多技术领域都落后。因此我们被困在两个假新闻阵营之间，它们假装可以一举解决整个问题：要么是最终打败普京，要么是与他达成协议。我认为地缘政治或工业政策并不是这么运作的。我们面临的问题与更广泛的经济相互依赖有关。但在这个分裂为两个阵营的媒体话语体系中，将其转化为政治沟通要困难得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我们会说：我们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取能源，而非依赖天然气和石油。但是，只要我们无法真正将这种替代方案传达给人民——这正是我们的工作——那么人们更容易想到的就会是北溪管道。这比起说应该投入5000亿欧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人民控制下的清洁能源要容易得多。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发展一种左翼民粹主义，它提供积极的替代方案，且必须基于合理的政策，而不是仅仅为做白日梦的人提供空洞的修辞。关于这些替代方案：我们最近听说，大众汽车计划裁撤至少三个生产基地，涉及德国全国12万名员工（整个大众汽车集团有30万人）。我们可以想象，左翼党会站在工人一边。但是，你们提供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德国的汽车市场依赖国家补贴，即使德国能够紧跟中国在电动车生产的转型，这肯定也会导致大量失业。左翼党会对大众汽车工人说什么？我们正在与来自金属工人工业联盟（IG Metall，德国主要的金属工人工会，也是德国和欧洲最大的产业工会，是三方谈判的主要潮流引领者，与其盟友联合服务业工会（ver.di）合计占德国劳动力总数的15%左右。——译者注）的人一起制定策略，组建工作委员会 [员工代表委员会]。工人们正在为大众汽车管理层过去五到十年的失败买单，而国家也未能尽职。上一次我们遇到这种危机时，国家为每个人支付了5000欧元买新车。在我们现在面临的深度去工业化阶段——显然，汽车工业是德国工业的支柱之一——这种政策是不够的。我们所坚持的一点是，国家援助只能以公司股权为交换条件。当你有公共投入时，你也需要公共控制。这并不意味着一蹴而就将大众汽车国有化。但国家和工人需要在决策中拥有更多控制权。这一直是我们的立场。现在我们需要更具体地与金工联盟和各个工作委员会合作。我们需要一个产业政策方案——正如伊莎贝拉·韦伯（Isabella Weber，德国经济学家，支持价格控制和暴利税。——译者注）所说——为该产业提供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前景。我在与选民和工会成员讨论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类型的理念时，发现他们通常同意将绿色转型与创造新工作岗位联系起来，但并没有看到具体的例子来让他们相信这是解决自身工作问题的答案。确实如此。在德国，我们仍然怀有一种情绪，认为国家应该参与钢铁或汽车行业。确实存在某种福利国家和部分公共控制的观念，金工联盟的章程中也提到了，如果有必要，应该对主要产业进行社会化。虽然没有人认为这些在明天就会发生，但在工人的日常讨论中，仍然有这种政治情绪。我认为我们可以围绕这一点进行动员，要付出比过去几年多很多的努力。我们在产业工人中的选民基础仅为1%或2%，这非常低。任何社会主义政党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满足。我最近和比利时工人党（PTB）的彼得·梅尔滕斯（Peter Mertens）进行了交谈，我们讨论了如何接触工厂中的人们。他说，要重建与产业工人的这种联系，比其他类型的社区组织需要多做十倍的工作。我认为，尽管如此，还是值得投入，因为它带来了战略杠杆和社会力量。所以我认为我们无法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完成这一切。但我们绝对应该更频繁地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制定一个计划来接触产业工人。没有他们，我们再好的政策也只是纸上谈兵，没有人会关心。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大众汽车和汽车工业的危机，表明我们也把产业工人纳入我们关于工人阶级的宏大图景中，以重新获得信心，这样我们的工人阶级政党就会是一个为工人服务的党。左翼民粹主义常被视为与更加碎片化的工人阶级，而非大规模的有组织工人，直接对话的方式。在德国，关于选择党崛起的分析常常说它正在赢得“被遗忘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在前东德地区。我们可以说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它们并不真正在最被抛弃的群体中获得支持。但的确，它们在贫穷的农村地区表现得更好，而在1990年代左翼党在这些地区表现良好。考虑到你们在联邦选举前拥有的工具和时间，左翼民粹主义策略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在东德，斯特芬·毛（Steffen Mau，德国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福利研究、社会不平等和欧洲一体化。——译者注）恰当地指出，那里有一种深刻的抑郁和疏离感，不仅仅是对左翼党，也是对政党和政治的普遍疏远。这一过程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所以，要在农村地区恢复力量，即使我们表现得很好，也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们需要谈论作为工人的工人。我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很敏感，提到每一个人及其问题时，不想忽视任何人的感受，成为那个“拥有所有形容词的左翼党”，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但我们需要从这次竞选的第一天起改变我们的沟通方式，明确表示我们是一个不同的党。我们应该谈论人们想要什么，害怕什么：这些应该是我们谈论的内容。所以，当我们谈论租金上限、物价、去工业化时，我们需要把工人阶级及其利益放在最前面，彻底改变我们谈论政治的方式。在竞选联合主席时，你谈到了党的重组。其中一个方面是上门访问和基层活动。你引用了一些国际的例子：奥地利共产党和比利时工人党。那么，这会涉及到什么呢？我们原本计划进行一场“选举前竞选”，上门拜访10万个家庭。显然，由于选举提前举行，我们已经取消了“选举前”这一部分，现在已经进入竞选阶段。但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是准备最充分的党之一，因为我们已经有150个左翼党小组在选举季正式开始前就开始了竞选工作。我们原计划敲开10万扇门，以听取人们的声音，并直接从他们那里获得我们竞选的主要提案。在最初的几千次对话之后，我们所听到的是——并不令人惊讶——大多数城市里的居民谈论的都是租金问题。我认为这让我们更有正当性地说，好的，那么我们在这次选举活动中的目标就是全国范围内设立租金上限，因为这是人们最需要的。社民党在生活成本危机、供暖和新房建设方面完全失败了。租金已经上涨了多年，且不仅仅是在大城市。自从政府上周倒台以来，已有超过两千人加入了我们党。我们有很多新成员在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我认为最好的做法是让他们与人民接触，说服人们支持左翼政治，同时也让我们所讨论的内容直接来自于我们所希望代表的人们。我们必须在这种对话方式上进行实验。现在我们需要更快地启动竞选活动。所以，在完成一万次对话之后，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分析。我希望在两周后，我们能制定出一个新计划，涵盖了人们在家门口告诉我们的内容。这是未来几年最大的任务之一。在我们最近的党代会上，关于为党代表设定收入上限的话题讨论了很多：我的联合主席扬·范·阿肯和我都拿着中等工人月薪2800欧元。我认为这是一个榜样。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在党内制定出一条新规。但我们可以朝着成为一个更加社会主义的政党迈出这一步，避免党员与党内职能部门之间的分化。我们已经讨论了代表性问题——举例来说，在即将举行的汉堡州选举中，我们将推出一位最近参与罢工的码头工人作为候选人。我们需要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如护士和工人，出现在我们的候选人名单上。我更倾向于为此设置配额，把这个问题提上政治议程。左翼党是一艘载有55000名成员的“船”，需要掌舵。但是你可以感受到来自多方的争取变革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我们。我们发布消息称我们将限制自己的工资，我认为这是我们最近几周所做的最受欢迎的事。我们很久以来首次出现在《图片报》（德国著名右翼立场报纸。——译者注）上，而且是以积极的新闻出现，人们说，我通常投票给选择党，但我真的很尊重你们所做的事。我认为这能够让很多原本说自己对左翼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改变看法，因为他们喜欢这种不同的态度。这可以改变人们对我们的看法。我正在参加莱茵特贝格选区的选举 [位于东柏林，目前的联邦议会代表为左翼党成员]。我们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谈，现场挤满了人——那些曾经是民主社会主义党 [PDS，存在于1990年代至2000年代，前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部分继承者] 党员并且一直是左翼党支持者的老一辈人，他们表示自2007年左翼党成立以来，他们从未感受到如此的希望。所以你真的能感受到某种变化。大约三分之二是老人，三分之一是更年轻的、更新颖的、更行动主义的、刚刚加入的党员。我认为这是党现在如何运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多数年轻人都非常渴望做事情。我们也不能仅仅是一个年轻活动家的政党，以避免人们仅仅在竞选活动中加入，然后因为选举结果不佳而沮丧并离开。我们也需要老一代人的经验。要弥合二者之间的差距，需要让他们共同参与实践。竞选活动是很好的契机。我们也希望通过教育项目来真正建立这些联系，特别是针对那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因为害怕选择党或特朗普的回归而加入左翼党的人。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教育和实践将他们培养成社会主义者。此外还有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参与政治的方式：我邀请人们来参加我的意见咨询会，倾听他们的声音，试着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认为这能让人们更清楚地感受到党可以是什么。你如何看待与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分裂？左翼党领导层的变化是否为赢回人们的支持提供了道路？大约有一万名党员在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分裂中离开了。许多人对左翼党感到失望已久，我无法立即让他们回归。但第一步是赢回选民，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人们也对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感到失望，尤其是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政府的加入谈判问题上：他们对此非常愤怒。人们似乎意识到，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正在做与其他党派一样的事情、达成一样的交易，并没有真正为我带来变化。所以，第一步是赢回我们失去很多瓦根克内希特联盟选民的那些地区。但我们无法把他们全部争取回来，党员的情况甚至更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流失过程。但是，我收到了很多来自人们的信息，他们说，你们的领导给了我某种希望，认为我们将走上一条正确的轨道。我认为这也需要一些时间。就在上个月，柏林的一小部分领导人离开了左翼党，表示党没有认真应对反犹主义问题，并且批评党没有更多地与绿党和社民党建立联盟。你如何回应这些批评？他们是在党代会之后离开的，那次党代会非常成功，尤其是在中东和加沙战争问题上。我们找到了新的讨论方式，邀请左翼党中我们所知的不同立场的各个团体参与其中。我们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最终达成了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决议：绝大多数人支持人权立场，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但同时我们显然并不支持哈马斯。我认为，作为一个左翼政党，我们应该明确表示这一点。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一些人会在上次党代会之后离开，尤其是以这种解释为理由。这并不能使我信服。在左翼党内部，始终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对立：一方面是进入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保守阵营，另一方面是超“进步”的一派。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失去了两端的极端派别。但在左翼党内，绝大多数人已经达到了比过去几年更好的立场。我们知道，德国左翼对中东和以色列的问题非常敏感。但我认为我们找到了一种很好的讨论方式，我不希望因为某些人说这对他们还不够，就否认这一点；这不是党运作的方式。关于巴勒斯坦和反犹主义的话题，国际左翼舆论，实际上不仅仅是左翼的舆论，常常觉得德国媒体政治在这个问题上的框架既奇怪又有时荒谬，像《明镜》杂志上攻击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瑞典气候活动家、巴勒斯坦团结运动参与者，即中文互联网所谓的“瑞典环保少女”——译者注）的文章。上周，联邦议会讨论了一项关于采用国际反犹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对反犹主义定义的决议——也影响到艺术家的公共资金问题——这遭到了国际特赦组织的批评，因为该定义压制了对以色列的合理批评。这不仅是德国的问题：它也出现在英国工党在杰里米·科尔宾领导下的斗争中。但考虑到这些批评，以及左翼党已经提出了对策，而且事实上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也投了反对票，那么为什么左翼党选择投票弃权而不是反对呢？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打击反犹主义的决议，得到了许多团体、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支持。我们表示不支持采纳IHRA定义的决议，因为它显然侵犯了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并且带来了许多令人困扰的后果。不幸的是，这项决议没有通过联邦议院。因此，党做出了决定——更确切地说，是左翼党议员作为团体做出的决定——选择弃权。我确实认为，我们本可以在提出自己的立场时更加坚定，不支持政府的做法。但对于我们党来说，能够达成统一的立场，已经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联邦选举将在2月23日举行。上次你们的得票略低于进入议会的5%得票门槛，但通过一个漏洞——赢得了三个地方选区——你们依然获得了一批议席。这次选举你们的策略是否还是这样？这次是一个双重策略。我们仍然应该争取突破5%门槛，因为16%的人表示他们愿意为我们投票。我们需要找出这些人是谁，是什么阻碍了他们投票给左翼党。但我们也需要争取选出六名直接当选的议员，至少赢得三个选区。我们在9月的萨克森州选举中看到了这一策略的效果，虽然我们就差一点达到5%门槛，但在 [其最大的城市] 莱比锡，阮南斗（Nam Duy Nguyen）开展了一场非常出色的竞选活动 [他成功当选，帮助左翼党重新进入州议会]。他之前并不为人所知，但他动员了进步派选民、不稳定工人（precarious workers）以及通常不投票的人群。我们也需要在其他城市建立类似的联盟。他的父母从越南移民到民主德国，成为所谓的“合同工”。他有着丰富的个人经历，可以与人们分享，并且向我们通常无法接触的社区讲话。因此，在联邦选举中，我们将争取在柏林和其他一些东部城市赢得直接当选议员，这表明我们并没有放弃东部。同时，我们也在努力进入潜力更大的地区，如汉堡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在那里我们可以从工人和不稳定人群中获得更多选票，同时也与对社民党和绿党感到厌倦的进步人士交流。这正是阮南斗所做的，我们应该在我们竞选的大多数地区这样做。我们将于5月在开姆尼茨召开党代会。如果我们进入了议会，我们仍然需要召开这次党代会，讨论在当下如何利用已有的资源重建党。如果我们没能进入议会，我们也需要做这个工作——虽然资源更少，但将更加紧迫、清楚地表明需要进行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在德国我们仍然需要一个面向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就是我为什么想成为联合主席的原因：这样的政党无处可寻。作为新领导人，我们最好能带着选举成功的结果来到党代会，表明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些，并打破关于衰落的说法。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最近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功；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例如，2022年底当选为罗斯托克市长的伊娃-玛利亚·克罗格（Eva-Maria Kröger）。我们需要从自己的胜利中学习，也要从其他党派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当然，罗斯托克的做法可能在柏林市中心未必完全适用。但我们的竞选活动需要包括不同部分的工人阶级。
